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究竟是加劇了還是縮小了“數字鴻溝”一直以來都是學界關注的重點。本文以大學生群體為研究對象，通過使用網絡關注發展型内容的頻率和關注娛樂性内容的頻率來衡量網絡行為，考察個人先賦因素與家庭收入情況、父親職業類别和父親教育水平等代際因素對于子女網絡行為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個人先賦因素中性别和家庭居住地對于子女網絡行為有顯著影響；在代際因素中，家庭收入和父親教育水平對于子女網絡行為有不同程度的影響，而父親職業類别對于子女網絡行為則沒有顯著影響。
關鍵詞網絡行為；家庭地位；大學生
問題提出
随着經濟和科技的快速發展，人們的衣食住行、社交生活也更多呈現出一種“網絡化傾向”。在大學生群體中我們可以觀察到，盡管在獲取信息與知識的形式選擇上該群體具有較強的同質性，但是其網絡行為卻有很大差别。比如有些同學在上網的時候喜歡刷微博了解明星資訊或是打電子遊戲放松身心，又或是認識新的朋友來拓寬自己的社交圈；而有些同學在上網的時候則更願意利用網絡提供的便利進行專業知識的學習，例如觀看各式各樣的網絡公開課，或者是浏覽各大新聞媒體網站、了解社會資訊等等。大學生群體還沒有真正步入社會，在經濟上不獨立，家庭作為其生活的基本單位和社會化的首要場所，對于其網絡行為差異可能具有一定影響。不同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于子女的教養方式不同，可能會導緻子女在網絡行為上的偏好差異。因此本研究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中國大學生及畢業生就業、生活及價值觀追蹤研究”項目組，針對全國範圍内17所本科院校及高職高專院校的大學生實施的《中國大學生就業、生活及價值觀調查》中所得到的數據為基礎，力圖探究在校大學生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其網絡行為之間的關系，希望驗證除了研究對象本身的先賦和後賦因素以外，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即代際因素是否對網絡行為産生影響。
文獻綜述
（一）網絡行為描述
翟延祥、金明華、楊琳指出90後大學生上網動機大緻可以歸納為尋求探索和求知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以及心理安全的需要。林佩雲針對七所高校的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大部分學生上網使用的是網絡的聊天、影視、遊戲、網上購物等娛樂功能，而利用網絡獲取學習資料、進行學習的隻占19.07%。
（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SES）描述
社會經濟地位簡稱為SES（socialeconomicstatus），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用于衡量學生家庭成員的社會和經濟地位，是對家庭成員所能夠掌握的社會資源數量的反映，一般采用父母受教育水平、職業和收入三個基本變量作為衡量學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标準。
（三）知識溝描述
該理論認為随着大衆傳媒的發展，人們獲取到的信息将會呈現顯著的上升，但是處于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人依靠媒介獲得知識的速度是不同的。社會經濟狀況好的人将比社會經濟狀況差的人以更快的速度獲取這類信息。因此，媒介發展水平的提高和信息的增長導緻了“知識溝的擴大而不是縮小”。
對于網絡新媒體的影響，國内學者持有不同的态度。部分學者認為新媒體打破了以往的社會分層的對話機制和模式，使得不同社會階層、不同社會地位的人都能夠實現平等的對話和同等接觸各類信息的機會。而另有部分學者認為新媒體的出現實際上從某種程度上加劇了“知識溝”的擴大。黃艾華認為網絡本身并沒有擴大或縮小“知識鴻溝”的傾向，但是由于衆多外在因素的影響，使得伴随傳統媒體出現的“知識溝”在新媒體便捷、高效的特點之下被無限放大。與之類似的是“數字鴻溝”的概念。王刊良等通過對中國大陸各地區因特網用戶的定量研究發現，收入和教育在形成數字鴻溝的過程中發揮着重要作用。
數據分析
（一）大學生自身基本情況
通過對10766個樣本的統計分析可以得到在我們所調查的大學生中女生占52.6%，男生占47.4%；擁有農業戶口的占57.8%，擁有非農業戶口的占42.2%。其中目前就讀于本科的人數最多,占61.4%，其次是專科（高職）和碩士及博士研究生。用網絡關注發展型内容頻率較高的百分比為80.7%，用網絡關注發展型内容頻率較低的百分比為19.3%；用網絡關注娛樂型内容頻率較高的占86.5%，用網絡關注娛樂型内容頻率較低的百分比為13.5%。
（二）大學生網絡行為的綜合情況
下表所列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結果可以分析網絡行為的影響因素，進一步探究在選擇用網絡關注發展型内容或娛樂型内容的頻率上哪些因素發揮的作用更顯著。
首先對性别、戶口、政治面貌、本人學曆等變量進行二元Logistic分析，這些因變量可以看成是個人的先賦性因素。發現性别對于用網絡關注發展型内容和娛樂型内容的頻率均有顯著性影響，呈負相關。戶口對大學生網絡行為沒有顯著影響。在先賦因素的基礎上加入家庭收入、父親職業、父親受教育水平等代際因素，之前的先賦因素在新的數據中作為控制變量，其影響力被削弱，代際因素的影響更加明顯。
1、家庭收入與大學生網絡行為之間的關系
由上表可知，家庭收入對于大學生用網絡關注發展型内容的頻率有顯著影響。家庭收入越高，大學生用網絡關注發展型内容和娛樂型内容的頻率都越高。這一點在訪談中得到了印證。現就讀于北京市某211院校的T同學，父母親均為幹部，家庭月收入2萬元左右。當被問及平時上網關注什麼類型的資訊比較多時，T同學表示“之前我最多的就是上微薄刷熱點。很多和我同齡的同學不太關心時事什麼的，但我就比較關注這個。我覺得可能是我家庭的緣故吧，中學那會兒我媽就讓我每天回家看報紙，後來養成習慣了，現在都是用手機上網看了。當然，也會很關心明星八卦之類的。還有就是畢業之後打算出國，所以在網上關注留學信息比較多，會上各種英語網站刷托福、上知乎找經驗帖。”
2、父親職業與大學生網絡行為之間的關系
由上表數據可以看出，父親職業對于大學生用網絡關注發展型内容和娛樂型内容的頻率均沒有顯著影響。隻有父親職業為“辦事人員”的對子女用網絡關注娛樂型内容的頻率影響顯著。
3、父親教育水平與大學生網絡行為之間的關系
對比上表數據後可以得出結論，父親教育水平對于大學生用網絡關注發展型内容的頻率的影響顯著。随着父親教育水平的增高，大學生用網絡關注發展型内容的頻率也随之增高。在用網絡關注娛樂性内容方面，父親教育水平從小學到初中，其子女用網絡關注娛樂型内容的頻率顯著上升。其餘父親教育對子女用網絡關注娛樂型内容的頻率則沒有顯著影響。
結果讨論
綜合前面的數據分析，我們發現，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大學生用網絡關注發展型内容和娛樂性内容的頻率就越高；父親教育水平越高，大學生用網絡關注發展型和娛樂性内容的頻率就越高；而父親職業則與大學生網絡行為沒有顯著關系。
家庭投資理論提出，社會經濟地位低的家庭所占據的各類資本都比較缺乏，能夠用于投入在子女身上的資本也相應較少，而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家庭因為掌握着大量的資源，在對子女的教育和發展等各方面的投入也相應較多，有利于為孩子營造良好的成長環境。布迪厄認為，社會本身存在着階層分化，不同階層擁有不同資本，其中文化資本有别于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是社會各階級和個體所擁有的知識、技術、文化背景的總和。孩子在成長過程中進行社會化的場所首先是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高的家庭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父母會更重視孩子的教育，并鼓勵他們利用可獲得的資源完善自我、實現知識的再生産。同時，相對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孩子來說，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孩子更重視資本的力量，也具有更強的知識儲備，能夠利用網絡帶來的便利條件實現資本的再生産。
現代社會中各職業之間依然存在明顯劃分，但在剔除掉其他影響因素之後發現父輩職業對子代大學生網絡行為沒有顯著影響。這間接說明造成大學生網絡行為差異的的代際因素更多是來自于家庭收入、父輩教育程度等，而與父輩職業沒有直接聯系。
通過本研究的結果我們可以初步得到：媒介水平的發展并沒有縮小群體在知識水平上的差異，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這種“數字鴻溝”。網絡的開放性為公衆提供了一個相對公平的獲取資源的平台，但是不同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所帶來的隐性影響依然在這場博弈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好的孩子相較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差的孩子的優勢在于，在利用網絡的時候既重視從發展型内容中實現自我提升，同時也更善于利用娛樂型内容。他們對于各類信息的獲取和運用能力要高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差的孩子。在傳播學中，傳播效果分為三個層面:認知、态度和行動。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劣勢往往導緻其子女對于信息傳播效果的獲取隻停留在認知層面，而缺少将認知轉化為行動的能力，這嚴重影響了信息傳播的深層次效果。可見除去以往研究中所得出的研究對象本身的先賦和後賦因素以外，代際因素同樣值得我們關注，它對于網絡行為中“知識溝”和“數字鴻溝”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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