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産物。20世紀末，該理論的提出是為了順應世界多極化趨勢，加強對全球政治事務的共同管理。随着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國際交往的豐富，全球治理不僅局限于政治領域，還擴展到經濟、社會、人文、國際關系等各個方面，成為克服經濟全球化固有矛盾和現實困境的突破口與重要力量。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席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式時生動地描述了經濟全球化在當今時代所面臨的處境：“經濟全球化曾經被人們視為阿裡巴巴的山洞，現在又被不少人看作潘多拉的盒子。”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與全球化運動蓬勃發展相伴随的是零星出現的“反全球化”抗議、遊行、占領運動。進入21世紀，反全球化運動逐漸由區域性、零散的抗議運動轉變為具有全球規模的社會抗議運動，形成了一股“逆全球化”的思潮。
習近平主席審時度勢、把脈國際格局新演進，深刻地指出當前困擾世界的很多問題，并不是經濟全球化造成的，把困擾世界的問題簡單歸咎于經濟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實，也無助于問題解決。人類社會的經濟關系及其派生的政治關系、思想文化關系、對外交往關系等一切社會關系，都是在物質生産基礎之上建立的，并随着物質生産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因此必須從人類生存發展的物質經濟基礎出發來說明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認識一切人類社會的曆史現象。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産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絕不是哪些人、哪些國家憑借主觀意願人為創造出來的，也絕不會随着人們主觀上的反對而消亡。從經濟基礎的視角來看，經濟全球化無疑是社會發展的必選項而不是可選項。因此，我們要做的不是全盤否定，也不是回避問題，而是因勢利導、揚長避短。
當今全球治理體制的變革正處于曆史轉折點上，如何正确認識經濟全球化的當代處境，如何制定出有效應對措施，如何将全球治理體制、國際秩序導入正确、科學、高效的發展軌道，建立國際機制、遵守國際規則、追求國際正義，既是多數國家的共識，也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的必然要求。
創新全球治理體系
全球治理，顧名思義，是全球所有國家、地區、人民參與其中，共商共建共享，絕不是也不可能由哪一個國家獨控獨占獨享、單獨制定規則。中國始終是現行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要把為人類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作為自己的使命，支持多邊貿易體制，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發展。
習近平主席在2015年接受《華爾街日報》書面采訪時談到，“随着世界不斷發展變化，随着人類面臨的重大跨國性和全球性挑戰日益增多，有必要對全球治理體制機制進行相應的調整改革。這種改革并不是推倒重來，也不是另起爐竈，而是創新完善。”
全球治理體制面臨的困境與難題既有生産力生産關系固有基本矛盾的因素，也有時代發展帶來的挑戰。在世界曆史條件下，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的矛盾不僅具有民族性，而且具有世界性。因此，作為世界曆史發展新階段的經濟全球化具有了促進世界經濟發展與全球性矛盾日益突出的雙重特性。在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和全球治理體制中，資本主義國家利用領導權、制定規則權、話語權等多方面優勢，主導世界秩序，實現在世界範圍内資本、技術乃至生産方式的擴張，實現自身矛盾、沖突和危機的轉嫁，達到全面掌控世界市場、世界秩序和體系的目的。與之相應，強勢發達國家在世界範圍内轉移、複制和激化固有矛盾的過程，也是其在全世界範圍制造、積累和擴大風險危機的過程，更培育了一批反控制、反掠奪、反剝削，追求公平正義、均衡發展國際體系的新興力量的集結。
時代的發展延伸了全球治理的邊界，網絡空間和全球公域成為全球治理的新領域。各國對虛拟世界和極地、外層空間等領域控制權的争奪日趨激烈，對國家主權、安全和核心利益的理解都需要擴寬視野、加深認識。
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的，加強全球治理、推進全球治理體制變革不僅事關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而且事關給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定規則、定方向”；不僅事關對“發展制高點”的争奪，而且事關各國在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長遠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作為新興經濟體的代表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不僅要參與全球治理體系的治理，更要積極地倡導、構建、創新全球治理體系。中共十八大以來提出的“一帶一路”重大倡議、踐行以“正确義利觀”為精髓的國際交往倫理、建立以“合作共赢”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構建符合人類長遠發展前途、社會前進方向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等，體現了新時代中國共産黨站在中國自身發展與人類文明發展的戰略高度，精準把握世界風雲變幻，深化對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的認識與思考；體現了新時代中國人精準把脈新時代全球化的發展規律、内在矛盾的深刻變革，積極提升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參與度、影響力和話語權的自信與自覺。
2018年6月10日，青島，五四廣場燈光絢麗多彩時代的發展延伸了全球治理的邊界，網絡空間和全球公域成為全球治理的新領域。各國對虛拟世界和極地、外層空間等領域控制權的争奪日趨激烈，對國家主權、安全和核心利益的理解都需要擴寬視野、加深認識。
凝聚人類共同價值
導緻當代經濟全球化危機和“逆全球化”運動興起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基本矛盾。由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治理機制和世界經濟秩序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斷深入，出現了世界範圍内各國發展嚴重的不平等、不均衡、不充分，從而造成世界範圍内經濟的衰退。這一現實充分說明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舊有全球治理體系和調節機制已無力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新挑戰。另一方面，近年來，國際力量對比出現革命性變化，新興市場國家和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習近平主席多次指出，世界那麼大，問題那麼多，國際社會期待聽到中國聲音、看到中國方案，因此，中國在創新全球治理體系的重大問題上，不能缺席、不能失語，必須有所作為，有所貢獻。這不僅是維護中國自身發展和安全利益的需要，也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應有擔當。
2018年9月5-6日，乍得總統伊德裡斯.代比一行訪問重慶，了解近年來重慶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圖為代比一行在超聲醫療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參觀
2018年9月9日，第二十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在廈門舉行，展館内的“海絲國家館”吸引了許多客商前來參觀
大鏟灣碼頭是深圳市唯一的海路整車進口口岸。碼頭目前擁有5條亞洲航線，均挂靠“一帶一路”亞洲部分沿線國家中國聲音和方案的核心理念是習近平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自提出以來，在世界範圍内深入人心，得到廣泛的擁護，蘊含着符合全人類發展利益的共同價值，即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的講話中提到的“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和平”是全人類共同的追求和利益所在，是人類社會繁榮發展的根本前提；發展是每個國家的權利，但同時又要兼顧生存在同一個地球上的其他國家、地區人民的利益，因此是在尊重不同國家的不同發展道路基礎上的發展；“公平”和“正義”是參與國際交往的起點，“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平等成員，理應平等參與決策、享受權利、履行義務。”這一論斷緻力于超越以犧牲他國利益為代價謀求自身利益為目标的狹隘價值體系，有力地還擊了西方“霸權穩定論”的陳舊邏輯；“民主”與“自由”體現了“各國都應成為全球發展的參與者、貢獻者、受益者”的國際民主觀，極大拓展了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和中國共産黨人的民主理論。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核心理念是将全人類的利益和關切連接到一起，超越意識形态和社會制度的分野與對立，摒棄利益對抗、破除零和博弈思維，以人類共同的家園為載體，以人類共同的美好願望為動力，以人類心靈相通的感情為紐帶，以人類共克時艱的意志為激勵，以人類共赴充滿希望的明天為願景，創造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一個共同繁榮的世界、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
同時，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走入人類曆史的深處、進入人類文明的源頭、觸碰人類文化情感的本質，在追求共同的物質發展與進步的同時，肯定了文明多樣性的客觀存在，倡導多種文明、多種文化相互交融，互相借鑒，共同發展繁榮的，既包容又充滿活力的價值觀，有助于将西方主導的不均衡的世界秩序轉變為平等多元、廣泛參與、共商共建共享的人類命運共同的全球治理體系。
構建全球治理長效機制
今日之中國不僅僅是中國人的中國，而且是世界之中國。中國的全球治理體系始終體現着中國的大國擔當：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這一職責要求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方式不能是危機應對式的短期行為，而應該要形成長效治理機制。因此，全球治理，中國應以“治”為先，充分發揮定海神針的大國作用，同時要以“理”為本，建立有利于人類社會長遠發展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的長遠性制度安排。
為此，中國開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系統安排，建立起了新時代中國特色全球治理體系：推動二十國集團、中非合作論壇等具有國際巨大影響的組織、活動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深化上海合作組織、加強亞信、東亞峰會、東盟地區論壇等機制的建設；推動督促國際貨币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切實反映國際格局的變化，強調“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使全球治理體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意願和利益；進一步優化和落實創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多邊機構的治理常态化；積極參與對國際經濟金融領域、新興領域（網絡、深海、外層空間、極地等“全球公域”）、周邊區域合作的規則制定；加大對教育交流、文明對話、生态建設等領域的合作機制和項目支持力度，發揮中國的公益作用；自覺承擔力所能及的國際責任，加強國際社會應對資源能源安全、糧食安全、網絡信息安全、應對氣候變化、打擊恐怖主義、防範重大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戰的能力。
中國聲音和方案的核心理念是習近平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自提出以來，在世界範圍内深入人心，得到廣泛的擁護，蘊含着符合全人類發展利益的共同價值。
夏一璞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