好的經濟政策一定會帶來經濟的高速增長與發展，經濟發展的成果又可以帶來更多其他的成就，尤其是能讓人民的生活更加舒适和富足
□中國經濟報告記者王藝璇
阿馬蒂亞•森，1933年出生于印度，1959年在英國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擔任過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與哲學教授、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美國經濟學會會長、國際經濟學會會長等學術職位。瑞典皇家科學院将199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阿馬蒂亞•森，以表彰他在福利經濟學基礎研究課題上作出的數項關鍵性貢獻。從公共選擇的一般理論、福利與貧窮指标的定義，到對饑荒的實證研究皆屬其貢獻範圍。他的理論旨在使一個社會中最大多數人的福利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他曾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寫過人類發展報告，當過聯合國前秘書長加利的經濟顧問，被稱為“貧民經濟學家”、“最有良心的經濟學家”。他也是自1969年首屆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以來獲此殊榮的首位第三世界國家公民。在阿馬蒂亞•森近日到北京參加學術研讨會期間，《中國經濟報告》記者專訪了他，零距離聆聽了來自森教授的獨到見解。
自由是發展的最終目的
中國經濟報告：傳統上，經濟學家們将人均收入、GDP指标、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标。而你向人們提出了一個新論斷:發展就是追求全面自由的過程。這是為什麼？
阿馬蒂亞·森：相比隻關注經濟效率的主流經濟學家，我更加關注社會底層人群的生活狀況、權利以及能力問題。這可能和我的成長經曆有關。我出生于印度的桑迪尼克坦地區，經曆過饑荒、疾病。少年時期還曾經曆過宗教政治家煽動的大屠殺和一系列非理性行為。這讓我認識到極端貧困下的經濟不自由可以使一個人成為其他形式不自由的無助的犧牲者。後來，我有幸進入好的學府，接受好的教育，并有機會對之前的發展觀進行深刻反思，進而提出了以自由為經濟發展核心的發展觀。
主流經濟學把發展視為GDP的增長或人均收入的提高，這不僅片面，而且會掩蓋一系列畸形發展必然帶來的惡果，如貧富兩極分化、環境污染、人的自由被剝奪等。我認為，應該以自由看待發展。市場經濟體制的靈魂和核心是自由，這裡的自由包括經濟、政治、思想等諸多方面。與此相對應，效率隻不過是自由的一個結果，它為自由服務，而非自由服從于效率。自由既是發展的最終目的和最高價值标準，也是發展的強大動力。
中國經濟報告：那麼，經濟發展和自由之間存在怎樣的聯系？
阿馬蒂亞·森：經濟發展可以延伸到能夠保證人們在最低限度的自由之上去做那些有理由想做的事情，所以經濟發展實際上是關系到自由的。二者之間并不需要平衡，而是需要互相加強的關系。經濟發展促進自由，自由可以幫助經濟發展，這兩者并不矛盾。
中國經濟報告：自由是個含義很廣的詞，那在你眼中，什麼才是自由？
阿馬蒂亞·森：實際上，自由就是人們去做他們有理由珍視的事情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以及去享受他們有理由珍視的生活的自由。具體說來，包括免受諸如饑餓、營養不良、可避免的疾病、過早死亡之類的困苦……這些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夠識字算數、參與政治等等的自由。
中國經濟報告：你提到了可行能力，這是你學術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它是個什麼概念？可否舉例說明？
阿馬蒂亞·森：可行能力指的是一個人有可能實現的、各種可能的功能性活動的組合。它既包括一些很初級的要求（比如有足夠的營養、不受可以避免的疾病之苦等），也包括參與社會生活和擁有自尊等非常複雜的要求。舉例來說，一個節食的富人與一個不得不挨餓的窮人相比，就攝取的食物或營養熱量而言，也許是相等的，但他們所具有的可行能力卻是不同的。節食的富人可以選擇多種行為方案，比如他可以選擇不節食，可以選擇吃得好從而得到充足的營養。進一步說，他既可以選擇吃肉、吃魚，也可以選擇吃青菜、吃水果。也就是說，他具有選擇多種行為方案的能力，而貧困者則無法做到這些。
中國經濟報告：那麼，這是否意味着擁有較多的基本物品就具有這種能力呢？
阿馬蒂亞·森：當然不是的。從基本物品到能力，還存在着一個轉化的過程。所以，擁有較多的基本物品，隻是為擁有較大的可行能力提供了重要條件，并不是說擁有了較多的基本物品就擁有了較大的可行能力。比如，一個身有殘疾者，或者一個老者，又或者一個疾病纏身者，将他與一個身體健康者進行比較，即使他擁有超越于健康者之上的基本物品，但在實際生活中他仍然是一個弱者。這也就是說，盡管他擁有較多的基本物品，但他仍然缺乏可行能力，缺乏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視的生活的自由。
中國經濟報告：在你看來，現在的經濟學研究最應該關注什麼問題？
阿馬蒂亞·森：經濟學革命的前提是對主流經濟學的批判，我希望現在的年輕人善于思考、勇于挑戰。在我看來，現在經濟學最要關注的是現實的人，且要以人為本，具體來說就是現實人的自由發展。不是把這裡的“人”本末倒置地僅理解為效率的工具；恰恰相反，經濟學應關注人的生活質量、效用和财富等衆多方面。
中國的關鍵問題
中國經濟報告：作為經濟學的集大成者，你如何評價中國經濟近年來的發展？
阿馬蒂亞·森：首先，中國有一點非常了不起，那就是能夠把公共服務資源（像教育和衛生等資源）調動起來，共同用于推動社會進步。如果從曆史角度來講，中國的崛起并沒有什麼不尋常的地方。在古代，中國就是世界上的領導國，有一些偉大的思想。現在在西方教育中也有很多中國儒家、道家思想的課程安排，我也曾經學習過。最早，中國對于市場經濟是持懷疑态度的，現在則是非常希望用市場化的手段發展經濟，同時發展教育、衛生事業。這都得益于1979年開始的改革開放。
其次，中國對人才和教育非常重視。一位歐洲學者說過，如果有基本的教育和技能，在遇到挑戰時就可以很好地面對。中國當下的領導人以極大的決心和高深的技巧，采納了通過改善人的能力來加快經濟發展的基本模式。原先大家都認為，中國沒有重視教育，但事實并非如此。很多商品，中國都可以生産，就是因為中國人知道學習。這主要是勞動力技能提升的過程，而這些并不完全是在學校教授的。不僅如此，中國現在也在繼續塑造自己的教育體系。這不僅推動了社會發展，也推動了工業發展。這是印度需要吸取的經驗，印度有非常好的IT、醫藥等成就，但經濟發展不如中國穩健。
中國對世界的最大貢獻之一還在于，它證明了一個貧窮國家是可以通過經濟發展走向富裕的。傳統經濟理論認為，引發饑荒的主要原因是糧食産量的下降。而我通過研究發現，饑荒的形成并不完全是因為糧食産量的下降，而很可能是由于包括勞動權、生産權、交換權以及繼承權在内的各種權利的喪失造成的。也就是說，在消除絕對貧困的條件下，相對貧困依然存在。
中國經濟報告：經濟發展能全面消除貧困嗎？
阿馬蒂亞·森：就像香港幾十年發展所呈現出的，以及中國大陸實行經濟改革後所展現出的，好的經濟政策一定會帶來經濟的高速增長與發展。經濟發展的成果又可以帶來更多其他的成就，尤其是能讓人民的生活更加舒适和富足，擺脫長久以來的貧困狀況。中國目前生活在貧困線下的人口與三十年前實行經濟改革時候的貧困人口相比隻是很小的一部分，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經濟的高速增長，首先是農業發展，其次是工業增長。
然而相比之下，在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尤其是拉丁美洲，人均收入的增長卻并未能使貧困相應地減少。我們當然有充足的理由追求經濟增長，但這是為了人類生活的進步。我們不能僅僅局限在發展經濟上，還要将眼光放長遠一些。比起僅有經濟發展本身所能創造的前景來，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前景更全面、影響更深遠。
中國經濟報告：很多人說拉美地區的經濟深陷泥潭，正是因為它們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關于中國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有着不少的争論，你怎麼看？
阿馬蒂亞·森：也許是因為中國已經成為中等收入國家，所以才會有“中等收入陷阱”的這個讨論。中國經濟為什麼放緩，有人說因為“中等收入陷阱”，好像這樣一句話就把它交代清楚了，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把背後的原因說清楚，為找到原因就要進行深入的讨論。可能是我才疏學淺，我真的不知道“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什麼。設立這樣一個概念，是因為文獻上有很多讓人迷惑的地方。我并不是說“中等收入陷阱”這個說法不适用于中國，關鍵是我不知道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人們應該找到經濟放緩背後的原因，而不是用這樣一個概念解釋所有問題。
有人說，發展到一定階段，一個國家就會止步不前，必須要應對一些問題才能夠擺脫這種困境。中國經濟發展速度非常快，我想隻有用細菌感染才能形容如此快速的增長。我們不能單純從曆史角度來說未來會有瓶頸。現在中國的發展比較溫和，這隻是相對的放緩，更何況中國的收入增長還是非常快的。中國的發展進程在全世界沒有過先例。關鍵是如何對經濟進行調整，包括在财稅方面進行調整，從而提供恰當的激勵機制。我覺得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不是問題，消費率還可以進一步提升。
中國經濟報告：那麼，中國下一步的發展應該考慮什麼問題？
阿馬蒂亞·森：中國在經濟和社會發展兩方面都取得了長足進步，但現在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用經濟發展去促進社會取得進一步的發展。以泰國來比較：中國人的平均壽命是77歲，泰國人則是78歲；中國的孕産婦死亡率是百萬分之一點七，泰國是一點四。泰國也是通過教育興國，中國在科教興國之外還結合了市場經濟，但為什麼在社會指标上，中國的表現沒有泰國好呢？這就是中國急需考慮的問題。
好政策比好經濟更給力
中國經濟報告：你前面提到，人們生活水平的高低并不完全取決于經濟發展，那麼又是什麼在起着決定性作用？
阿馬蒂亞·森：經濟繁榮會在何種程度上促進人類生活水平的提高，極大程度得取決于各種社會政策，包括教育設施、醫療、社會保障、社會組織的建設，以及全社會和全世界不同人群之間良好社會關系的培養。即使在收入水平較低的情況下，好的社會政策也能讓人們的生活更加穩定、富裕和充足。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沒有對社會發展給予足夠的重視，那麼極高的經濟增長率所達到的效果也遠遠不及有針對性的社會政策及實踐所能達到的成果。
中國在這兩方面的經驗就給我們上了有趣而又重要的一課。以醫療為例，中國向我們充分地證明：即使一個國家相對貧困，也能通過良好的社會醫療和社會分配政策，極大地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和壽命。在戰争年代，中國的人均壽命隻有40歲，但30年後就不同了，即使是在1979年實行經濟改革之前，人均壽命估計也已接近70歲。那時，中國從經濟上講還是比較貧困，但也就是從那時起，中國就開始在衛生醫療成就方面與比它富裕得多的國家相競争了。事實上，中國向世界證明了衛生醫療成就的取得并非離開了經濟手段就沒有希望。中國早期發展進程中的一系列重大成就告訴我們：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政策，而不僅僅是經濟發展。
中國經濟報告：既然政策如此重要，那麼政府制定政策的挑戰主要來自何處？
阿馬蒂亞·森：我想制定政策的一些主要挑戰就在于如何利用公共資源，因為經濟增長的成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如何使用經濟增長所創造的公共收入。國民生産總值快速增長，不僅僅通過創造居民收入促進社會全面發展，也通過創造公共收入而強有力地推動社會發展。事實上，公共收入往往比國民生産總值增長得更快。比如，印度的情況就表明，當國民生産總值的年增長率在7%-9%之間時，公共收入的年增長率通常會更高，大概在9%-12%之間。根據不變價格計算，目前印度政府的淨稅收總額是1990-1991年的四倍多，遠遠高于經過價格調整後的國民生産總值增長幅度。
需要強調的是，不僅要确保經濟增長進程會促進公共部門手中資源的增加，而且必須審慎地分配公共資源來實現發展。特别重要的是，要詳細檢查公共資源在公共領域的使用情況，強調對該部門運營的問責制并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這兩個問題都很重要。
中國經濟報告：中國正在破除“唯GDP論英雄”的做法，進入經濟新常态。按你的觀念，這應該是一大進步吧？
阿馬蒂亞·森：經濟發展和GDP增長的重要性已經得到世界範圍内的廣泛認可，但是，社會發展才是人類進步的核心，這一共識還有待增強。事實上，單從經濟指标本身的增長來評估人類生活水平的提高也非常有局限性，一些社會焦點問題，如醫療保健、學校教育、充足而負擔得起的住房、基本社保等也對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巨大影響。亞裡士多德早在兩千年前就對此有了深刻的見解：“很顯然财富不是我們所追求的善，它隻是有用的東西，并以他物為目的。”經濟的發展與繁榮能夠促進社會生活的發展，但其本身是沒有價值的。我們有理由追求财富，但這隻是因為它能使我們的生活更好，而并不是因為它本身有多麼重要。我很高興看到中國已經逐漸退去“唯GDP論”的做法。
中國經濟報告：那麼，增長和發展哪個更重要？
阿馬蒂亞·森：首先要明确增長和發展是不同的，但二者緊密相連。增長和發展的不同在于：經濟增長速度反映了一個經濟體真實收入擴張的速度，它與收入、産出有關；而經濟發展所要關注的不是收入和産出，而是人們的生活質量及其享有的幸福和自由，而可持續的增長和環境保護無疑是發展所必須關注的問題。其次，增長和發展又是緊密相連的，僅有增長不足以實現發展，但更加重要的是如何使經濟增長所創造的資源促進發展進程。經濟增長非常有助于實現經濟發展，這取決于我們如何利用經濟擴張的成果。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人們不會自然地、平等地共享經濟擴張的成果。如何為更廣泛的民衆帶來福祉已經成為上下共同追求的目标。
中國經濟報告：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近期有所調整，全面放開二胎，你如何看待這一調整？
阿馬蒂亞·森：眼下正是檢驗獨生子女政策優劣的好時機。首先，我們必須質疑一種不假思索的觀念，即認為中國一直為高生育率所困，直到實施獨生子女政策才擺脫了困局。獨生子女政策起源于1978年，但在此之前的10年，中國生育率早就已經迅速下降：1968年，平均每位中國女性生育5.87個子女，到了1978年，平均生育2.98個子女。随着獨生政策的落實，生育率進一步下滑，但并非劇降，隻是延續了原來的下降趨勢，從1978年的2.98，下降到如今的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