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曆史研究中，所謂的實證主義最為盛行。早在明治維新之時，日本就從西方引入了蘭克的實證主義史學，此後逐步發展成為學界的圭臬。可以說，“實證主義史學的方法是明治以來的主流”。實證，簡而言之，就是“根據事實來進行論證”，而事實，則是通過史料來呈現的。顯然，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實證主義是理所當然的：曆史學建立在史實的基礎之上，對曆史事實的挖掘和考證是曆史學的第一步，也是基礎性的一步。
實證主義曾經是日本學者引以為傲的資本。然而，随着時間的流逝，從近現代日本曆史研究的實情來看，實證主義已是氣息奄奄，舉步維艱，俨然成了日本曆史學界的尴尬和難堪。總體上看，在日本的曆史研究，尤其是近現代史研究中，實證主義遭遇到了三重困境，或者說三重障礙，并由此表現出沒落的迹象。
困境一：禁地難入在日本近代曆史上，學術研究受到重重限制，學術自由隻是一句空話。其中一些領域是學者研究的禁忌，如日本皇室的曆史。因此，關于日本的早期曆史就被包裹在重重迷霧之中，神話、傳說被當作客觀存在的史實，成為統治階級借以愚弄民衆的工具。
近些年來，在日本近現代史研究中，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和氛圍。也就是說，在研究中正在或者已經形成了一片禁地，令研究者望而卻步。20世紀末，一些重大的曆史問題，如南京大屠殺問題、“731”細菌部隊問題、慰安婦問題、強制勞工問題等等，在日本學界和社會引起了巨大的争論。十分吊詭和遺憾的是，通過争論，不僅沒有在這些顯而易見的問題上達成共識，反而使這些研究領域漸漸成了學術的禁地。時至今日，很少有學者敢于将實證主義精神運用在這些領域的研究中。在為數衆多的各種專業曆史學雜志、著作中，有關的研究不能說沒有，但數量很小，和其重要性完全不成比例。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結果？難道學術争論不是愈辯愈明嗎？
顯然，在這個過程中，并不是學術争論取得了最終的結論，從而使一方偃旗息鼓，而是學術研究遭到了政治力量的蠻橫幹預。國家權力的打壓，右翼勢力的恫吓，逐步營造出一種氛圍：真正的學術遠離和退卻，而虛幻的國家自豪感則堂而皇之地回歸到曆史叙述和研究之中。
一些日本學者一直标榜學術對于政治的獨立性。然而，偏偏在上述問題上，學術問題關系到政治問題，甚至可以說，學術問題就是政治問題。在這種背景之下，不同的學者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我們看到，一些學者走上了一條艱辛的道路，既追求學術的真理，也追求政治的公正。不過，也有一些學者退縮了。他們将引起争論的學術問題視為政治問題。于是，本着所謂的學術獨立于政治的原則，他們就為自己遊離于這些研究課題之外提供了很好的借口。不僅如此，他們還制造輿論，逐步營造出阻撓其他學者從事這方面研究的氛圍。
作為一名學者，笠原十九司對相關的學術問題持比較客觀公正的立場，并積極發表意見來影響普通大衆。不過，笠原個人的境遇卻反映了學術界的現實。在曆史研究者中間，他被貼上了市民運動派的标簽。也就是說，一些學者暗示，笠原的研究不是學問，而是帶有政治運動性質的，因而學術價值很低。這些學者認定，學者應該和政治運動、社會運動保持距離，采取“中立的、非政治”的立場。應該說，笠原的遭遇是具有相當代表性的。中韓兩國準備将有關慰安婦的曆史資料申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記憶遺産。對此，日本如臨大敵。圖為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内，兩名參觀者走過懸挂的“慰安婦”肖像。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關于日軍“慰安婦”等戰争犯罪的調查研究取得了進展。可是，在這種背景下，曆史學研究會（日本國内曆史研究的重要團體之一），“一貫漠視慰安婦問題。不僅是慰安婦問題，關于戰争犯罪、戰争責任問題，他們幾乎都視而不見”。這表明，日本的一些研究者對一些重大的學術問題，不是選擇探明真相、尋找正确的應對之策，而是選擇逃避。
學者提倡學術的獨立性，這本來無可厚非，學術研究也需要這樣的環境和條件。問題在于，當政治力量野蠻地幹涉其獨立的學術研究的時候，一些學者無心戀戰，随便應付一下，便繳械投降，之後還自欺欺人地說，自己不做和政治有關的學術。隻要是國家不同意的說法，隻要是引起争論的話題，他們就将其抛入政治問題的領域，從而推卸了自己的責任。這是一種典型的鴕鳥政策。隻是，這樣步步退卻，最終丢掉的将是自身的存在價值。在這些重大的學術問題上，實證主義正可以發揮自己的特長，為社會還原曆史的真實，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不隐瞞，不護短，直面本民族的錯誤和弱點，從而發揮“以史為鑒”的作用。可是，在虛幻的民族自尊心的威懾之下，實證主義悄悄地後退，為日本篡改曆史、歪曲曆史的行徑讓出了舞台。
困境二：過猶不及
在學術研究中，實證主義是必要的，但也必須适度，從而恰如其分地發揮作用。但近些年來，日本學界的實證主義，尤其表現為過度瑣碎的實證主義，妨礙了相關研究走向深入。
不能否認，大量的實證主義者成果卓著，他們的精神感人至深。日本學者永原慶二說過，“‘實證主義’的研究者視個别認識為曆史學壓倒一切的任務，堅韌不拔地埋頭于史料的收集和考證，無所畏懼地不懈努力，力圖搞清楚史實的每一個細節”。同時，随着研究條件的改善，研究隊伍的壯大，考證的技術和方法不斷改進，日本的實證主義在戰後獲得了極大的進展。這樣，通過新的考證技術搞清了以前不明白的個别事實，實證主義曆史學就在學問上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不過，也必須看到，近些年來，一些因素也促使實證主義研究出現過度的傾向。一是研究機構對學者研究數量的要求過于刻闆。日本學者承認，“在業績至上的風潮中，相較于從整體上讨論曆史研究的社會作用，嚴密的實證研究更受重視。結果，曆史研究越來越細化，曆史的整體脈絡也越來越難以認識”。二是如前文所述，一些曆史學者自我設限，退出了一些重要的研究領域。既然他們不能不對一些研究領域敬而遠之，那麼必然在另外一些研究領域投入過度的時間和精力。十分可悲而令人遺憾的是，不能研究的領域正是近現代曆史的核心領域和重要領域，如日本發動侵略戰争及其相關問題。而能夠研究的很多問題則是無關緊要、雞毛蒜皮的領域。
如此，就出現了令人憂慮的後果，日本的實證主義研究越來越精緻，但是距離真理卻似乎愈來愈遠。日本學者在談到學界對戰争期間“政軍”（指政治和軍事）關系的研究時評論道：“總體來看，這方面的研究給人的印象是越來越精緻，雖然其本身很重要，但也應該從宏觀的角度充分說明研究的意義所在。”确實，過度的實證主義研究不僅不能得出正确的結論，反而一葉障目，不見森林。所以，日本的近現代史研究，不缺乏精緻的研究、細微的研究、專業的研究，缺乏的是宏大的研究、深入的研究、觸及事物本質的研究。在這方面，一些著名的學者都曾經提出過精辟的論述，值得深入思考和領會。英國曆史學家卡爾說過，曆史學家有雙重任務，一方面，要發現少數意義重大的事實并把它們轉變為曆史事實；另一方面，把許多影響不大的事實當作非曆史加以摒棄。中國著名學者錢穆在論述曆史學家的“史識”時也強調：“須能見其全，能見其大，能見其遠，能見其深，能見人所不見處。曆史是一全體性的，并非真個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離而存在。”這些論斷，提出了曆史研究的關鍵，也指出了曆史研究的精髓之所在。
一些研究者在實證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這就是所謂的過猶不及。大量的研究陷入瑣碎的曆史史實的考證之中，越來越成為一種純粹的、過分專業化的領域，與日本的社會現實需求漸行漸遠，大面積脫節，正在淪落為某種可有可無的點綴品。這些實證主義研究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目的，逐漸陷入了自娛自樂、自我封閉的境地。這不能不說是曆史研究的悲劇。
困境三：以假害真
許多學者對于敏感的課題唯恐避之不及，害怕卷入所謂的政治之中。可是，還有一些學者，卻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屢屢就相關問題發聲，并且在日本社會很是吃得開。秦郁彥，日本近現代史的所謂“學術權威”，被奉為“日本近現代史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學者，就是如此。2014年，日本右翼打出了所謂“曆史戰”的概念，要與中韓在曆史領域進行對決，秦郁彥就是其中的關鍵人物。
日本的近現代史研究，不缺乏精緻的研究、細微的研究、專業的研究，缺乏的是宏大的研究、深入的研究、觸及事物本質的研究。圖為2016年8月15日，在韓國首爾世宗文化會館，韓國民衆參加光複節紀念活動，要求日本對過去曆史負責。秦郁彥的得勢，有兩個原因。一是他的觀點和日本政府、日本右翼相同或者相近，受到他們的賞識；二是他頂着“實證主義史學家”的光環。那麼，秦郁彥的實證主義，又是一種怎樣的實證主義呢？實際上，秦郁彥的實證主義乃是地地道道的僞實證主義。
所謂的僞實證主義者，就是經常給别的學者扣上非實證主義的帽子，自稱自己才是真正實證主義的學者，而完全不顧自己違反實證主義精神的事實。例如，關于南京大屠殺的研究，秦郁彥稱自己才是客觀、公正的，對于中國學界的相關研究，他字裡行間影射中國政治幹涉了學術，口口聲聲要讓中國的南京大屠殺研究回歸學術。他沒有意識到的是，自己的所謂研究正是日本政治影響下的産物，隻不過是以所謂的實證主義研究自居而已。秦郁彥在其《南京事件》（2007年增補版）一書中認定在南京大屠殺中死亡的中國人總數為4.0萬人，并且強調“該數字是考慮到可能出現的新史料而留有餘地的，因而可以說是最高的估計數字。”這是一種典型的反實證主義态度，相信沒有任何一個嚴謹的曆史學者會下如此的結論。同時，在他的論述裡，沒有提出任何确鑿的證據，卻武斷地聲稱中國證人的數字都是誇大的。可見其論述的套路其實是先有“結論”，然後根據“結論”來選擇和解釋材料。
在慰安婦問題上，秦郁彥貌似很客觀，很公正，很學術，其《慰安婦與戰場上的性》一書甚至被吹捧為“慰安婦和慰安婦問題的百科全書”。然而，這本書既有引用沒有标明出處的地方，也有數字錯誤，還有對證人證言的斷章取義。顯然他在思考慰安婦問題時，其出發點和焦點不是事實的挖掘和認定，而是維護日本的國家利益。他曾經說過，如果官方承擔起對這些女性的賠償責任，那麼滿足她們的要求可能使日本這個國家癱瘓。“在此，荒謬絕倫的是，其觀點的根據竟然從原則和真相轉移到了經濟考慮和實利方面。”這樣，秦郁彥所謂的實證主義研究，就徹底撕下了自己的面具。
中韓兩國準備将有關慰安婦的曆史資料申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記憶遺産。對此，日本如臨大敵。為了阻止中韓兩國，秦郁彥主張日本政府提出建議，修改教科文組織的相關規定，将19世紀之後的曆史資料排除在記憶遺産之外。這是典型的日本右翼的思維和做法，沒有正義和原則，隻有龌龊的算計和計謀。在這裡，秦郁彥已經從一個學者蛻變成了狡猾的政客。
日本曆史學界曾經以實證主義著稱，這給了僞實證主義可資利用的空間和土壤。我們并不否認，像秦郁彥這樣的學者，曾經在一些實證主義研究上做出了貢獻。但是，這并不等于他所有的研究都是實證主義的，更不等于他有權利和資格來界定誰是實證主義，誰不是實證主義。事實上，在許多關鍵而重要的問題上，秦郁彥就是打着實證主義的幌子，混淆視聽，招搖撞騙。毋庸諱言，日本政府、右翼勢力正是看重其所謂實證主義曆史學家的招牌，借用他的學術光環來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務。因此，他成為輿論界的紅人，言論暢行無阻，而且被奉為金玉良言。類似這樣的學者，侵蝕和揮霍着前輩學者辛辛苦苦打造的實證主義聲譽，也在一步一步地掏空實證主義的精髓。
實證主義，質而言之，就是曆史研究領域的實事求是。其最基本的含義，就是弄清曆史事實；更确切的含義，就是在弄清曆史事實的基礎上，正确界定曆史事實所處的位置、所占的比重、所關聯的趨勢。實證主義在日本近現代曆史研究中的各種困境，從不同的側面說明其遭到侵蝕和破壞，這大大影響了學術研究領域的實事求是精神。
日本的政治形勢對學術研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影響，近些年來更是如此。日本近現代史研究的根本難點在于：如何協調國家利益和學術原則、學術良心的關系？或者說，對于政治層面的壓力，學者如何抉擇：是逃避，是鬥争，還是迎合？有日本學者指出，“勇敢地正視曆史上這些不快的事實，才是日本的自豪；不承認過去的非法行為，才是可恥的”。但是，作如此思考的學者，還是少數。正因為如此，日本曆史學界近些年形成的學術氛圍，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曆史研究開始表現出如下的征兆：缺乏學術根基、缺乏社會根基、缺乏指向真理和道德的根基。如此，曆史研究不能不走向衰落，而整個社會的曆史意識也就不能不走向膚淺。日本學者北岡伸一指出：“不僅是年輕人，所有日本人對于近現代史的理解膚淺得令人吃驚。對于曆史研究者而言，這是令人羞愧的事情。”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曆史研究所研究員，日本曆史與文化研究中心理事長）
（責任編輯：張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