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作者周子勳
林毅夫出席2016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周子勳供圖林毅夫，他始終以嚴肅又謙和的學者形象著稱，也是一位很有故事的中國學者。
1952年10月15日，林毅夫生于中國台灣宜蘭縣，父親林火樹給他取名林正義，是希望兒子長大後為人正直，富有正義感。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1979年林毅夫到大陸以後，據此将自己的名字改為“毅夫”。
1979年，林毅夫在北京大學攻讀經濟學碩士，後留學美國芝加哥大學，師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教授，他的博士論文《中國的農村改革：理論與實證》被舒爾茨教授譽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經典之作”。接着又在美國耶魯大學經濟發展中心攻讀博士後。
1987年回國後，林毅夫在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擔任副所長；1989年國務院撤銷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後，一直到1993年，他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
1994年，他到北京大學創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前身），并擔任主任一職。2008年被任命為世界銀行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成為擔此要職的發展中國家第一人。2012年在世界銀行的任期屆滿，他返回北大，繼續從事教學研究工作。2015年12月創辦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2016年4月兼任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
對于他的傳奇經曆，林毅夫幾乎從不提起。但他對中國發展的理論解析、對經濟趨勢的冷靜思考、對未來走向的意見主張，堪稱獨樹一幟。其标志性的成就是倡導“比較優勢理論”和“新結構經濟學”，被外界認為是國際經濟學界最有影響的中國經濟學家、最有可能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中國學者、對中國經濟決策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
新結構經濟學
在一些重要場合，我經常能聆聽到林毅夫精彩的學術講演，其内容也多數是圍繞他的最新心得——新結構經濟學而展開。在2016年全國兩會期間，我有幸就這一話題與林毅夫進行了深談。
新結構經濟學是由林毅夫倡導的“比較優勢理論”的一個演進和擴展。林毅夫說，比較優勢強調一個經濟體的禀賦和結構。隻有在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選擇符合自己要素禀賦結構的産業結構和生産技術，經濟中的多數企業才會具有自生能力，從而能夠形成競争優勢，創造剩餘，積累資本，促進要素禀賦結構和産業、技術結構的提升，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
林毅夫指出，任何一種有效的理論，一方面需要在邏輯上具有内部的一緻性，另一方面需要在實踐檢驗中站得住腳。
以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為例，這些國家的發展都較好地按照比較優勢來選擇産業和技術，并利用後發優勢取得持續幾十年的快速經濟增長而迅速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中國從改革開放以後也開始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産業和技術，并利用後發優勢來進行産業升級和技術創新。
當然，在林毅夫看來，每個比較優勢對應着一個特定的最優産業結構，比較優勢也是不斷變化的。過去資本相對稀缺，随着勞動密集産業快速發展形成的積累，就會使資本變得相對豐富。那麼最優産業結構就會變化，需要升級到和過去比資本相對密集的産業，而且軟硬基礎設施也要相應的完善。比如說，勞動密集型産業階段，資本的需求相對少，使用的技術相對成熟，風險相對小，但現在需要的資本相對多，風險比過去大，需要有能夠動員更多資本并分散風險的金融安排。并且，随着資本深化，規模經濟擴大，市場範圍更廣，也需要有更好的交通基礎設施以降低交易費用。也就是說，不同比較優勢不僅内生出來“新的産業結構”，同時也将要求有與其相适應的軟硬基礎設施。
在這種情況下，林毅夫倡導“新結構經濟學”。他指出，新結構經濟學以企業自生能力為微觀分析基礎，以每一個時點給定的要素禀賦結構為切入點，提出經濟發展是一個動态的結構變遷過程，需要依靠有“有效的市場”來形成能夠反映要素稀缺性的價格體系，以誘導企業按比較優勢來選擇産業、技術形成競争優勢，也要有“有為的政府”來解決結構變遷過程中必然出現的外部性問題和軟硬基礎設施完善的協調問題，一個國家隻有同時用好市場和政府這兩隻手才能實現快速、包容、可持續的增長。
比較優勢由要素禀賦結構決定
新結構經濟學和傳統的結構主義的區别在于結構主義把不同發達程度國家的結構差異認為是外生的，新結構經濟學則認為是内生于要素禀賦結構。新結構經濟學和一般新古典經濟學的差異在于後者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結構同質化，沒有區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産業和技術的差異。
對于為什麼從要素禀賦及其結構來研究發展，林毅夫認為，這是因為每個時點的要素禀賦其實就是在這個時點的總預算。總共有多少資本，多少勞動，多少資源可以使用，是這個經濟體在那個時點上可以支配的總預算。并且，不同經濟體擁有的資本、勞動、自然資源有相對不同的豐富程度，有的資本比較多、有的勞動力比較多或是自然資源比較多，相對多的要素就相對便宜，少的就相對貴。總預算和相對價格是經濟學分析的兩個最重要參數。
每個國家的發展程度不同，資本、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的相對豐富程度不一樣，相對價格也不一樣，導緻比較優勢和最優的産業結構不一樣，如果進入的産業跟要素禀賦結構的特性相符合，要素生産成本會最低。發達國家之所以都在資本相對密集型的産業，就是因為它們的資本相對豐富和便宜，要素生産成本比資本相對稀缺、勞動力或自然資源相對多的國家低。反過來講，發展中國家之所以都是在勞動密集型産業或者是自然資源密集型産業，是因為勞動力或自然資源相對多，價格相對低，所以這種産業的要素生産成本低。
也就是說，比較優勢是由要素禀賦結構來決定的。當然比較優勢也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例如技術或專業化等，産業結構也會受到家庭偏好的影響。發展經濟學主要研究的不是同一個發展程度國家的産業結構的差異，而是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産業結構怎麼決定，以及一個國家的産業結構如何随着發展程度而變化，所以，那些因素可以先舍掉。在每一時點上的要素禀賦結構決定一個國家在那個時點的比較優勢，如果這個國家的産業都符合比較優勢，那麼，這個國家在那個時點的要素生産成本最低，應該最有競争力。所以這樣的産業結構應該是最優的産業結構。從這樣一個簡單的切入點，我們就可以推出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最優産業結構是不一樣的，這也就可以解釋發達國家為什麼集中在資本密集型産業裡，發展中國家都集中在勞動密集型或資源密集型産業。
發展中國家的要素禀賦普遍都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産業，圖為安徽省淮北市服裝廠的女職工在加工出口到歐盟地區的服裝産品。CFP供圖林毅夫眼中的中等收入陷阱
林毅夫說，結構主義是從市場失靈來解釋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産業結構的差異，新結構經濟學則是從産業結構内生于要素禀賦結構來解釋。研究經濟發展的目的是希望幫助發展中國家将來的收入水平能夠和發達國家一樣高，那當然産業結構就要跟發達國家一樣，這一點新結構經濟學和結構主義是一樣的。但是，從新結構經濟學來說，要像發達國家那樣擁有資本很密集的産業，由于産業結構内生于要素禀賦結構，那就必須先積累資本，如果資本的相對豐富程度跟發達國家一樣，那最優産業結構當然就是資本相對密集的産業。因此，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标是提高收入，中間目标是提高産業結構，切入點是提高要素禀賦結構。而且必須讓每個勞動力所擁有的資本不斷增加，随着資本的不斷增加，規模經濟越來越大，為了降低交易費用，在發展過程當中除了提高産業結構之外，還必須改善各種軟硬基礎設施，硬的交通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來降低交易費用，這是個動态的過程。
“上述認識可以解釋什麼叫做收入陷阱？所謂收入陷阱其實無非就是一個國家它的要素禀賦結構、産業結構變動太慢，導緻它的收入增長速度不能高于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跟發達國家的收入水平差距不能越來越小，這就是收入陷阱。低收入國家可以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國家也可以有陷阱。”林毅夫認為，要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必須不斷提升要素禀賦結構，讓每個勞動者擁有更多的資本。要快速增加每個勞動者可以使用的資本，最好的方式是在每個時點上都發展同當時的要素禀賦結構相一緻，進而符合比較優勢的産業。産業結構的比較優勢發揮得越充分，競争力越強，投資回報率越高，經濟剩餘越多，積累意願越強，要素禀賦結構水平升級就越快。而要素禀賦結構升級越快，比較優勢變化和産業結構升級越快，相應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的完善也要越快。
經濟學要改變世界上85%的人的命運
林毅夫表示，在剛提出新結構經濟學時，常在國内外的各種論壇上倡導要回歸到亞當·斯密，但這并不是說要回歸到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提出的理論主張，而是回歸到亞當·斯密的研究方法。實際上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的标題中已經把他的研究方法講得非常清楚了，也就是“對國家财富的性質和原因的探索”。
林毅夫說，我們作為經濟學家追求的是什麼？我們希望自己在學術上多發表一些文章，能夠安身立命；但是更希望我們的研究不僅能夠幫助人們認識世界，而且還可以幫助人們改造世界。從後一點來講，實際上，經濟學做的還非常欠缺。因為從亞當·斯密到現在，即使經濟學有那麼大的發展，有那麼多人拿到諾貝爾獎成為大師，但是我們知道，世界上85%的人還生活在發展中國家。現有的經濟學對改造這85%的人的命運基本上沒有幫助，而且還可能起反作用。人們常講的一個笑話是：“最有破壞力的人是誰？就是經濟學家”。我希望我們作為經濟學家所追求的目标，不僅是多發表論文得到晉升，還要讓經濟學真正能夠改變世界這85%的人的命運。通過我們去觀察真實世界的現象，了解現象背後的原因，從自己的了解來幫助别人了解。
就以發展經濟學為例，發展經濟學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為了發展中國家的戰後重建，以及新擺脫殖民統治或者半殖民地地位的國家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需要，而從現代經濟學中獨立出來的一個新的子學科。當時提出的理論被稱為“結構主義”，是第一波發展經濟學理論。這一理論建立在人們對發達國家發展模式的觀察基礎上——發展中國家因為缺乏發達國家先進的産業和技術，導緻勞動生産力和收入水平低，認為發展中國家要率先發展發達國家資本、技術密集的先進産業才能趕上發達國家，主張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采用進口替代戰略，克服市場失靈，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來發展先進産業。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均采取了上述發展戰略，但卻發現，在這些産業建立起來後，經濟發展停滞，危機不斷，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結構主義”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第一次實踐失效了。
到20世紀70年代以後，發展經濟學的主流理論為新自由主義所取代，進入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跟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原因是發達國家有現代化、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發展中國家則存在大量的政府幹預，企業國有，政府對價格進行扭曲，直接資源配置，造成資源錯誤配置和尋租腐敗行為等，導緻經濟發展績效差。因此給出政策建議：把國有企業私有化，價格市場化，資源自由化，政府的責任是維持宏觀穩定，維持财政預算的平衡。然而推行的結果是導緻發展中國家出現迷失的二十年，經濟增長率比改革前還低，危機發生的頻率更高，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再次擴大。
成功經濟體的五大特征
世界銀行的一個研究表明，在兩百多個發展中經濟體，從1950年到2008年，隻有兩個發展中經濟體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後，繼續進入到高收入行列。這兩個經濟體，一個是韓國，一個是中國台灣。中國大陸有望在2020年前後，成為第三個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再進入高收入的經濟體。從1950年到2008年，隻有13個中等收入經濟體進入到高收入，這13個中有8個是西歐周邊的歐洲國家，或者是石油生産國，本來距高收入經濟體的差距就不大。另外5個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也就是說，即使有像世界銀行這樣的一個國際發展機構的幫助，又有金融資源來支撐根據理論所制定的政策，還有許多發展中國家很多在美國留學後回去推動他們國家發展的精英人才，但是，效果非常差。有18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從二戰以來，一直沒有擺脫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沒有真正縮小跟發達國家的差距。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進行反思的根本原因所在。由2008年諾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和羅伯特·索羅領銜，二十幾位發展中國家既懂經濟又有實踐經驗的官員參與的增長委員會出版的《增長報告》，對二戰以後13個取得了年均7%或更高速度、持續25年或更長時間高速增長經濟體成功原因的研究發現，這些成功的經濟體有五個特征：一是它們都是開放經濟；二是宏觀經濟都比較穩定，不經常出現危機；三是都具有高儲蓄和高投資；四是都有有效的市場；五是都有一個積極有為的政府。這五大特征跟過去主流理論的政策框架都不太一樣，因為它既有市場，也有政府。這個報告發表以後引起了很多關注，這本書非常強調結構變遷，認為經濟發展表面上看起來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但實際上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背後是結構的不斷變動。
“上述五大特征是成功的要素，但是如何成功并沒有藥方。中國人常講藥的用量不對，補藥可以變成毒藥，如果隻有藥材沒有藥方，政策執行者怎麼去遵循？所以，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來講，還遠遠不足，還要繼續反思，新結構經濟學則是這種反思的結果。”林毅夫表示，作為經濟學者，遇到問題時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美國的學術界在不斷地根據現實狀況的變化提出新的理論，而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國内很多學者把自己留學時讀的那本書當作“真經”，沒有考慮是否在國内适用的問題，而且，國外的“經”都已經變了，他卻還信奉原來那本“經”。
“當然，必須聲明的是，我是客觀派，不是樂觀派，也不是悲觀派。大家都拿現有的根據發達國家理想條件下的理論去套，都覺得中國和這些理論所描述的理想狀況相距甚遠，問題很多，又不按這些理論所開的藥方去解決問題，所以很悲觀。很多問題我了解，也覺得需要有解決的辦法，但必須要知道問題産生的原因才能對症下藥。如果不了解，可能會出現好心幹壞事的現象。”林毅夫說。
新結構經濟學對中國具有現實意義
“一個現象隻要可以用一個内部邏輯自洽的理論來解釋，就代表它可以用無數多的内部邏輯自洽的理論來解釋。所以，不能滿足學到的理論或是提出的理論能夠解釋現象，更重要的是理論必須能夠改造世界，這才是真正有用的理論，也是學習理論或是提出理論的目的。”林毅夫說，新結構經濟學對中國來說具有現實意義。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在有效的市場中，政府必須發揮有為的作用，來克服在經濟轉型升級中的外部性和協調的問題。
林毅夫表示，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不管基礎設施和制度環境多麼糟糕，企業都有追求利潤的動機。隻要政府能夠采取務實的政策，利用可動員的有限資源和施政能力，設立工業園或經濟特區，為具有比較優勢的産業提供足夠好的、局部有利的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以降低内外資民營企業生産、營銷的交易費用，否則任何發展中國家都可以立馬把微觀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踏上快速的技術創新、産業升級的結構轉型和動态增長之路，而不必像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那樣必須等所有的制度都建設好了，再來由市場自發的力量推動經濟發展。
以中國為例，1979年開始向市場經濟轉型時，中國的營商環境差，基礎設施落後，投資環境糟糕。中國并沒有按照華盛頓共識的思路，把上述問題在全國範圍内解決好來坐等各種新的産業在市場競争中自發的湧現。相反，中國各級政府動員其有限的資源和能力建立了經濟特區和工業園區。從全國的角度來看，各項營商環境的指标很差，但是在特區和園區内，基礎設施的瓶頸得以緩解，營商環境也變得富有競争力。
中國在轉型初期雖然勞動力成本很低，但是中國缺乏技術和管理的知識，不能利用這個優勢生産具有合格質量可以出口到國際市場的勞動密集型産品。為克服這個瓶頸限制，中國各個地區、各級政府積極地招商引資，鼓勵國外具有技術和管理經驗、又有國際買家信心的外資企業到經濟特區和工業園區來投資設廠。
采取這種務實的辦法，中國迅速發展起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成為了世界工廠。在局部地區取得的成功為政府改善其他地方的基礎設施和消除扭曲提供了資源和條件。
而這種務實的發展思路和做法在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同樣适用。林毅夫說，為了驗證新結構經濟學的政策适用性，2011年世界銀行委托了一項名為《非洲輕工業》的研究項目。該項研究發現，埃塞俄比亞制鞋業的工資隻有中國同行業工資的八分之一到十分之一，越南同行業的一半。埃塞俄比亞的勞動生産率大約為中國的70%，與越南大體相當。勞動成本大約占中國制鞋業總成本的四分之一，因此埃塞俄比亞在制鞋業上很有競争力。但是2010年，中國的制鞋業雇傭了1900萬工人，越南有120萬，而埃塞俄比亞隻有區區8000人。
2011年3月，林毅夫帶着研究成果到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拜會了當時的總理梅萊斯·澤納維，告知這項研究的發現，并介紹了中國建立工業園區，創造局部有利的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以“築巢引鳳”，以及政府一把手親自招商引資、增加投資者信心，來發展具有比較優勢、可以迅速形成競争優勢的産業經驗。同年8月，梅萊斯利用到深圳參加大運會的機會，親自邀請中國的制鞋廠商去埃塞俄比亞投資。華堅鞋業是國内生産出口中高檔女鞋的一家大型生産廠商，受此邀請，2011年10月由老闆張華榮帶隊到亞的斯亞貝巴考察，當場決定投資，并招募了86名當地工人到國内培訓，3個月後便在當地附近的東方工業園開設了鞋廠。從最初的550個工人，到2013年12月華堅雇傭的工人已經達到3500人。
産業政策想要成功的秘訣
“思路決定出路！”林毅夫毫不隐晦地指出，按新結構經濟學的主張，隻要發展中國家的政府能夠務實地利用其有限的資源和施政能力創造局部有利的條件以支持内、外資企業利用該國的要素禀賦，發展該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産業，那麼，每個國家都能夠迅速創造出在國際市場具有競争優勢的産業，都有可能告别過去的命運，開啟一個新的充滿活力的發展和脫貧的一章。
當然，在林毅夫看來，産業政策要成功，從新結構經濟學角度來講，就是要幫助企業進入到一個要素生産成本比較低的行業，也就是從要素禀賦結構來看是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林毅夫把像中國這樣的中等發達國家的産業劃分為五大類。
第一類是追趕型産業。這類産業跟國際上發達國家的産業還有差距。以中國為例，中國是按照聯合國的标準唯一一個各種産業部類都齊全的國家，但是中國相同行業的勞動生産力水平比較低，代表技術和附加值的水平比較低。中國的産業實際上還是在追趕的階段。
第二類是領先型産業。有些産業發達國家已經失掉比較優勢而退出，我們的産業在國際上已經處于領先或接近領先地位，比如白色家電行業、摩托車等産業。
第三類是我們已經失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加工業。這部分産業面臨兩種選擇，一是有能力、有創新的企業轉型到“微笑曲線”兩端做品牌、産品開發、渠道管理，附加價值較高。另一種是像20世紀60年代以後日本和8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的部分企業一樣，利用技術、管理、市場渠道的優勢，把産業轉移到工資水平較低的地方創造“第二春”，把GDP變成GNP。
第四類是彎道超車型産業。其特性是人力資本需求高、研發周期短，中國人力資本跟國外比較起來差距小，而且，中國有國内市場大的優勢，在這類産業上可以直接和外國競争。信息、通訊産業的軟件、手機等屬于這一産業。這種産業可以實現彎道超車，有先發優勢。
第五類是戰略型産業，其研發周期長、人力金融物資成本投入高的産業，比如航天、制藥等。這類産業中，關系國家安全和長遠發展，需要在國内自己發展，不能完全依靠市場，政府需要給予保護性補貼。
這五大類産業所需要的産業政策是不一樣的。對發達國家來講，技術水平與産業發展已經在世界前沿，創新必然是發明。作為發展中國家，彎道超車類型産業可以發揮先發優勢，其他則需要發揮後發優勢，加強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