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美國商務部已禁止美國企業向中興公司出售零部件産品，期限為7年。在中美貿易摩擦尚未妥善解決的大背景下，美國商務部于當地時間4月16日發布命令，禁止美國企業在未來7年内向中興通訊銷售元器件。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出口權拒絕令（DenialOrder）在簽訂後立即生效，這意味着中興通訊公司将面臨較為嚴峻的生存挑戰。現在中國的基站芯片自給率仍然極低，這也給中國國内包括半導體在内的衆多産業敲響了警鐘。
大棒下的困局
美國商務部在報告中稱，中興通訊違背了其與美國商務部在2017年3月簽署的和解協議中的部分條款：未對此前認定在向伊朗出口産品調查案中違規的39名員工進行處分（中興解雇了4名高級雇員，并未處罰其他35名員工）。
對于這一決定，中興通訊4月20日發布聲明稱：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無視中興通訊過去兩年在遵循出口管制合規方面的艱苦努力和巨大投入；無視兩份函件中的問題是公司自查發現，及時主動通報；無視公司第一時間處理了對此可能有疏忽的責任人，快速糾正問題，并聘請權威美國律所獨立調查。在相關調查尚未結束之前，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執意對公司施以最嚴厲的制裁，對中興通訊極不公平，中興通訊不能接受。
4月22日，中興通訊又發布公告稱，對于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激活拒絕令，公司已經且正在采取措施以遵守該拒絕令。公司正積極與相關方溝通以尋求解決方案。公告稱，2016年4月以來，中興公司吸取過去在出口管制合規方面的教訓，高度重視出口管制合規工作，把合規視為公司戰略的基石和經營的前提及底線。中興通訊成立了總裁直接領導的合規管理委員會；組建了覆蓋全球的資深出口管制合規專家團隊；引入多家顧問單位提供專業指導，構建和優化中興通訊出口管制合規管理架構、制度和流程；引入和實施SAP貿易合規管控工具（GTS）；組織員工進行合規培訓；配合獨立合規監察官開展各項監管工作；并對出口管制合規工作進行持續投入。
在之前與美國商務部達成的和解協議中，中興承擔了6.61億美元的民事罰款（包括3億美元暫不繳納的罰款）以及暫緩實行的7年出口權拒絕命令。協議中規定，如果中興再次違反《美國出口管理法》（ExportAdministrationAct）或《美國出口管理條例》（UnitedStatesExportAdministrationRegulations），這兩項處罰将自動生效。而出口拒絕權的使用範圍幾乎涵蓋了中興供應鍊上多個重要環節，最突出的就是集成芯片和安卓操作系統。可以說，缺少了這一系列原材料，中興的生産基礎就将崩塌。
時間回溯到2016年，中興通訊因涉嫌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出口管制政策，受到了美國商務部的禁售處罰。之後由于中國商務部的介入，中興與美國商務部簽訂了上文提及的和解協議，也就包含了現在生效的出口權拒絕命令。如果說當時美國的禁售制裁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量和針對中興違規行為的正常反應，那麼當下美國對中興的再次出手則充滿了濃厚的“打壓”意味。業内人士普遍認為，中國科技企業在全球市場的業務拓展速度已經引起了美國的注意。尤其是中興涉足的5G網絡領域，很可能會使在3G、4G時代一家獨大的美國失去其曆史地位。
5G時代的起跑線之争
5G，是4G的延伸，“學名”為第五代移動電話行動通信标準，也稱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目前5G的商業應用還在拓展推進之中，5G網絡的理論下行速度為10Gb/s（相當于下載速度1.25Gb/s）。作為即将到來的下一代通信技術，5G自然成為了中、美、歐、日、韓等國争奪技術制高點和話語權的重點領域。
目前，世界範圍内還沒有任何電信公司或行業權威組織（像3GPP、WiMAX論壇及ITU-R）在公開的标準或官方文件中提到過5G，但是各國公司的技術攻堅都已到了最關鍵的落地階段。
2013年，韓國三星電子最早宣布成功開發出5G的核心技術；2017年底，美國高通公司提供了可以實現“萬物互聯”的5G技術原型；2018年初，華為與外資公司沃達豐合作，在西班牙實現了世界上的首次5G通話。
可以說5G技術還隻是雛形時，就已經形成了多家齊頭并進的研發競争格局，不同利益主體所倡導的技術标準勢必相繼問世。除了技術标準内部的高低之分外，誰能先得到市場認同、占有更多用戶，就更有可能成為5G時代的領軍者。
在這種情況下，把5G業務作為未來發展重點的中興通訊受到如此嚴厲的制裁也就不難理解了。僅在2017年，中興集團就在全球移動基礎設施市場拿下了13%的份額。同時，中興也是國内除華為集團以外在5G技術方面積累最多的公司。
縱覽中興在與美國商務部達成和解後的發展曆程，不難看出，以美國廠商提供的芯片為基礎，中興在5G領域确實有所作為。2017年2月，中興推出了5G全系列預商用基站，制定了以“IP+光”為标準的Flexhaul承載方案；10月，中興在和歐洲廠商的合作中，完成了對歐洲首個5G預商用網絡前期開發；12月，中興推出了基于服務化架構的5G核心産品。2018年4月3日，中興通訊聯合中國移動廣東公司在廣州成功打通了基于3GPPR15标準的首次呼叫，正式開通端到端5G商用系統規模場外站點。可以說中興商用級别的5G技術在近年來的發展已經大大提速。
然而通信工程領域一切技術的研發幾乎都建立在穩定的芯片供給上，即有足夠的終端和應用産品使用相同類型的芯片，由此為芯片技術的定型與完善提供試錯場景。中國除了華為之外，多數公司的芯片技術95%以上依賴進口。因此，雖然美國企業在5G行業标準上已經不再遙遙領先，卻還是可以從底層的基礎元器件環節發起攻擊，進而影響中國公司5G商用産業的發展進程。
争奪技術标準的戰争
争奪通信領域行業話語權的戰争早在2G、3G時代就已經開始。人們常常講“一流企業做标準，二流企業做品牌，三流企業做産品”，此言非虛。在通信領域标準之争中，國家主體的身影更加明顯。可以說，一流企業及其背後的國家在每一次通信标準的疊代過程中，都想成為遊戲規則的制定者。
不可否認，在3G和4G時代，高通及其背後的美國政府是遊戲規則的制定者。CDMA進入中國市場是中國入世談判過程中，美國提出的條件之一。一向倡導自由市場的美國政府就CDMA進入中國市場一事單獨出面與中國政府進行談判，最終達成了協議。高通在CDMA體系中通過專利授權費、專利反授權、高通稅等各種形式實現了年均百億美元的營收。而這種規模的營收貫穿了整個3G、4G時代。也正是CDMA在中國市場的推行，挽救了當年發展進入瓶頸的高通，解決了公司生存急需的資金問題，使之逐步成為現在的行業巨頭。
高通的先發優勢使其在5G技術标準的制定上依然居于領先地位。這種領先地位的後備力量就是大量的人才儲備和較為完善的研發流程。綜合這兩種因素，加之美國政府對相關企業的保駕護航，高通等美國通信業巨頭始終在相關領域的專利申請數目上遙遙領先。在高通總部，有一面巨幅的專利牆，收集了自1985年以來公司的全部專利成果。可以說在技術底蘊上，其他芯片制造廠商還很難與高通這種重量級的對手坐而論道。
然而，即便在中國企業在美國無線網絡硬件設備市場所占份額還不到1%的前提下，美國方面也已經意識到中國企業具有在一定時間内迅速擴大市場份額的潛力。這種預期使得美國政商兩界醞釀着一股對中國企業極度警惕敵視的态度。可以說，對新生技術标準的掌控并不隻是一個企業興亡的周期問題，而是一個國家在特定時間内的戰略選擇問題。在這一點上，任何對自身命運有清醒認識的國家都會盡全力扶持相關産業發展。
5G成為中、美、歐、日、韓等國争奪技術制高點和話語權的重點領域。“芯痛”與《中國制造2025》
在中國各個領域的追趕勢頭下，美國的危機意識并不局限于通信領域，而是幾乎覆蓋了所有創新産業和重要的制造業。有一種觀點認為，美國針對的就是中國近年提出的《中國制造2025》計劃。
《中國制造2025》明确了十大重點領域《中國制造2025》的初衷是為了順應世界範圍内新一輪工業革命的趨勢和自身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内在要求所制定的制造業建設發展中期方案。2015年，《中國制造2025》文件發布，首次将“建設制造強國”作為戰略目标提出，内容中提出要“瞄準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等戰略重點，引導社會各類資源聚集，推動優勢和戰略産業快速發展。”在這個大框架下，在政策保障、基礎服務、信息指導等各個方面都對相關企業開始了大力度的扶持。
其實，《中國制造2025》這種國家為主體的制造業發展規劃并不是中國的首創，也絕對不是計劃經濟的産物。一直以自由市場為榮的美國也有“美國制造業複興法案”、“先進制造業夥伴計劃”、“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以及“制造業創新網絡計劃”等一系列國家級别的産業促進計劃。德國的“工業4.0”，法國的“新工業34項計劃”，也具有相同的性質。可以說，世界多數主要國家都認為在信息技術的革命浪潮中，隻有國家強有力的支撐才能讓本國制造業快速邁入新時代。
美國在發布針對301調查的報告時一再突出高科技産業對美國的重要意義，定義了中國對美國知識産權的四種侵害行為：“投資與營業執照限制”、“被迫向中國同行轉讓技術”、“系統性并購”和“竊取知識産權”成為關鍵詞。調查報告把以上的各項侵權進行了所謂的統計，給出了美國平均一年損失500億美元的結論。而事實上，在很多關鍵技術領域，中國企業的并購之路并不像報告中描述的這般順暢。
幾家中國企業在美投資就曾被美相關機構單方面以“威脅國家安全”為由叫停。這種擔憂甚至不局限于中國企業的收購行為，例如在否決博通對高通的收購案中，雖然沒有中國企業參與，但美國總統特朗普仍然在其頒布的總統令中禁止博通公司以任何形式收購高通公司。其主要理由就是“博通缺乏對5G技術的研發，這可能會使華為在5G世界當中占據主導地位，進而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可以說，美國政府對産業的幹預來得更加明顯且直接。
與此同時，在一些對歐美企業的并購案中，中方企業雖然掌握了控制權，但是技術專利權和研發權并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證，研發的産業集群并沒有随着公司的所有權轉移而轉移。可以說，以“并購”和“市場換技術”的價值交換渠道在今後會越走越窄。
可以預見，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内，以特朗普執政團隊為主的美國政府會繼續在以通信産業為代表的高新技術領域，通過各種限制性手段打壓中國企業的生存空間，進而延緩中國發展技術的速度。中美之間的競争重點已經從長期以來思想領域的制度競争，轉向涉及國家切身利益的底層技術競争。5G通信技術标準的制定與發展隻是這場競争的開始。中國必須加大自主研發的決心，加快突破核心技術的腳步，這樣，才能在競争中逐漸站到世界前列。
（作者單位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