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報告記者馬玉榮
隆國強中國是2016年G20主席國，9月4日-5日即将在中國杭州舉辦20國集團(G20)領導人第11次峰會，峰會主題是“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在接受《中國經濟報告》記者專訪時表示，在當前世界經濟形勢下，召開G20峰會，可以凝聚共識，協調政策，深化合作，推進改革，釋放潛力，促進複蘇。G20峰會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影響。
G20峰會：複蘇共識
中國經濟報告：結合對當今世界經濟形勢的研判，如何“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實現經濟複蘇？
隆國強：國際金融危機以前，世界經濟經曆了一次較長的繁榮期，是由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技術進步紅利、經濟全球化紅利、冷戰結束的和平紅利和美英在20世紀70、80年代推進改革的紅利共同推動的。2008年以後，世界經濟形勢發生了逆轉，繁榮因素還存在，但推動力明顯減弱。不利于增長的因素起了更大作用，一是金融危機的沖擊，導緻從美國到歐洲的整個經濟體系打亂了正常的經濟運行，金融危機對全球增長形成了很大的沖擊；二是經濟周期下行，從長周期的角度來說，目前這個階段正好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下行期。金融危機的沖擊疊加經濟周期的下行，使得現在世界經濟依然處在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全球經濟出現困難，低速增長，絲毫不奇怪。
全球增長的格局也在調整。在危機前的繁榮期，如果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比喻為兩個引擎，那麼這兩個引擎都是高速運轉的，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經濟增長很好，新興經濟體特别是“金磚國家”也很有活力。危機從美國開始爆發，然後傳染到歐洲，首先是發達國家的引擎受到了打擊。發達國家為了應對危機，一方面是金融救助，另一方面是采取寬松貨币政策來刺激經濟。由于美元是一種世界貨币，所以流動性外溢到全球，大量流入新興經濟體，同時新興經濟體采取一系列刺激政策，使得新興經濟體在次貸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以後維持了一段高速增長，這其中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做出很重要的貢獻。在有些年度，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了40%，這與中國的經濟規模很大——世界第二位有關，也和中國采取一系列宏觀管理政策使得中國保持高速增長有很大關系。在全球經濟總體不好的情況下，更凸顯出了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
近兩年，像中國、印度這些新興經濟體也開始出現了經濟減速。每一個國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同時每個國家也有其自身内在的原因，比如中國經濟增長進入新常态，是一個階段性變化：從超高速增長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我們有自己特殊的困難。
同時，中國的減速又會對全球産生溢出效應，最明顯的溢出效應是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初級産品進口國，其經濟減速推動初級産品市場供需矛盾發生了逆轉。原來是供不應求，現在是供過于求，相應地出現初級産品價格大幅回落。2014年初級産品價格開始大幅回落，一些嚴重依賴初級産品出口的新興經濟體出現很大困難。國際收支出現了大幅的逆差，稅收也在減少，經濟出現了放緩，像巴西甚至出現了負增長。現在的增長格局是發達國家減速，新興經濟體總體也減速，同時各國增長形勢更加分化。這裡面，既有共性問題，也有個性問題。要讓全球經濟實現複蘇，首先各個國家自己要努力針對存在的問題尋找重振經濟的辦法，因為每個國家面臨的形勢都不一樣。比如發達國家未來經濟增長更多地靠技術革命，像美國、德國、法國這些大國，包括日本都提出了一系列發展新經濟、發展高技術的國家戰略，比如美國正在利用制造業的回歸來突出發展這些高科技産業，力圖在新技術革命背景下搶占制高點。當然，要真正成為經濟的新引擎，還有賴于重大突破性技術的出現，這并不是投入研發的資金多就能突破，有時候需要某個天才的發現。目前，新技術革命方興未艾，但尚未形成推動世界經濟的新引擎。
發展中國家有發展中國家的問題。就中國來說，針對中國當前經濟面臨的突出問題，中央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任務——“三去一降一補”，内涵是很豐富的。希望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消除阻礙經濟增長的一些結構性矛盾和體制性矛盾。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G20成為世界主要經濟體開展宏觀經濟政策交流與協調的重要平台，在全球攜手應對金融危機方面發揮了作用。當前，世界經濟面臨巨大下行壓力，發揮好G20的作用，有利于國際社會形成共識，推進全球經濟複蘇。
一是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現在全球在宏觀政策方面缺乏一定的協調機制，而大國的宏觀政策又往往有溢出效應。以美國為例，其宏觀經濟政策依據國内經濟情況，并沒有充分考慮其溢出效應，美國一加息，全球的資金就開始往美國流，其他國家就會受到影響。因此，要加強國際宏觀政策協調，特别是這幾個大國，不能隻根據自己的宏觀指标來決定宏觀政策，而是要着眼于全球經濟的複蘇來協調宏觀政策。G20峰會提出的“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是一個目标。要實現“活力”和“包容”的目标，峰會首先要加強已經占到全球GDP80%以上的這20個大經濟體的宏觀政策協調。
二是要防範金融風險。20國集團能有今天的地位，與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發揮的作用有很大關系。但現在全球資金跨境流動，新的風險還在積累，并且伴随着各種各樣的沖擊因素，所以也需要國際社會合作來防範金融風險，這是讓世界經濟複蘇的一個基礎。如果現在全球金融還是動蕩，不斷出現危機，就談不上所謂經濟複蘇了。
三是各國要合作，進一步尋找出路。首先是共同努力，進一步推進全球貿易投資的自由化、便利化，推動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化，然後通過全球分工的深化來進一步釋放活力。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總體而言，它反映了生産領域國際分工深化的内在要求，有利于經濟發展，但其收益與成本在各國之間分配是不均勻的，有些國家的特定群體感受到的挑戰較多，出現了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的思潮。在當前經濟增長普遍乏力、競争加劇的形勢下，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變相保護主義，妨礙了跨境投資和國際貿易的順利開展，比如針對中國的鋼鐵出口有幾十個反傾銷、反補貼的貿易保護和貿易救濟措施。
四是各國要共同推進結構性改革。其實每個國家，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新興經濟體，都同樣面臨艱巨的改革任務。當然，改革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但大家必須一起改革，釋放各自國家增長的活力。在中國，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藍圖，出台了大量改革方案。當前中國正在強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對G20峰會推進改革将起到一個示範。
五是共同推動新技術革命。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新産品、新技術、新業态和傳統的規制是有矛盾的，要通過改革創新的辦法釋放新技術革命的潛力和活力。例如，Uber通過信息技術來實現共享經濟，也就是把閑置資源——私家車提供給公衆服務，這是很好的。它可以提高資源利用率，降低能耗，是綠色發展，而且方便了客戶。可是這樣一個變革，在很多國家都受到了阻礙，有的國家甚至明确規定Uber是違法的，因為它侵害了原有的既得利益者——出租車司機、出租車公司的利益。類似這樣的新技術革命其實還有很多。因此，當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技術革命出來的時候，很多原來的法律、規章要相應地改革，才能适應新技術的要求。要有創新、有活力，還要落實到改革上。
總之，從防範風險，到促進合作，從加強政策協調到推進結構性改革，一直到通過改革釋放活力，釋放技術革命的潛力，G20有很多工作可做。
加強國際合作，防範金融風險，是世界經濟複蘇的基礎。CFP供圖英國脫歐地震波沖擊G20？
中國經濟報告：英國脫歐引起全球廣泛關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思潮，對“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分别有什麼影響？同時，該如何看“中國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這個問題？
隆國強：英國脫歐是全球化進程中的一個重大事件，首先要看清楚，英國脫歐是為什麼。
經濟全球化是把雙刃劍，有好的一面，比如通過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深化分工，提高經濟效率，讓老百姓特别是發達國家的消費者，能夠用更低的成本去擁有更多以及更高質量的消費品和服務。因此，有些國家雖然人均GDP這些年增長很慢，但生活水平提高很快，同樣買一雙鞋，原來花100美元，現在隻花10美元，福利是改善的。但全球化的雙刃劍還有另外一個方面，會帶來很多新的挑戰，比如跨境犯罪、疾病的跨境傳播、非法移民。實際上，英國脫歐最直接的因素是移民造成的。
英國在歐盟裡這兩年經濟算相對比較好，從歐盟内部有很多人是合法地到英國去工作，跟英國的低收入者搶工作，使一部分勞動力市場低技能者的就業競争加劇。全球化給社會、環境方面帶來一些沖擊。在經濟出現低迷的情況下，全球化帶來的沖擊卻凸顯出來了，大量低收入者在公投中支持英國退出歐盟。它的深遠意義在于，全世界在進一步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推進全球化的進程，如何把好處盡可能地釋放出來，同時把負面沖擊降到最低，這可能是全球主要國家都應該思考的。
脫歐事件對歐盟會産生什麼影響？一種觀點認為英國脫歐可能會造成多米諾骨牌效應，有更多受益較少的成員國跟着一起脫歐，這取決于歐盟怎麼應對。我認為，英國脫歐對歐盟一體化未必不是好事。歐盟一體化不在于成員的多寡，歐盟在貿易投資領域的自由化或一體化已經走得很深了，金融一體化中出現了歐元和統一的央行，但是财政一體化是滞後的。這恰恰是歐盟主權債務危機的根源。未來歐盟要進一步推進一體化，要求成員國更多地讓度“主權”給歐盟。可是恰恰英國在歐盟中是一個特殊成員，它和整個歐盟格格不入，不參與歐元，還要求很多特殊政策，英國在歐盟裡面對歐盟一體化是起阻礙作用的。
短期來看，英國脫歐會對全球金融市場帶來沖擊。由于事先沒有預料到英國要退出來，投票結果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所以産生了金融沖擊，英鎊貶值等等。英國作為一個要靠金融服務來立足的傳統大國，脫歐可能會影響到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但也取決于英國怎麼處理和歐盟、美國、東亞，以及中國這些新興經濟體的關系。如果應對得當，也許能把脫歐的好處釋放出來。
英國《金融時報》有一篇文章，認為英國脫歐以後應該更多地深化和中國的經濟、貿易、投資、金融方面的合作，這得益于不受歐盟的約束。現在英國自由了，可以和中國談自由貿易安排，可以更好地分享中國經濟帶來的機遇。總之，有利有弊，這取決于英國後續采取什麼樣的政策措施。
重振國際貿易和投資引擎
中國經濟報告：近年全球貿易和投資低迷不振，連續5年低于世界經濟平均增長水平。如何推動出台全球貿易增長戰略，鞏固多邊貿易體制，制定全球貿易政策指導原則，填補國際投資治理的空白，重振國際貿易和投資兩大引擎，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
隆國強：對于全球貿易和投資，還不能籠統地定義為貿易投資低迷。貿易總體來看是低迷的，增長速度很低，已經連續好幾年低于GDP，其中貨物貿易的增長速度尤其慢，服務貿易增長要快一點。但全球服務貿易統計是不完整的。服務貿易有四種模式，有三種是通過國際收支平衡表統計的。實際上，服務貿易的第三種模式叫做商業存在，它跟投資挂鈎。根據一些發達國家的測算，第三種模式帶來的服務貿易占比是最高的，但恰恰沒有數據。比較全的統計是貨物貿易統計，所以貿易低迷特别是貨物貿易低迷，這是符合當前的全球貿易狀況的，但是還不能說服務貿易低迷。
因為統計不全，有些服務貿易活動增長還挺快的，像全球基礎設施建設帶來的這種工程承包市場就挺活躍。還有服務外包，因為信息技術帶來的信息技術外包和業務流程外包也很活躍。投資在恢複中有很大波動，金融危機剛爆發的時候投資掉入谷底，然後迅速反彈，反彈後回落又反彈。這些年的全球投資，并不是像貿易那樣持續穩定，其波動很大。去年的投資增長很快，但前年就不行，預測今年又是負增長。
對全球來講，這一輪的全球化是基于規則的全球化。WTO是最重要的平台，但不是唯一的。在二戰以後經過七輪談判，WTO推動各成員國不斷降低阻礙貿易投資的制度性壁壘，但并沒有真正消除，還有進一步降低的空間。
多哈回合的談判進展緩慢，有幾個基本的原因：第一，談判的議題是發展中國家所關注的發展回合，發達國家沒有很強的政治意願來推動，這樣整個談判就缺乏大國的推動和領導力。第二，WTO成員太多，有150多個，按照現有議事規則叫共同一緻，談判難度本身也增加了，所以多邊談判進展緩慢。
與此同時，一個特别引人注目的現象是，通過區域合作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從1990年全世界隻有20個自貿區到現在有400多個，如果按每年增加的自貿區數算的話，1990年到2000年平均每年談成6.2個，而從2000年以後每年談成将近13個。區域一體化在加速，從數量上來看，速度可以說翻倍了，還呈現出一個特點——大型化，近年的超大型的自貿區，例如TPP、TTIP、RCEP，每個都占全球貿易投資規模的30%到40%。
此外，從TPP開始，區域一體化的安排又變成了新一輪經貿規則的平台。TPP雖然結束了談判，但是回到各個國家進行議會審批時，首先在美國碰到了問題。美國的行政當局在力推，希望國會批準，但美國的法律規定對外貿易談判的權力是屬于議會的，議會授權行政部門，授權給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進行對外談判，這就是所謂快軌授權。目前來看，美國國會的這些議員特别是共和黨議員，包括議長，傳達出來的信息是不樂觀的，兩個新的總統候選人也對TPP持反對意見，所以TPP到底能否在美國得到批準，确實還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我們再來看全球經濟治理，就是由國際經貿規則和相應的一些國際組織構成的。全球經濟治理是多層次的，有多邊的，有區域的，有雙邊的。到目前為止主流還是一緻的，瞄着自由化、便利化的方向在演進，但是也會有一些支流，比如現在美國在講的公平貿易。在“公平貿易”大旗下，美國力推所謂“國有企業競争中性”原則，就是主張競争中政府不能給國有企業各種各樣的優惠，形成額外的競争力，否則是不公平的。這實際上是借此原則來限制國有企業的競争力。有人誤以為美國的政策已經從自由貿易轉向公平貿易。我認為，在全球化的新形勢下，美國一手拿着矛，一手拿着盾：在其有競争力的行業是拿着矛，不斷推進貿易自由化、便利化、金融自由化，例如在IT技術産品、環境産品，還有服務貿易、跨境投資等領域，進一步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在競争力相對欠缺的領域，它拿着一個盾牌，在所謂公平貿易的理念下，搞一套規則來約束對方的競争力。我認為全球化的主流還沒有變，生産力的發展要求全球分工要進一步深化，會繼續推動經濟全球化沿着自由化、便利化的方向發展。
活力來自全球治理改革
中國經濟報告：如何構建充滿活力的世界經濟？如何開展全球經濟治理模式改革？如何完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模式改革中應發揮怎樣的作用？
隆國強：當前全球的經濟治理有三個問題：
第一，代表性問題。有很多全球治理機構是在二戰以後甚至更早的時候，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建立起來的，但這些年新興經濟體在全球貿易、投資中的比重迅速上升，這與他們在現有機構裡的話語權是不匹配的，所以這些國際組織的代表性就出現了問題。西方國家相對實力已經在下降了，但其在現有治理機制中的話語權還是很大，很多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就認為沒有充分體現其影響力和話語權，因此要求改革。
第二，規則的公平性問題。規則是由發達國家主導的，更多地體現發達國家的利益，對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相對體現得要少，所以規則本身又是不公平的。
第三，對新問題的應對問題。經濟全球化和人類發展有很多新的問題，但是缺乏相應的全球治理來應對。比如信息化推進得很快，信息安全是全人類共同面臨的挑戰，怎樣通過共同的合作保障信息安全？又比如氣侯變化，也是人類共同面臨的挑戰，需要什麼樣的新規則，讓大家共同承擔責任，推動綠色發展？
基于這些問題，全球的經濟治理處在一個變革期。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要回答前述的三個問題，第一要更有代表性，能反映各國的實力；第二要更加公平合理，讓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更加均衡；第三就是要應對新的挑戰、新的議程。現在改革已經在啟動了，比如IMF份額的改革，中國的份額提升了，這本身就反映一種代表權。
中國在全球治理模式中應該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呢？首先，我們要認清楚，當前的全球治理到底是什麼性質。應該看到，二戰以來的這套全球治理總的來看是反映了生産力發展需要的，它推進了經濟全球化，在總體上通過貿易投資的自由化、便利化，對全球的和平和經濟繁榮是有利的。綜合而言，要肯定它已經發揮的正面作用，同時也要看到上述的幾點不足。所以，作為一個新興大國，中國參與全球治理不是要推倒重來，而是一種改良，是參與到現有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來。
在現有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中國應該有更多的話語權，就像在IMF一樣，不是要把IMF推到一邊去，也不是要打倒IMF，而是要更深地參與IMF的改革，擴大中國的話語權。IMF關于全球金融監管有很多改革任務，有很多新的議題和老的議題，需要中國和其他成員攜手推進。
對中國來說，第一，要盡可能更深地參與到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相應地提升地位、提升話語權；第二，要秉持開放和互利共赢的理念，作為一個新興大國，把全球利益和我們自身的利益有機結合起來。每個國家在推動全球規則制定的時候都不能免俗，一定會考慮本國利益，但如果考慮本國利益太多而忽視了整體利益，肯定是沒有領導力的。這就需要求得一個平衡，而這個平衡就在于既要講全球共同的責任和利益，同時要兼顧自身利益。
在全球經濟治理改革中，中國要提出自己的理念和方案。從理念上看，要突出發展導向、互利共赢。按照這一理念，既要對不合理的經貿規則提出改革方案，也要針對新規則的制定提出中國方案。
中國除了要在多邊層面上參與全球治理，還要在區域層面上參與。全球治理是多層次的，是有多邊、區域和雙邊的，在區域和雙邊層面上中國應該有更加積極主動的戰略。中國提出實施積極主動的自由貿易區戰略，正是适應了全球區域一體化的趨勢。
區域合作其實有兩種，一種是開放的地區主義，就像APEC，21個成員達成的貿易投資自由化的成果是可以讓非成員來享受的，是開放的，不會對非成員形成歧視。如21個經濟體一起達成了降稅協議，非成員也可以享受降稅成果。還有一類區域合作是帶有制度性安排的自由貿易區（FTA），帶有歧視性、非開放性，對區域外非成員有歧視性，成員彼此之間降稅，但非成員享受不了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成果。FTA與WTO的非歧視原則不符，但是WTO允許FTA作為例外。在區域層面的合作，我們既要積極推進FTA，同時也要積極推進開放的地區主義。
2016年6月25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首屆理事會年會在北京舉行。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出席開幕式。CFP供圖新亮點：“一帶一路”
中國經濟報告：“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即将三周年，最近一年中國與“一帶一路”周邊國家貿易和投資取得什麼突破性進展？這會否成為中國開展對外合作的新亮點和新增長點？
隆國強：“一帶一路”是一個非常宏大的倡議，它的内容非常豐富，超越了一般區域合作的内容，“五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比一般的自貿安排涵蓋的内容多。其覆蓋的空間也非常大，“一帶一路”涉及60多個經濟體，涵蓋的人口和國家很多，相互之間的互補性很強。
如果從區域合作的視角來看，“一帶一路”其實是一種開放的地區合作倡議，我們在“一帶一路”倡議下開展合作，并不對區外國家形成歧視。“一帶一路”創造的機遇區域外成員其實也是可以分享的。
“一帶一路”提出後進展非常迅速。首先，這些沿線國家高度認同，絕大部分國家政府都表達了非常積極的參與願望。區外國家也高度關注，盡管不是成員，但也會參與到一些與此相關的機制中，比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總之，國際社會對這件事總體反映很正面，大家的積極性和期望很高。其次，建立了一些合作機制。例如，AIIB在短時間内籌建起來，成員覆蓋了區内國家和區外國家。除了AIIB這樣一個融資平台之外，其實還有一些其他的，比如絲路基金和中國原有的一些政策性銀行也在積極參與。這就初步搭建了一套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金融合作機制。第三，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政府之間有一些實質性對接，比如中國與俄羅斯、蒙古談中蒙俄經濟走廊，蒙古有草原之路發展戰略；和巴基斯坦有中巴經濟走廊；還在和歐盟協商“一帶一路”和“容克計劃”更好地銜接，這些對接都有很多積極的進展。
具體項目層面上，已經有很多項目開始開花了，盡管結果還未知，其中有很多基礎設施項目、産能合作項目。有關部門如商務部也在統計我們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增長情況，投資增長情況。在中國貿易總體上負增長的情況下，我們和“一帶一路”地區的貿易增長是很快的，投資也很活躍。在不到三年時間内，“一帶一路”發展勢頭非常好。總之，“一帶一路”倡議，從政府層面、規則層面，到金融框架層面和具體的項目層面，都取得了實質性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