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觀層面，投資與消費運行分化。制造業和房地産投資增速明顯放緩，導緻固定資産投資增速下降。消費則穩中有升，新的消費熱點正在形成，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增強。
在産業層面，不同行業在利潤、利潤率、資産負債率、産能投資等方面出現明顯分化。在中國經濟放緩的背景下，第一産業仍保持了平穩增長，第二産業中資源依賴型傳統過剩行業降幅較大，高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快速成長。換言之，當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并非來自于所有産業，主要來自以重化工為代表的傳統制造業，而服務業比重繼續提升，新模式、新業态競相湧現，一些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産品也在快速增長。
在企業層面，固定資産投資在民企與國企之間繼續分化。2016年上半年，民間固定資産投資出現斷崖式下滑，國企固定資産投資增速遠遠超出民企。反映景氣程度的PMI指數在中小企業與大企業之間也呈現明顯分化。大型企業PMI持續位于榮枯線上方，而中型和小型企業回落至榮枯線下，特别是小型企業持續處于收縮區間。
在區域層面，不同省市進入不同的發展階段，東部沿海地區和東北、中西部地區一些資源型省份經濟發展差距繼續拉大。按照世行的标準，中國28個省份和4個直轄市均已跨越中低收入門檻。北京、上海、天津、江蘇已經進入高收入階段，浙江和内蒙古正在邁向高收入階段，廣東、山東、福建等東部省份處于上中等收入行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等中部省份處于下中等收入行列，而雲南、貴州、甘肅、西藏等西部省份仍處于中低收入階段。不同發展階段意味着增長模式不同。東部省市已經從簡單粗放的投資驅動型增長模式向低耗能、高附加值的集約化增長模式逐步轉變，中西部省份則仍處于後發經濟典型特征的追趕期。
價格走勢進一步分化。物價水平方面，工業通縮壓力延續，PPI指數連續兩年環比持續下降，特别是資源能源相關行業價格降幅明顯，與此同時CPI通脹預期增加，CPI與PPI剪刀差創1981年以來新高。投資品價格方面，随着今年年初以來貨币政策偏向寬松，市場流動性增加，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價保持較快增速，而股市受市場信心影響繼續震蕩。
從某種程度來講，分化代表着新舊力量的交替，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演化。比如正是第二産業和第三産業之間增速的分叉，形成了當前産業結構中第二産業占比不斷下降、第三産業占比持續上升的态勢，使得經濟增長逐漸從投資拉動轉向消費驅動。
但宏觀經濟、産業、市場環境的分化，更多反映了經濟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比如民間投資的下滑一方面是受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和國有部門的擠出效應以及政府設置的行業準入門檻有關。部分行業産能過剩導緻PPI通縮壓力增大，這和産業政策扭曲有關。股票市場發行和退市制度不完善造成了股市的顯著分化。
這些分化在數年前就存在，但在當前經濟L型走勢下，分化更加明顯而且短時間内很難同步，很可能導緻中國主要政策目标陷入兩難以及改革喪失動力。面對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等政策目标，同時實現的難度日益上升。緊貨币的政策環境可能更有利于去産能、去杠杆、去庫存，但與穩增長的需求相悖，導緻宏觀調控空間狹窄，隻能在夾縫中不斷進行平衡與取舍。而實現6.5%的增速所需的政策支持可能會造成虛假的良性需求，為國企提供寬松的融資環境，導緻國企改革延期。
對政策制定者而言，在分化的背景下，總量政策面臨多重困境。對政策變化的判斷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政策目标的理解，即多個政策目标之間孰輕孰重、優先級如何排序。而且總量政策雖然可以在短時間内實現增長與穩定的目标，但無法解決經濟結構深度不平衡的問題。
結構問題隻能通過改革解決。供給側改革的有效推進将有助于減少政策扭曲所導緻的分化，減輕總量調控壓力。需要注意的是，應避免錯誤地把結構性問題當成總量問題，過度運用總量工具加以調節，從而導緻負面效應不斷累積。在結構調整中，要正确區分政府推動下的結構調整以及政府主導資源配置的結構調整，更好發揮市場和政府的作用。
（本刊編輯吳思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