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當前，我國網民數量達7.31億，互聯網在治國理政方面的重要作用日益凸顯，政府應如何适應這一新形勢？在2016年12月16日召開的首屆互聯網治理智庫聯盟高峰論壇上發布的《互聯網與國家治理年度報告（2016）》，從網絡輿論、内容生産、法治發展與治理模式、基層網絡治理創新和國際網絡治理六個方面探索互聯網治理的發展路徑、創新機制及現代化模式。
本組稿件特别選取報告中的三篇專家文章，深度探讨網絡理政如何助推政府治理現代化，以飨讀者。
中國共産黨九十多年的曆史，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提法主要經曆了“救國”（1921-1949）、“興國”（1949-1978）、“強國”（1978迄今）三個階段。黨的宣傳理念和範式主要發端于早期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形于延安整風運動和1942年《解放日報》改版，在“救國”的革命語境中探索出典型報道、正面宣傳、輿論鬥争等典型模式，其核心功能是服務于作為革命黨的共産黨在特殊曆史條件下順利奪取政權。
新中國建立以後，共産黨變成執政黨，主要目标和任務是發展經濟、建設國家，在“興國”的語境中除原先已經成熟的典型模式外，突出運用了領袖宣傳、典型報道和經驗報道等模式，文化大革命期間則錯誤地“以階級鬥争為綱”，把輿論鬥争演化為現實批鬥。改革開放以來，在“強國”的語境下，除繼續堅持正面報道、典型報道外，也在不斷發展輿論引導的思想。
進入新世紀，中國的輿論生态面臨兩個重大挑戰：一是全球化的壓力，西方發達國家推崇的主流輿論，對我國輿論場的壓力明顯增加。二是互聯網的壓力，經由網絡平台激發的洶湧輿論和“監察式”網絡輿論監督的活躍，給政府治理帶來極大挑戰。面對國際輿論和網絡輿論的壓力，“輿論鬥争”的模式被強化、“輿論陣地”的話語被突出，加之長期以來延續的典型報道、繼續堅守的正面宣傳和逐漸衰落的輿論監督，可以說，我們國家主導的宣傳範式已經充分糅合了“革命黨”和“執政黨”的雙重角色和功能定位。
面對複雜的輿論環境，尤其是新媒體時代的輿論生态，宣傳管理和輿論引導範式需要加快由“革命黨”範式轉向“執政黨”範式，從注重短期的總體信息調控走向長期的社會心态調适，追求輿論引導的科學化、規律化、長效化。實際上，這種轉型已經開始，但尚未充分完成，需要加快推進。
把握社會話題、設置穩定的公共議題
積極向上、健康主流的輿論場，必須首先要圍繞關乎公共利益和社會發展的重大話題來進行公共表達、凝聚社會共識，而當下網絡輿論場從公共議題的角度看，恰恰存在“事件驅動”和“娛樂至上”兩個比較嚴重的不足。
為此，不管是政府補貼和資助的傳統主流媒體，還是商業化運作的新聞網站或移動媒體，從輿論引導的基礎條件出發，都應該建立和強化“議程設置”的意識，即肩負起設置穩定的公共議題的社會責任。一方面，要超越網絡事件的浮躁、聚焦重大的社會話題；另一方面也要實現媒介議程、公共議程和社會議程的有效對接。
經濟學家汪丁丁曾在一篇文章中列出當代中國最重要的領域及其重要性問題，比如經濟領域的問題包括勞動、土地、住房、自然資源、貨币、彙率、收入分配、教育及人力資本等方面的公共政策；公共衛生領域的問題包括醫保、醫院、醫療等關鍵性服務的公共政策；社會領域的問題包括生育、撫養、家庭問題、底層社會、文化遺産、綠色運動、非政府組織的政治權利等。
把握這些重大的社會問題，通過專業、理性的報道持久地設置公共議題，主動把網民關注議題轉換為輿論引導議題，圍繞公共議題進行持續對話、凝聚共識，是互聯網時代的輿論引導對主流媒體提出的新要求。對大衆傳媒來說，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要求主流媒體具有“微觀真實”和“宏觀真實”的平衡意識，懂得在關注具體小問題的同時也能持續聚焦社會大問題；其二，要求主流媒體把握一系列在國家治理、地方治理過程中的焦點和難點問題，比如PX項目建設、垃圾焚燒廠項目、核電項目等，能夠在某個時期集中進行議程設置，通過持續、深入的報道來強化公衆認知、提高社會認同，從而服務于社會經濟的良性發展。
鼓勵負責任表達、形成理性的觀點互動
當前，微博和微信已經成為主導網絡輿論場的兩大支柱性平台。總體上看，在網絡輿論場中，微博的觀點彙聚、社會動員功能更強，微信的即時傳播、信息擴散功能更強。
微博平台的管理運營已經對注冊用戶采取實名制，即“後台實名、前台匿名”，用戶注冊必須要提供真實的身份信息，但使用的ID可以是匿名的，用戶可以用同一個身份信息注冊多個不同的ID。基于網民情緒宣洩、網絡身份隐匿、個人抗争維權、社會激憤批判等多種因素，微博輿論中的謾罵侮辱、人格傷害、隐私侵犯、話語暴力等現象始終層出不窮、屢禁不絕。
為了倡導更加負責、理性的網絡表達，有必要适當強化網絡實名制，在确保網民數據信息安全、政府不得輕易調用數據的前提下，限制每個網民注冊ID的數量，甚至倡導真正的實名制表達，保持線下行為和線上行為“言行一緻”。
此外，為了促進網絡上理性、公開、負責任的對話，還需要公衆更積極地參與和網絡平台擔負更多的責任。比如，網絡評論員、網絡文明志願者等表達群體，因其任務是規定動作、評論傾向相對固化，制造出來的“主流輿論”存在一定的真實性、可信度和操控性問題。為此，除部分被組織動員起來的網民志願者外，我們應該鼓勵更多的知識分子、社會精英、意見領袖等群體，來進行活躍的公共表達和理性的公共對話，給予他們更加寬松、自由的話語空間。
強化複雜性認知框架、運用多元公共話語
采用“輿論鬥争”的思維和立場進行網絡輿論引導，其特點是立場鮮明、觀點明晰，不足則是表達方式相對簡單、說服力相對較弱。為此，我們有必要在輿論引導過程中超越單一性思維、強化複雜性認知框架。
所謂“複雜性認知框架”，就是能夠超越正面或反面的立場去審視問題，能夠超越簡單的道德判斷去看待問題，轉而采用理性思辨的觀念去全面深刻地剖析問題，歸根結底在于認識中國現實的複雜性。
倡導輿論引導過程中的“複雜性認知框架”，主要基于三個原因：其一，傳統宣傳方式的效果弱化。過去，我們的輿論引導多采用“正面宣傳”為主的策略。但是，這種傳統的輿論引導，通過選擇性、重複性、突出性等手法進行典型報道、經驗報道和正面報道，其傳播效果已經面臨不确定性、難以充分驗證的挑戰。其二，網民自主意識的不斷增強。越來越多的網民具有比過去更加批判的思維、更加自主的立場、更加獨立的态度，如果單純采取“正面宣傳”的方式，其說服力相對有限。其三，社會問題的日益複雜。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背後包含錯綜複雜的原因，其解決的方法也涉及到多重因素的協同。面對這些複雜社會問題的輿論引導，采用“複雜性認知框架”，才能比較準确、貼切、真實地說明問題。
此外，要在輿論引導的過程中探索更加多元、有效的公共話語。過去，為增強公衆的政治認同、政黨認同和體制認同，強化網民對“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的接受和認知，傳統的輿論引導方式多采用讴歌、贊美、修辭等政治話語。實際上，可以運用更加多元、複雜的話語建構方式來進行傳播，比如：“曆史選擇”的話語，主要從具體的曆史情境、特定的曆史階段來說明中國革命是如何選擇中國共産黨、中國共産黨又是如何引領中國革命的；“發展績效”的話語，主要從新中國成立後的“興國”和改革開放以來的“強國”業績來強調黨執政的合法性等。在具體的網絡輿論引導中，不應該講大話、空話，而要運用多元的公共話語，以事實說服人、以理性引導人。
綜上所述，“革命黨”宣傳範式更加強調正面宣傳、輿論鬥争，“執政黨”宣傳範式更加強調輿論共識、理性互動。在當前以新媒體為主導的全新媒介語境和社會語境中，加快從“革命黨”宣傳範式向“執政黨”宣傳範式的轉型，将更加有利于我們黨和國家輿論引導能力，進而推動執政能力與治理水平的現代化。
（張志安：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教授，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院長、互聯網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張美玲：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行政管理專業博士生，新疆職業大學教師。本文為廣州市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廣州大數據與公共傳播研究”項目（編号17000-42220003）、廣州市社科聯項目“廣州網民社會心态與輿論格局研究”（編号17000-71210071）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校科研計劃青年教師科研啟動基金項目（XJEDU2014S09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2015年2月4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互聯網用戶賬号名稱管理規定》。供圖/CFP把握這些重大的社會問題，通過專業、理性的報道持久地設置公共議題，主動把網民關注議題轉換為輿論引導議題，圍繞公共議題進行持續對話、凝聚共識，是互聯網時代的輿論引導對主流媒體提出的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