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平台都希望以相同的形式大規模無縫運行在世界各地，然而現實卻是，在它們每一個占領的城市都可能存在一套不同而棘手的遊戲規則。
自成立以來，家庭共享平台Airbnb一直在用這樣一條願景标語來鼓勵用戶去冒險和發現：“基于世界頂尖級的客戶服務，以及不斷增長的用戶社區，Airbnb可以最方便地幫您利用多餘空間賺錢，以及把它展示給全世界。”這樣描述的潛台詞在于，平台的潛在盈利性不是第一優先考慮的，它的最大優勢在于便捷的使用方式——注冊，然後出租您的客房或公寓，就這麼簡單。
如果你住在芝加哥，事情可沒有這麼簡單：芝加哥不久前剛通過一項法律，它要求房東必須在市政部門注冊，每一筆交易都必須繳納一定的稅費以幫助城市的流浪服務組織，而且每幢大樓允許出租的公寓數量有嚴格限制（取決于樓的大小）。或者你是生活在Airbnb公司所在地的舊金山，他們在2015年通過了一項法律，限定了每個公寓每年允許出租的最多天數，以及同樣地要求房東必須在市政部門注冊。就在舊金山法律通過後幾個月，聖莫妮卡也推出了類似的法規要求房東取得營業執照，以及禁止出租整套不動産。
類似的規則在其它城市也在緊鑼密鼓地制定中。在洛杉矶，城市規劃部門提出的法案要求房東必須每兩年登記備案一次，并交納一定的費用，在Airbnb最大的市場紐約，一項禁止出租整套公寓（否則将被處以高達7500美元的罰款）的州法案正等着政府的批準。
這些密集出台針對Airbnb的監管法規清晰地說明了一個道理——一個非常簡單的商業模式遇到現實市場就可能變得混亂不堪，并被改變。
一個提倡冒險和發現的公司為何會招來這麼多的敵人？批評者指出，Airbnb助長了非法服務，歧視少數派用戶，給房東和房客引來不确認的責任問題，給本地住房市場成本帶來傷害。非常類似的企業還有市值是Airbnb兩倍的Uber，他們現在在全球六大洲的各個地方被出租車聯盟反對，以及無數城市、州省以及國家層面的法規所限制。
一個家庭共享平台能夠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内變成市值300億美元的公司，是不可能在不破壞現有行業規則的前提下達到的。所以在類似企業的增長過程中，他們需要大量的公衆人物或法律團隊去處理爆發式的社會評論或者法律官司。Uber十分高調地聘請了奧巴馬總統的前競選經理DavidPlouffe；Airbnb聘請了演員AshtonKutcher（他恰好也是Airbnb的投資者之一）。
“Airbnb陷入了一個現實困境。”政治顧問BradleyTusk在接受紐約時報的采訪時說，“他們必須做出這樣的選擇，要麼大幅降低他們的市場規模，要麼解決掉監管不确定性的問題。”即野蠻生長與公共回應之間的權衡。
不同城市的生活方式确實不一樣，但是同時也很清楚的方式是，無論在什麼樣的城市，Uber和Airbnb都傾向于建議同樣的商業模式：推出方便的工具，便宜的産品或服務，以及在政府還沒來得及制定相應法規前就把消費者釣上鈎。而随着相應法規的不斷完善，Uber和Airbnb平台的模式也會相應做調整，所以，未來的平台經濟可能是這樣的：在全球願景的框架下，平台在每個城市根據當地的風俗習慣、法律法規的不同，而推出一系列因地制宜的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