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轉變發展方式與推動産業結構升級成為了目前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方向。國家明确促進引領并适應經濟發展新常态的體制機制與發展方式的盡快形成的國家戰略。中國經濟近年出現了明顯的降速調整，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迫在眉睫。在中國近代經濟發展的慣性軌道中，中國的産業結構與經濟發展模式始終高度依賴投資，經濟生産以要素投入為重，生産率技術水平始終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與提升。供給側出現産能的相對過剩使得傳統發展方式難以為繼，對于中國的經濟發展質量、環境承載能力與資源消耗水平産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響。
關鍵詞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根據萬得數據庫數據收集與其他相關文獻數據統計，我發現中國近年來三次産業的比重逐漸開始接近國際發達國家水平。第一産業逐步下降至低于8%，第二産業比重穩定在50%以下且呈現下降趨勢，第三産業比重不斷增加并且在近年穩定高于50%并在2011年出現了第三産業比重首次超越第二産業。中國的産業結構優化動力與可持續發展仍然存在較大挑戰，中國産業結構在相當程度上缺乏進一步邁入發達國家行列的持續動力。中國經濟近年重虛輕實的現象逐漸浮現，産業空心化成為了衆多企業當下發展的通病。
本次供給側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的理論有一定程度的連通之處，但是英美的背景經驗是完成了工業化市場化，經濟結構和市場機制相對成熟；而我國目前工業化尚未完成，市場機制尚未完善，不能對英美的階段經驗照搬照抄。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生産力生産關系理論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對實體經濟和經濟結構賦予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視，構築起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石。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眼中，此時顯然需要進行結構性改革，即改變支配市場行為的制度架構和監管架構。英國、法國、美國、德國、日本的市場經濟建立以後，制度架構也存在着問題，政府與社會也對存在缺陷的制度架構進行了大規模的深入改革。從國際實踐環境上看，我國在國際專業分工中的低成本優勢逐漸消失，傳統的人口紅利逐漸被新興東南亞國家取代；科技創新多方面與國際領先水準存在較大差距，歐美高端回流的壓力增大。這些變化迫切要求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供給體系結構轉型和實體經濟發展。
另一背景是，改革開放的初期政府由于信息充分性缺乏造成結構畸形，過剩産能越調越多，産業内部結構變得越來越扭曲。以去煤炭過剩産能為例，行政機關發布計劃指标之後把指标層次分解到各個部門、地區和企業。為了真正達到降低産能的目标，隻能按企業規模與技術水平等硬性指标劃分。然而行政部門會優先保護自己的産業，這導緻效率低下的設備和企業并不能有效淘汰。
法制上,社會經濟參與者的産權邊界是否清晰決定了經濟運行的成本與效率。模糊的責任主體導緻資産流失與經濟效益低下。國家應完善《公司法》等外部法律嚴格劃定任意市場主體的權責利邊界，建立适應新經濟發展方式的監管結構體系，結合以實行微觀企業内部權責利邊界界定條款的審批制度，松市場、緊法制，實現産業質量結構變革、效率結構變革與法律監管結構變革。
科技上,科技創新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技術結構革新的先行力量。個人認為國家科技創新應加大對傳統行業的技術更新投入，實現傳統行業技術升級與新興技術開發的平衡。具體措施可以分為兩步實行——第一步推動第一産業與第二産業傳統行業的技術研發升級，關鍵是實現全方位的技術鋪展，涵蓋農林牧漁、采掘、建築、能源材料的技術提升，實現第一第二産業絕對量的大幅提升與比重的下降，完成全要素生産率的跨越與産業結構技術結構的優化；第二步推動第二第三産業的技術開拓，關鍵是實現逐點的技術突破與布局。由于新技術開拓成本高，周期長，風險大，全方位布局所承擔的崩潰風險無法得到有效等量補償，因而我認為新興高科技結構逐點突破的布局方案是兼顧風險與收益的決策，如此既能彌補技術領域短闆又能占據國際技術領域的不敗之地，是技術産業結構的有效戰略。
财稅制度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财稅制度也應該同步變革，實現地區化特色化。以中央财政補貼為例，我認為中央對地方的專項财政補助對于不同地區産生的邊際效用是不同的，應該調整不同地區專項财政補助與一般财政補助的比例——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地區的經濟發展較為成熟且形成了自己的第二第三産業體系與特色，應将财政補貼大體上完全設定為一般财政補貼以實現效率的最優；成都、杭州、南京、天津、重慶等省市應盡可能降低專項補貼比例，盡量提高一般補貼比例，力促達到經濟成熟化；對于内陸農村地區和西部欠發達地區由于經濟的脆弱性則應擴大調研範圍，以第一第三産業專項補貼為主要穩定經濟手段，在相對穩定的條件下小幅調節一般财政補貼的比例，專項輔助地區特色産業以盡快形成獨立的地區性特色經濟。
思想上,一切實際的政策措施都離不開思想的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順利推行，其長遠的持續推動力在于思想的解放。如果經濟發展依然沉浸在重能耗、重環境消耗、重外需與投資的思想教條，那麼縱使在改革早期出現了雷厲風行的勢頭，也注定會在改革後期堙沒于制度、理論的自我懷疑與舒适區的自我倒退。我認為必須大力推進思想的解放，結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與西方經濟學相關理論，全面分析中國所處的實際經濟發展階段，實現思想理論結構的革新。在經濟學思想突破約束的同時還要在社會進一步倡導和培育“工匠精神”的社會思想，形成弘揚工匠精神的良好環境和尊重工匠的社會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