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東
全球化背景下，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接受現代文明，開始主張個人的權利進而追求自我，追求擁有自己的靈魂和表情獨特的臉龐，而不再陷溺于傳統二人關系中，或許，這才是自我拯救也是文化改造的真正開始
我第一次讀到孫隆基先生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大概是在1986年下半年或1987年上半年。當時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非正式出版物，是翻印的，白色的封皮上加黑色的标題，隻是我也忘記了這本書是用多少全國糧票換的——那個時候糧票已經開始過氣，人們大多用它來換襪子之類。至今這本有些髒兮兮了的泛黃了的盜印本，依然在我的書架上。
當初翻閱這本書時，我的學識還不足以完全讀懂它。但是，這本書給我的震撼，卻一直銘刻在心裡——很多年後，回憶大學時代算得上颠覆我價值觀的作品時，我推許兩本，一本是賓克萊的《理想的沖突》，一本是孫隆基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之所以說是颠覆性作品，是因為在此之前，我的世界觀的構建一直是循着固定的軌道，所學的知識，隻是在原有地基上不停地添磚加瓦而已。但是，遭遇這兩本書——前者有對馬克思主義的審視，後者則是對中國文化的重擊——不僅沒有再添磚加瓦，反而是相反的，拆毀、重建。當然，拆毀甚于重建，但拆毀是重建的開始，是價值觀重塑的開始。
孫隆基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通過對中國人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現象以及今天我們熟悉的一些典籍裡著名觀點的分析，認為五千年的中國社會，歸結為一個目标，那就是：鎮止民心，使之少知寡欲而不亂。根據孫隆基的說法，仁者，二人也。人歸根到底還是社會動物和關系存在物，因此孫隆基認為，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把自己納入了渠道化的“二人”關系，必須在“二人”關系中才能定義個人。“人情”是中國人的主要精神形态，這就造成了中國人的“身體化”傾向、人我界限不明朗、人格自我壓縮等等問題。這種文化是在集體制造自我萎縮者，也即自我脆弱者，救贖的好方法就是讓自己處于一直良好的關系中，避免不良關系帶來的身心不健康，然後又要政府或聖人或好人為弱者包辦一切，而西方文化尤其新教文化則崇尚自我救贖，并警惕為别人負責，等等。
基于自己當時的價值觀、有限的學識以及對中國文明的内心自豪，我讀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時，充滿着驚駭和排斥，很多地方還不懂——那個時候，我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經典的閱讀還很少，對新教的認知更少，所以書中所言，許多于我似懂未懂。盡管我在書上也劃了許多線，還有不少批注感慨，卻是強迫自己讀完這本書的。
盡管書中許多結論我從情感上一直有排斥，但它還是動搖了我過去對中國文化的有限認知。
将近30年後，我重讀第一次在内地正式出版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此時的我，已從黑發青年變成了華發叢生的中年，知識結構與世界觀也都與當年有了很大的區别，對于書中的觀點和論述，自然也有了新的體認。當然這種體認，多少有些類似黑格爾所言缺乏閱曆的青少年與飽經風霜的老年人之間的認識差異。
如今重讀這本曾經颠覆我舊有世界的書時，我的心态非常平和，再沒有過去那般激動，更沒有當年那種出自無知的不服。
比如，“中國人……可以任意将身體的排洩物轉移到外部世界上，由别人去負責清理……”30年前第一次讀到這本書中關于口腔期肛門期的描述時，我對弗洛伊德的理論還不知道，這種沖擊對于無知青年來說，真是一種颠覆，當然還有某種不自覺的抗拒：“胡說八道，怎麼會呢？”
而現在再讀這些，不過莞爾一笑。
莞爾一笑之外，也有很沉重的地方。今天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仍然可看到許許多多孫先生30多年前著文批判的現象，尤其是微博上那種惡意的污言穢語甚至是有組織的行為，更是對孫先生觀點的一種佐證。“将‘糞便’任意地倒入客觀世界的傾向還包括：在公衆場所中（排隊時、在馬路上、公共汽車上），動辄就毫無制約地将火氣、怨氣、敵意發洩在陌生人身上，以及一種克制不住的欲侮辱别人的沖動。”
當然，30年前振聾發聩的觀點，在今天許多已是常識，甚至一些認識也已有了超越。畢竟社會發生了變化，對社會與人之間關系的分析，也有更多新的分析工具。所以盡管我今天依然認同孫先生書中的許多結論，但這種認同，已經是一種對社會和文化認識之後的自覺選擇。
我今天閱讀這本書，仍然會不可思議地被觸動。比如，孫先生書中談到中國文化除了以“非性化”的方法，使一個在生理上“性”已經萌芽了的個人長期保持思想感情的稚嫩以及兒童化的體态之外（成人的兒童化），還用推崇“少年老成”的方式，使他（她）抛掉理想，與現實妥協，趕快過渡到“安身立命”的階段（少年的老年化）。這讓我突然間聯想起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于歐洲，則國勝于歐洲；少年雄于地球，則國雄于地球”。而按孫先生的邏輯，中國人人格成長過程中，獨缺了一個“少年（青年）階段”。為什麼缺？因為少年青年最具反抗性、最具創造力，是對現存社會最具殺傷性的力量，而孫先生認為，我們文化的深層結構事實上閹割了少年時代。所以，少年不立，國無未來。直到今天，我們看到許多地方對青少年的教育依然如此——我自己便常有要與社會争奪自己的孩子的感慨。
今天重讀這本30多年前的作品，盡管其寫作依托的是過去的社會現象，但裡邊依然充滿真知灼見，比如，“‘和為貴’或‘息争’的态度，使中國人給人一種容易相處、容易說話的感覺。然而，這種放棄‘對抗’的态度，卻往往造成‘自我’的弱化”。而“在正常時期，這種‘逆來順受’以及‘多吃一點虧也無所謂’的态度，卻成為政權統治的基礎，因為一群連自己的權利也不清楚的人，是可以随便讓外來的意志加在自己身上的”；比如“這種‘團結’觀念自然造成一元化的權力結構。這些當年的發現，今天何嘗沒有現實意義！
但是，一方面是孫先生的發現依然具有真知灼見，一方面卻讓人感到悲哀和絕望。看起來我們的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依然有許多東西沒有改變，它們像幽靈一樣影響着這個社會。孫先生說要實現真正的改變，必須打破這個文化的深層結構，曆史上的文革是一種嘗試，但其造成的破壞，卻差點讓中國陷入萬劫不複的地步。
怎樣才能有真正的改變？孫先生沒有明說，但我覺得他也暗示了一種改變的方向，即不是在世俗中“安身”，而是尋求個體靈魂的擴張，使個人趨于完善。
我個人認為，全球化背景下，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接受現代文明，開始主張個人的權利進而追求自我，追求擁有自己的靈魂和表情獨特的臉龐，而不再陷溺于傳統二人關系中，或許，這才是自我拯救也是文化改造的真正開始。
(作者為媒體人、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