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大布局》
邱震海著
東方出版社
2018-6
作者全面分析了中國的經濟問題，從國家政策、學術研究、媒體等角度讨論中國經濟的宏觀環境與個人機遇。
20世紀80年代開始，世界進入了第四次科技革命，亦即信息化革命，同時人類進入了第二次全球化。這個進程迄今已延續了将近40年，中國的高速發展恰好就是在這40年裡。在這40年裡世界出現了哪些新生事物，又發生了哪些變化。一是互聯網的誕生；二是全球化的發展；三是金融創新的大幅飛躍。
無論是互聯網、全球化還是金融創新，就其本質而言都來源于科技的發展。自18世紀60年代第一次科技革命以後，人類就難以拒絕科技革命的潮流，而且也已深深卷入其中。人類已不可能返回到過去那種返璞歸真的年代，這是一個帶有哲學色彩的困惑。
如前所述，科技革命一旦産生，很快就會傳導到産業革命并繼續造福人類。但産業革命一旦掌控不好，就會引發社會革命；而引發社會革命的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産業革命過程中導緻的财富分配不公，或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貧富差距擴大。馬克思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為他準确分析了17601860年歐洲在科技革命基礎上産生的産業革命及其在勞資領域裡的貧富不均現象。
從《資本論》第一卷誕生到現在，150年過去了。今天的科技和産業發展水平，都與150年前不可同日而語，但由科技和産業革命導緻的财富分配不公和貧富差距擴大的本質依然相同。
必須指出的是，當科技革命遇到市場經濟環境，恰好是推動産業革命的極好契機，但也是财富分配不公的極大誘因。150年前的馬克思沒有預見到兩個事物：一是科技革命的繼續迅猛發展；二是中産階級的産生往往對社會能起到穩定作用。
1883年馬克思去世的時候，世界剛剛進入第二次科技革命——電氣化，第一次全球化也才剛剛露出端倪。第一次全球化導緻的帝國主義争奪世界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被列甯捕捉并經曆到了。當然，馬克思沒能預見到後來的自動化和信息化革命，似乎是一個遺憾。20世紀上半葉到中葉發生的事情，如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NewLiberalism）和“大繁榮”的出現，似乎讓人覺得，資本主義似乎有自我修正機制。但直到這一輪科技革命爆發才讓人感到，西方資本主義逃不出這一鐵律，乃是其制度設計使然。
在馬克思的那個年代，城市化的社會裡隻有資本家和産業工人兩個截然對立的群體，中産階級尚未産生。從19世紀末開始，中産階級在歐洲産生，并繼而被稱為社會的“安全閥”和“穩定器”，似乎讓人覺得資本主義的自我調節機制又在發揮作用。但直到最近若幹年，由于财富分配不公，中産階級在西方社會萎縮，人們才發現，還是有一些規律性的東西沒有改變，那就是：當科技革命遇到市場經濟的環境，必然導緻産業革命和财富大爆炸；但是，在财富大爆炸的同時，若僅依靠市場的力量，又必然會導緻财富分配不公和社會矛盾爆發。
250年來，純資本主義體制始終無法擺脫三個根本性的痼疾：一、持續不斷、揮之不去的經濟危機；二、無法提供周全到位的社會共同服務産品；三、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赢者通吃”、貧富不均問題。
19世紀末的社會主義者倡導消滅私有制，以全面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來規劃社會大生産，解決貧富不均矛盾，并以無産階級革命的方式予以實現。20世紀的實踐證明，這至少有些理想化了。但社會主義作為對資本主義的補充，這一點卻依然有效。
如果說，市場經濟的最大貢獻就是提高效率，而其最大的缺點就是不公；那麼，社會主義的最大貢獻就是維持社會的公平正義。人們不應由于過去一些道路實踐的失敗而對這一根本理念産生動搖，而應該繼續探索在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體制下，繼續維持社會公平正義的有效途徑。
讓我們把目光從曆史拉回到現實，從世界拉回到中國。
雖然人們對中國經濟總有種種期待、抱怨甚至責難，但是至少到目前為止，尤其是在實施市場經濟的20多年時間裡，中國沒有發生過一起重大的經濟危機。這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颠覆”了市場經濟的根本規律。與此同時，每當經濟遇到重大挑戰的關頭，中國總能化險為夷……
這背後自然須歸功于中國國家力量的強有力的幹預。雖然從理論上說，國家力量的幹預，會對市場的活力構成挑戰，但在危機來臨時，國家的力量就像一道最後的保障，保障了人民生活不會遭遇重大的動蕩。這無論如何都是國家應該扮演的角色。如前所述，2008年美國經濟危機後，如果沒有國家力量的幹預，美國恐怕不會那麼早走出經濟危機的陰影。
當然，國家力量的幹預應該适度，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理順将依然是中國改革的重要目标。但是，以市場力量拓展上線，增強經濟的活力和繁榮，同時以國家力量守住底線，維護經濟安全和人民财富的穩定，這已經成為中國經濟模式的重要特征。
不僅如此，國家力量在社會财富分配中，應當扮演越來越多的角色。這在西方市場經濟的理論和實踐中，尤其在最近幾年，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重視。中國具有天生的體制優勢，在這方面就更可做好平衡。
人類的現代化曆程一路走來，無論是18世紀的機械化、19世紀的電氣化，還是20世紀末開始的信息化，以及正在洶湧而來的人工智能，隻要是科技革命遇上市場之手，那麼“赢者通吃”的邏輯就必然難以避免。而能扭轉這一邏輯，并能讓民衆既受益于科技進步和市場繁榮，同時又能避免貧富不均的，隻有國家的力量。
因此，當21世紀的1/5時間即将過去，當科技之手和市場之手正在催化新的社會不公，而這種社會不公也正在導緻世界進入新的動蕩的時候，具有體制優勢的中國的國家之手，就更具有重要的現實和理論意義。
在經濟領域告别新古典自由主義的中國，同時應該告别的是二元對立思維，亦即非“左”即“右”，不是市場經濟就是計劃經濟，而更應采用一種協同、融合的思維展開經濟和其他領域的治理。
過去250年的世界經濟實踐證明，市場經濟是迄今唯一能在短時間内增加财富、促進經濟繁榮的經濟體制，其秘訣就在于“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這不等于說，純市場化就是靈丹妙藥，國家力量就必須全部淡出而無所作為。
當然，這樣做絕非讓國家力量淩駕于市場力量之上，也絕非讓官員尋租空間死灰複燃，而恰恰是探索在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環境下，國家力量與市場力量的兼容和彼此界限的界定。
過去150年，在人類探索的進程中，兩種體制的融合已是大勢所趨。凡是成功融合的經濟體，都獲得了可持續發展的空間。
從這個意義上看，進入新時代後，中國正在從事的事業，不但是中國自己的事業，而且也是全人類共同的事業。
雙周書情
《打造消費天堂》
連玲玲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8-6
五光十色的百貨公司不僅是現代物質文明的展示櫥窗，也是我們理解城市文化的一把鑰匙。如果說，近代上海的傳奇建立在以消費主義為基礎的人、物關系上，而百貨公司正是人、物互動的實踐場域，既充滿了魅惑與欲望，也承載着矛盾和争議。
《數字烏托邦》
[美]尼古拉斯・卡爾著
姜忠偉譯
中信出版社
2018-6
作者駁斥了科技天堂的悖論，扯下了科技的僞善面具，揭示了它如何以各種方式一邊豐富我們的生活和工作，一邊桎梏我們的思維，窺探我們的隐私，讓我們不再習慣動用大腦，并對所有技術産生深深的依賴。
《文憑社會》
[美]蘭德爾・柯林斯著
劉冉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8-6
本書以醫學、法律和工程學教育為例，剖析了文憑社會是如何形成的，作者認為，建立在教育基礎之上的文憑社會是一種不合理的分層機制，建議廢除文憑。
《金屬，文化與資本主義》
[英]傑克・古迪著
李文鋒譯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8-5
考慮到金屬所扮演的角色與早期文明、歐洲文藝複興乃至通常意義上的“現代”社會密切相關，作者探讨了對金屬的尋找如何與其他形式的知識和藝術聯系在一起，而導緻歐洲乃至現代文明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