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經營可以給企業帶來無限的發展動力，而且可以降低廣告宣傳費等諸多費用，使生産率大大提升。
文｜錢麗娜
人無信而不立，何況企業。而立信又何其難，“誠信”二字背後牽出的是文化、信仰、道德、立法、執法……即使祭出嚴刑峻法也未見得能夠徹底解決問題。
為什麼中國人普遍缺乏契約精神呢？德魯克管理學院副院長餘大洪的解讀是，這是由曆史文化基因決定的。
第一，契約是西方商業文明的基礎。契約代表着商業關系雙方的承諾，信用與契約緊密關聯。契約精神保證了商業文明的發展，商業文明又強化了契約精神。而中國一直是農業社會，重農輕商，偶有商品交易，也常常在熟人世界中運行，陌生人交易所需要的契約精神自然很難産生。
第二，西方文明傳統中的契約精神，首先表述在“神人立約”上。耶稣降生之後，上帝與人重新确立“新約”。過去上帝與猶太人訂立的稱之為“舊約”。這種契約精神經猶太教、基督教弘揚開來，在西方文化傳統中根深蒂固。而中國人普遍缺少信仰，失去了一個保證契約正常履行強大的中間人，一切隻能靠自己内心的道德律令，何其難也。
但細想，這兩條理由其實又都是站不住腳的。首先，小農經濟與契約精神并沒有什麼關系。小農經濟把一群人局限在狹小的地域中，大家彼此非常熟悉，相互之間是鄰裡親戚關系，如果有人品行不端不講信譽，會被千夫所指。所以，即使是指腹為婚這樣大的終身契約，一般都是會得到遵守的，而且沒有書面的合同，隻是口頭契約。
其次，中國雖然不像西方普遍信仰宗教，但是儒家思想“仁、義、禮、智、信”有着深刻廣泛的群衆基礎。“三綱五常”作為社會的行為準則，有着類似西方宗教的作用。
現實是曆史的結果。“當今中國社會文化堪憂的現狀，成因也很多。問題不是傳統文化先天不全，而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在被破壞。”餘大洪說，“今天的現狀，恰恰是沒有繼承傳統文化的結果。”
中國文化對日本、韓國産生過重要影響。日本、韓國整個社會的文化傳承做得比較好，文化與管理的結合做得也比較好。日本電影《釣魚迷日記20》講述了鈴木建設公司創始人作為釣魚愛好者的普通生活。在影片的最後，他離開工作崗位對全體員工演講時提到：公司的宗旨是建設與自然環境和諧的舒适住宅，即使公司利潤不高也要保持住戶的基本需求。如果公司要裁人，公司高管首先要請辭。
《柳韓金佰利的管理之道》一書講述了韓國著名企業柳韓金佰利原董事長文國現作為一名企業家，如何用價值觀引領企業，進而影響上下遊企業，乃至社會。文國現一直強調倫理經營，在他看來，成為一個受尊重的企業才是最高的價值創造。沒有基于社會尊重或正當績效的财富，不僅很難維持，往往也會成為政府改革的對象，結果就是企業不安、企業的利益相關方不安，這類企業多的社會也會不安。
将德魯克先生的管理理念踐行于柳韓金百利，将企業的每一個挑戰目标變成現實。德魯克的社會生态學指明了“個人、機構、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各機構角色的本質則是社會生态中的一個器官，生态社會環境中，各器官依據功能定位為社會作出必須的貢獻，同時各器官又都從社會中吸取營養以維持自身的生存和成長。所以，每個器官的功能對社會運行的健康狀态都将産生重要的影響。德魯克關于“個人、機構、社會”相輔相成的社會生态說，與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的道理是相通的。
這是中國企業需要加緊步伐的地方。在組織化的社會中，每位企業家都做出一些改變，每個組織都做出一些改變，社會整體風氣就會随之逐步改變。唯有行動，改變才會發生。企業家通過在企業内部進行使命、願景、價值觀等文化建設，營造一個正能量的小環境，從而影響整個社會大環境，還是可以做到卓有成效的。當然除個人、企業外，社會組織、政府的功能也應該得到發揮。
用倫理戰勝競争對手
倫理經營對企業來說，并不是一種束縛，反而能給企業帶來諸多的好處。文國現認為“倫理經營可以給企業帶來無限的發展動力，而且可以降低廣告宣傳費等諸多費用，使生産率大大提升，我想沒有比倫理經營更能實現差異化的經營策略了。”
寶潔在全球市場上攻城略地，但在韓國市場，寶潔所涉足的幾大産品領域，都連遭敗績，有的産品線甚至被迫退出了韓國市場。而讓寶潔遭此敗績的，正是柳韓金佰利和它的前CEO文國現。
雖然柳韓金佰利公司在生産率、利潤率、資産收益率等方面都非常重視企業原本的價值和競争力，但同時堅信企業的價值是通過社會性來實現的。柳韓金佰利的實踐也打破了企業社會性和收益性之間的悖論。20世紀80年代開始，柳韓金佰利公司投資倡導了一系列環保運動——綠化江山、造林運動、社區淨化。加強企業社會性和公共性以後，柳韓金佰利的淨利潤從50億韓元提高到900億韓元，增長18倍。在文國現看來，柳韓金佰利成功的背後，有一個因素是其他企業沒能向消費者提供的，那就是“溫暖的幸福”。其他企業是忙于提供價格滿意和信息，而柳韓金佰利通過提供更為細心的關懷和照顧的環保經營，得到了更多的喜愛。實踐證明，企業的成長發展與社會公益是可以同時實現的，而且環保經營可以提高員工的自豪感和責任感。
行善賺錢，還是賺錢行善
餘大洪指出，經濟理論中的一個基本假設是，使利潤最大化是每一家企業的基本目标。但是，近年來，利潤最大化已由理論家作了重大的修正，更多地關注長期利潤、經營管理的收入，而不隻是企業所有主的短期收入。這種趨勢反映了理論家們日益認識到許多企業、特别是大企業并不是按照以邊際成本和邊際收入來表示的利潤最大化原則來經營的。
一個企業把利潤最大化作為其目的的時候，它在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之間的平衡就會受到相當大的影響；就會忽視在企業生存所必須的各個領域設定目标；很容易隻為了經濟利益而經營，而不會去平衡企業的三個方面：企業作為經濟的組織、企業作為人的組織以及企業作為社會的組織。
在處理企業賺取利潤和行善之間的關系時，通常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做法：一種是“賺錢行善”(dowelltodogood),另一種是“行善賺錢”(dowellbydoinggood)。
德魯克第一個提出并系統闡述“行善賺錢”即“把社會需要和社會問題轉化為有利可圖的商業機會”的社會創新觀。
鋼鐵廠通過高熱廢氣處理，可以降低能耗，提升熱利用效率，副産品粉煤灰還可以作為建築材料出售。美國通用電氣公司(GE)近年來推出的全球“綠色創想”計劃為例，通過增加對節能環保産品及服務的研發投入，降低企業自身的能源使用和溫室氣體排放，提升了企業的聲譽。而該公司新的節能環保産品及服務在投入市場後又為企業帶來了巨大的利潤回報，使GE在社會責任與自我發展之間找到了最佳結合點，成為企業社會創新的成功典範。
“由于誠信環境是一種公共資源，誠信需要政府責成，通過制度來保障其實現。政府對企業誠信的建立不是通過直接的行政命令來進行，而是通過法律進行間接調控。”餘大洪說，“在這一方面，中國還沒有相應的準則。美國、日本等其它國家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企業家通過在企業内部進行使命、願景、價值觀等文化建設，營造一個正能量的小環境，從而影響整個社會大環境，還是可以做到卓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