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問題本質是二戰之後國際秩序演變與全球系統性問題的一部分。2018年7月11日，美國公布對中國進口約2000億美元商品加征10%關稅的詳細商品清單，中美貿易摩擦再度升級。按照流程，這份清單不會立即生效，美國将于8月20-23日針對該清單舉行聽證會，8月30日将是聽證會後提交反駁意見的截止日。如何評估中美貿易摩擦的走向及未來前景？我們認為，未來無論是戰是和，是大戰還是小戰，都必須重視中美沖突與摩擦的長期性與複雜性，中美貿易問題本質是二戰之後國際秩序演變與全球系統性問題的一部分。
中美關系正接近“臨界點”
從美方宣布根據301調查對中國出口商品實施高額關稅開始，中美貿易摩擦陡然加劇。經過三輪談判，特朗普政府依然表态強硬，中國随即反擊。這一幕劍拔弩張的形勢與1999年兩國達成關于中國加入WTO的協議形成了鮮明對比。就本質而言，美國對華政策以及美國内部戰略方向的調整，為貿易争端提供了思想層面和社會層面的支撐。自中國開始改革開放起，美國戰略界一直秉持着和平的接觸戰略,希望能夠“接觸但是改變”中國。該戰略一直延續到奧巴馬時期。在這一思想指引下，美國戰略和思想界支持中國加入WTO，普遍希望将中國納入全球分工體系，從而達到促使中國在其預設的軌道上運行的目的。
一方面，近些年來，美國戰略界認為中美在不同的道路上漸行漸遠，開始逐步反思，認為接觸戰略已經失敗。如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會長蘭普頓2015年提出“中美關系正接近‘臨界點’”。這些思想層面的變化也推動了美國對華政策的方向性改變。而另一方面，剛剛走出金融危機陰霾的美國與國力正在上升的中國形成鮮明對比，過去5年中國占全球經濟總量的比重從11%上升到15%。2016年特朗普上任以來，對華态度整體轉鷹，美國主流政界對華“接觸派”勢力日益衰弱，“對抗派”力量日益增強。在2018年初發布的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中國被首次定義為美國的“戰略性競争對手”及全球秩序的修正主義者，這标志着美國對華政策進入新階段。因此，本輪貿易戰隻是一個“前奏”，随着美國對中國定位的根本性變化，乃至中美兩國關系格局的巨變，中美沖突與摩擦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以及邊打邊談的常态化将是無法回避的曆史必然與挑戰。内外壓力掣肘導緻特朗普進攻性政策有所收斂。制裁與反制裁加劇中美沖突升級及全球貿易混戰風險
當前中美貿易制裁和反制規模超過曆史上的制裁和反制規模。鑒于特朗普團隊信心十足，認為美國可以打赢貿易戰，而中國立場堅決，表示要做出同等力度、同等規模、數量型與質量型相結合的反制措施。因此，随着貿易戰的升級與範圍的擴大，中美之間對各自進口對方的産品實行懲罰性的增稅将會在規模和量級上加碼。短期内也尚無迹象表明這場貿易戰會繼續被控制在有限的範圍。根據特朗普的聲明，如果中國采取報複行動，他會追加報複性關稅，其威脅最終可能對超過5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關稅。美國貿易代表處（USTR）7月10日公布的清單按照HTS-8分類共有6031種商品，金額合計達到2017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2000億美元，占中國2017年全年出口金額2.26萬億美元的8.8%，加上此前公布的500億美元商品，美國對中國宣布加征關稅的商品已經占到中國全部出口的11%。
随着中美經濟實力此消彼長和經貿競争增強，新一輪全球高科技競争全面開啟。中國全面加大對科技創新的投入，“中國制造”正引領出口結構從一般消費品向資本品升級。同時，中美間的垂直分工正在轉向水平分工，中美以合作為主的關系即将轉向以競争關系為主。在此大背景下，“貿易戰”、“科技戰”加碼博弈的階段或不可避免。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已經達到3.3萬億元人民币，對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的貢獻達到23%；裝備制造業的增加值更是高達9.1萬億元人民币，對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的貢獻高達52%。從内部結構看，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對高技術制造業的貢獻率最高，達到64.52%。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對裝備制造業增速的貢獻率最高，分别達到28.23%、18.89%、16.02%。
進一步分析此次公布的2000億美元商品，主要集中在受益于“中國制造2025”産業政策的領域，包括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術、機器人、工業機械、新材料、汽車等行業。然而，這些産品大都屬于全球價值鍊産品和中間品貿易。對中國産品加征關稅勢必影響到全球産業鍊和價值鍊上中下遊的各個環節。例如，鑒于中國是韓國中間品零部件進口大國，根據韓國現代經濟研究院報告，若美國對中國進口減少10%，韓國對中國出口額将一并減少282.6億美元，其中電器裝備、IT等産業将相對受到較大沖擊，分别減少109.2億美元與56億美元。與此同時，由于此前特朗普根據“232調查”決定對歐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多國出口的鋼鐵和鋁産品征收高額懲罰性關稅，許多國家已明确出台強硬的貿易反制措施。随着特朗普對全球開火可能導緻貿易戰交叉升級，不排除進一步演變為“全球貿易混戰”的情形。從曆次美國與各國的貿易戰中可以看出，美國擅于在投資、彙率、技術等貿易之外的領域采取多樣化手段對目标對手進行多維打擊。美國可能通過“多維打擊”手段全面激化中美關系
特朗普看似“不按常理出牌”，但正如前文分析，必須深刻認識到此次中美貿易戰不同于以往的特殊性和日益嚴峻性。從曆次美國與各國的貿易戰中可以看出，美國擅于在投資、彙率、技術等貿易之外的領域采取多樣化手段對目标對手進行多維打擊。特朗普政府未來的“組合策略”可能包括：一是通過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擴權改革以及推動《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FIRRMA）》立法進程，關閉中國高新技術産品輸美市場并限制中國企業投資，把對中國的貿易制裁擴展至對中國赴美直接投資的制裁；二是可能切斷從美國到中國的人力資本與技術傳遞，以此來限制中國的技術升級與産業升級；三是美國可能會大力拉攏歐盟、英國、日本等國家和地區，試圖在多邊層面針對中國采取一緻性措施，甚至不排除美國在拒絕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同時取消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四是頻繁地把中資企業當作“人質”，将“中興式制裁”的“長臂管轄”擴大化；五是可能在台海與南海等地緣政治問題上大做文章。如果中美經貿聯系弱化，更多的敵對行為可能出現。而一旦管控失當，中美貿易戰全面升級，不排除美國用以往積累起來的貿易戰、彙率戰（對日本）、資源戰（對歐洲）等多維打擊經驗和手段，後續擴大到金融戰、經濟戰、地緣戰等。
如果全球貿易争端交叉式持續升溫，會導緻全球價值4610億美元的貨物貿易受到沖擊，并将造成全球貿易增速、全球GDP增速分别下滑2.5個百分點和0.5個百分點。内外壓力掣肘導緻特朗普進攻性政策有所收斂
雖然貿易沖突平息的情形概率較小，也不排除“偃旗息鼓”的可能性。例如，如果持續一段時間後美方認識到一味強硬不符合其根本利益，因而不得不退而尋求在與中國經貿合作與競争關系的平衡上達到一個新的可接受狀态。
首先，從宏觀經濟層面看，“貿易戰”從來不是導緻“雙輸”，而是“多輸”。依據我們對貿易戰影響的綜合分析，中國雖然出口依存度較高，但宏觀經濟系統調整與整體抗壓能力較強；美國在進口限制上選項較多，但受結構性和周期性因素制約，宏觀經濟對貿易戰沖擊的承受力有限，特别是此次征稅清單中資本品和中間品占比提升，中間品占比增加至52%，這将大大擡升美國生産者價格和消費者價格，損害其經濟增長、消費者福利，加大通脹風險。摩根斯坦利最新報告顯示，針對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的關稅攻勢不僅會對中國GDP增速造成0.2-0.3個百分點的影響，而且也會對美國GDP增速有0.3-0.4個百分點的直接沖擊。如果全球貿易争端交叉式持續升溫，會導緻全球價值4610億美元的貨物貿易受到沖擊，并将造成全球貿易增速、全球GDP增速分别下滑2.5個百分點和0.5個百分點。在全球經濟複蘇減弱情況下，“貿易戰”對美國沖擊的邊際效應會急劇放大。
其次，從産業層面看，加征關稅的更大影響是重構包括美國跨國公司在内的全球産業鍊布局。在美國加征關稅事件中首當其沖的是跨國公司而非中國本土企業。特朗普政府公布的關稅清單集中于“重大工業技術”産品，美國從中國進口商品中關聯交易占比最高的電腦及電子産品、機械設備（不含電力）、運輸設備、電氣設備等都是美國加征關稅的重點對象。據統計，僅2017年4季度，蘋果公司和波音公司從中國市場獲得的收入分别占其總收入的20%和13%。英特爾、高通、德州儀器和美光科技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于在中國市場的銷售業績。當前，關稅行動已經引起美國一些跨國公司的強烈反對。
再次，從國内政治壓力與社會民意層面看，近期特朗普政府的關稅行動已經引發不少議員的擔憂。而美國國會也試圖通過出台法律限制總統權力，讓國會重新獲得征收和管理關稅的權力。美國國會中期選舉可作為未來貿易戰重要的參考時間節點。按照法定流程，參議院的1/3（33席）和衆議院所有的議員（435席）均将改選。共和黨能否在中期選舉中保住多數地位，直接決定特朗普政府未來兩年能否順利推行各項政策。如果美國社會内生“厭戰”情緒，“求和”訴求上升，也不排除特朗普政府選擇通過談判擇機退出的可能性。
（作者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戰略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