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到2018年，中國改革開放已走過了40年的輝煌曆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40年衆志成城，40年砥砺奮進，40年春風化雨，中國人民用雙手書寫了國家和民族發展的壯麗史詩”。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步入新時代的中國人民，将繼續團結一心、自強不息，在全面深化改革和繼續擴大開放的時代浪潮中，譜寫華彩篇章。
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的今天，也就不會有中國的明天。中國的發展不僅為中國人民帶來福祉，也為人類和平與發展作出巨大貢獻。改革開放40年的峥嵘歲月，講述了中國精彩紛呈的偉大故事。
從本期開始，《中國報道》開設“壯闊東方潮奮進新時代——慶祝改革開放40年”專欄，通過不同視角、不同人物，展現改革開放的曆程，講述變革創新的故事，展望開放共赢的未來。
1980年秋收時節，魯西北皮棉豐收。一天清晨，一名身材不高、戴着眼鏡、頭發有些蓬亂的年輕人騎着一輛二八自行車行進在臨清縣八岔路公社的鄉間土路上，他背着當時鄉下很稀罕的單反相機，同樣年輕的同伴車把上挂着算盤，他們來到趙塔頭村老趙頭家裡，收獲的棉花堆得偌大的院子都裝不下了，在朝陽的照射下，耀得人眼發花，映得老趙頭黝黑的臉龐都發了光……快40年了，這個去采訪“萬元戶”的場景依然不時出現在李錦的腦海裡。
出生于1952年7月的李錦是江蘇鹽城人，曾任新華社高級記者，新華社山東分社副社長、西藏分社副社長，《中國企業報》總編輯，早年以調查報道聞名，他的新聞報道和調研報告曾多次被中央領導同志批示。1994年後，李錦專注改革理論研究。從第一個萬元戶的發現到資本經營理論的提出，從信貸危機上書到聯通混改，李錦在40年間不斷提出新的思想與觀點，出版了《大轉折的瞬間》《資本經營理論的提出》《實體經濟99評》《新時代國企改革策》等24部專著，為改革鼓與呼。
如今，李錦被外界稱為“中國國企政策與新聞第一解讀人”，依然保持着充沛的精力。日前，李錦接受了《中國報道》記者的專訪，用一口依然帶有濃重蘇北鄉音的普通話，緩緩地從40年前講起了他與改革開放的故事。
首個“萬元戶”是如何被報道的？中國報道：1980年，您在新華社第一次發出“萬元戶”的傳真照片，“萬元戶”由此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史上一個具有特定意義的名詞。這背後有着怎樣的故事？李錦：“萬元戶”是我算賬算出來的。
我出身農村，1976年到新華社山東分社當記者時也是跑農村，對中國農村極其困難的境地、農民的困苦生活深有了解，所以我對農村問題特别關注。1982年，我向小平同志彙報農村情況時，他對我說：“你有發言權。”從1978年開始，我就投身包産到戶問題調查，先後調查報道了30多個典型。小平同志“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主張提出後，有一些人靠着開飯店經商或搞農副産品加工賺錢了，但在那個時代，他們被視為“投機倒把”分子，農民收入高低也是一個敏感的話題。我當時确立了3個報道着眼點，一個是富，收入最高的；一個是家庭，“包産到戶”；一個是靠勤勞、種植緻富。回想起來當時真是年輕膽大，敢闖這樣的“禁區”。
當時由于“魯棉一号”良種推廣，棉花産量顯著提高，糧棉挂鈎政策的落實，讓棉農收入大大提高，魯西北臨清縣是種植大縣，我将目的地定在了比較偏僻但人少地多的八岔路公社。一天晚飯後，我來到當地棉花收購站找到十幾名各村抽上來的臨時工閑聊，一個從趙塔頭村來的男青年告訴我，他們村趙汝蘭家，有4個兒子、兩個閨女，全家10個勞力，包地20多畝，家裡交棉最多。第二天一大早，我背上照相機，與公社财糧助理員一起蹬着自行車直奔趙塔頭村找到了家住村邊的老趙頭（趙汝蘭），他緊緊握住我的手說：“上級，今年政策太好了，一個是包産到戶，勁兒有處使了，老老少少都出力；一個是棉花提價，對老百姓心路。”可當問起收入，老趙頭吞吐起來。從縣裡趕來的宣傳部熊寶友幹事趕緊做工作：“人家上級不是來收錢的，如果政策好，就向中央彙報，明年還使這個政策，如果不對老百姓思想，就換個法子。”趙家按人口承包了土地21畝，又開荒9畝，都種了“魯棉一号”，每畝至少收獲220斤，按每斤2.6元計算，收入17160元。再扣去成本，收入過萬了！“萬元戶啊！”為進一步确認，我們先後用算盤和鋼筆演算了三遍，排除各種成本算出趙家最低純收入也有10239元，他家收獲的花生、芝麻、綠豆、地瓜等農作物并沒有計算在内。在那個年代，米每斤1角4分，肉每斤9角5分，一個工人的月工資在28元左右，“萬元戶”在當時的意義可見一斑。那一年，老趙頭為四兒子結婚置辦了“三大件”：縫紉機、自行車，給未過門的兒媳買了塊上海牌手表；全家上下當時共添置了5輛自行車、3架縫紉機、兩塊手表、兩台收音機，還新蓋了6間房……
趙塔頭村出了個“萬元戶”的報道經新華社發出後，立即傳遍全世界。趙汝蘭夫婦成為中國第一個“萬元戶”典型，僅1981年1—3月，全國500多批幹部群衆以及國務院40多個部委的負責人士到他們家參觀考察。後來，魯西北農村6個縣先後來信表揚，稱我是“莊戶人家的好記者”。
今年，山東的年輕記者們沿着我的腳步去重走改革路，展現鄉親們這40年的變化，萬元戶老趙頭去世多年，他的妻子已經是91歲高齡了，兒子趙光澤現在是村黨支部書記……當年我的報道還一直為很多當地老百姓記着，這是讓我最欣慰的事。
蹲點挖掘出“九間棚沂蒙精神”
中國報道：聽說您以前每年都在一個地方蹲點住50天左右進行深入調查，還在沂蒙山區九間棚村“安了家”？
李錦：現在肯定不行了（笑）。這是1989—1997年的事，我一輩子的底氣是那8年打下的基礎，那是一段精神專注、思維活躍的日子，我除了沉下心來調研之外，也開始為自己後續的學術發展做準備。我在山東平邑九間棚村住了52天，在青島雙星集團住了42天，在勝利油田住了58天，在山東博興興福鎮住了48天……通過蹲點調查，出了“九間棚精神”“雙星道路”“博興興福現象”“資本經營理論”等成果。後來，我先後調查20多家央企，總結推廣中建材、保利、中冶、聯通等經驗，老底子就是在山東基層打下的。
九間棚沂蒙精神的調研是我生命中的重要事件。當時，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導緻社會主義制度面臨前所未有的危局，社會思想比較混亂，我背着一書包書來到了地處沂蒙山區的九間棚村蹲點調研。這裡四面都是懸崖峭壁，自然條件極為惡劣，村民生活困頓。我白天或串門或泡在田地裡，有時幫老鄉幹點活，邊幹邊聊，每天吃地瓜就鹹菜、喝小米粥，晚上點着煤油燈寫稿和讀書。當時我水土不服一下子病倒了，村裡的大娘殺了自家的老母雞給我補身體，還認了我這個“濟南兒”，後來我帶她到濟南大醫院看過病。
蹲點一個多月後，我寫出了反映當地黨群關系從一度動搖到重新建立信任的“大窪風波”故事，挖掘出村黨支部書記劉嘉坤化解風波擺脫困境的典型：以劉嘉坤為首的黨支部自籌資金1.5萬元架電，用20天時間把近一噸重的水泥電線杆擡到山上；正常用5年時間築的路隻用5個月就幹完了；在共産黨員的帶領下，九間棚人勒緊腰帶搞工程，沒有向國家要一分錢，經過6年奮鬥，實現高山水利化，治理了2100畝山灘，整治450畝耕地；栽植水土保持林8萬畝，人均果樹120餘棵……創造了改革新時期的奇迹；我寫出9個共産黨員9根“擎天柱”的“九柱擎天”調查報告，提出“開拓進取、艱苦奮鬥、堅韌不拔、無私奉獻”的九間棚精神：共産黨人必須始終與人民群衆走在一起，從根本上代表人民利益；共産黨員要保持自己的先進性，才能在人民群衆中形成凝聚力；社會主義事業能夠戰勝任何困難，黨員應該有堅韌不拔的精神，這就是凝聚中華民族意志的九間棚典型。我想用九間棚這根“銀針”，來紮社會發展疾病的“穴位”，回答中國怎麼辦、向何處去的問題。調查報告得到中央領導批示，《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發，後來全國衆多幹部上山考察九間棚村。
在以後的20多年裡，我100多次到九間棚村，村民們就和我的親人一般，我又發出多篇調查報告，進一步總結九間棚精神，據此提煉出的“立場堅定，愛黨愛軍、艱苦奮鬥、無私奉獻”的沂蒙精神激勵了一批又一批的後來者。1998年我寫的沂蒙山區整體脫貧的文章為《人民日報》采用，被評為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我這幾年在村裡建了書院，把我的藏書中的一大部分搬到了這裡，每過幾個月還去村裡住一住。
為改革開放不斷鼓與呼
中國報道：有人說您是“記者轉變過來的學者智囊”，您的許多理論觀點也有很強的影響力，對此您的體會是什麼？
李錦：改革開放這40年，我從沒有停下腳步，一直追趕着大潮走。
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後，我住在青島雙星集團調查市場經濟路徑，1992年7月提出市場經濟體制模型，在十四大前發表新華社内參清樣4篇，得到高層的肯定。1995年春天，剛提出不久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面臨着種種責難，什麼是市場經濟體制的本質，怎樣搞市場經濟，需要用實踐來繼續回答。我蹲在勝利油田大明集團調查研究58天，走訪了17個工廠200多人次。我從工程師張鑫一條生産線的成功看到資本組合而增值的道理，寫出《資本經營試論》；我還采訪了吳敬琏、王钰等學者，寫出題為“資本經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大突破”的調查報告，被全國21家報紙轉發。
1994—2002年，我研究民營經濟，寫出《民營經濟基礎論》《新階層入黨論》等。2008年後我曾在不同場合三批凱恩斯主義，呼籲中國進入消費主導型新時代，為理論界與新聞媒體關注，後來彙集成書《金融危機在中國的演變》。
中國報道：最近七八年，國企改革的每個關鍵時刻，您都在第一時間發聲，您印象深的有哪些觀點？
李錦：國企改革是近年來難度最大、争議最多的改革。從2012年開始，我提出大企業時代論，“中國進入大企業時代，兼并重組是重要特征”，我還提出國企改革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的“兩權分離論”。2015—2017年，我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國企主體論”，呼籲“保持戰略定力不能動搖”，提出要看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紅利，後來這些文章收在《國企供給側改革的難點與對策》書裡。國企改革阻力重重，一波三折，2017年8月，聯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成為焦點，我提出聯通混改的三大突破點，此後還發出文章《維護把混改作為國企改革重要突破口的正确抉擇》。我一年出版兩本書，大都是研究國企改革的書。
一個人的“通訊社”
中國報道：從最早的耳聽手寫畫版鉛印到現在的互聯網自媒體時代，您的工作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您怎麼看互聯網時代？
李錦：我以前壓根沒有想到互聯網的傳播作用有這麼大。2008年紀念改革開放30年，我在網上發了“萬元戶的發現”，上萬人點擊。于是我從此開設博客、微博、微信，一發而不可收。2015年，我針對《人民日報》一篇題為《正視困難保持定力前景光明》的專訪權威人士解析當前中國經濟大勢的文章，一夜間寫出《權威人士講話堪比論持久戰》的評論，前後各個平台總共200多萬人點擊。
我的命運被互聯網改變，有一種倒逼的力量，把我推向互聯網思維，我的學習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已經被悄然改變。但無論媒體變局多麼劇烈、傳播介質如何進化，人們總是需要優質稀缺的信息、深刻獨到的觀點和破解難題的思路。我把過去學到的本事用現在的互聯網來發揮，在新聞實踐與改革理論的結合處進行集成創新。有了互聯網，一個人便可以成為一家“智庫”，一個“通訊社”。我寫的國企評論，去年221篇都是通過微信公衆号發出去的，一年近百萬字。我的微信群，就像一座個人思想發射塔，每天深夜發射出我的觀點。
山東省臨清縣八岔路公社趙塔頭村社員趙汝蘭（右一）帶領全家勤勞緻富，當年家庭純收入10239元，蓋起新房，還添置了自行車和縫紉機（1980年11月攝）。中國報道：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與您一起奮戰在改革最前沿而目前仍然在一線工作的，恐怕是難尋第二人了，您是怎麼堅持下來的？到底圖什麼？
李錦：很多人說，小夥子也沒有像我幹得這麼猛的，說我現在幹這些事，已經當不了官、發不了财、評不了職稱了（笑）。我覺得，人活着就得為社會進步做出點有價值的事情，要不活着就沒滋沒味了。我人格是獨立的，思想是自由的，肚裡是有貨的，當然政治上也是守規矩的，我立下的座右銘是“發現思想，引領社會”，我提出學者的人生價值追求是“曆史趨勢的發現力、國家難題的破解力、社會進步的引領力”。當然，我選擇的路徑，使我個人喜愛的生活方式與國家社會需要結為一體了。站着比坐着更有想法，跑着比站着更有力量，幹着比閑着更有意思，倘能一直寫下去，我願終生如此，我确實不知道還有什麼比這樣更快活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