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勝利召開不久，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這一重大目标，并深刻闡述了實現中國夢與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内在聯系；明确指出，中國夢與和平發展道路的内在要求是一緻的，中國夢是我們的崇高目标，和平發展道路是實現這一目标的唯一正确途徑。[1]此後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體學習和幾乎所有的外訪活動中，習近平總書記都要強調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決心和意志。本文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際關系與中國外交的系列重要講話為指導，嘗試分析和平發展道路的總體定位及其可能的實現路徑。
總體定位：戰略抉擇
2016年3月，外交部黨委在《求是》發表文章《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與實踐》。文章認為，随着中國外交實踐的推進，新一屆黨中央外交新思想逐步系統化、理論化，初步形成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體系的基本架構，為中國外交提供了頂層設計，指明了前進方向。其中的要點之一就是：中國外交的戰略選擇是堅持自身的和平發展，同時推動世界的和平發展。習近平總書記也多次強調，走和平發展道路不是權宜之計，更不是外交辭令，而是從曆史、現實、未來的客觀判斷中得出的結論，是思想自信和實踐自覺的有機統一，是中國根據時代發展潮流和我國根本利益作出的戰略抉擇。[2]之所以特别強調“戰略抉擇”，是出于以下重大考慮：
一、世界潮流
當今世界依然不算安甯，但絕大部分國家和人民盼望天下太平，尋求安居樂業，和平、發展、合作、共赢的時代潮流依然強勁。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樣化和社會信息化正強化國家間的相互依存和人類的命運與共，各種紛繁複雜的全球性挑戰也日益增多，無一國能夠幸免，無一隅可以偏安，更加凸顯了多元主體福禍相依、榮辱與共的時代特征。另外，當今世界正經曆前所未有的大變革大調整，新興市場國家群體性崛起，國際力量對比正在朝更加均衡的方向發展，這導緻當前大國戰略關系既充滿競争，又總體穩定。如果說美蘇兩強依靠核威懾打造了“恐怖平衡”的冷戰時代，那麼在權勢格局日趨平衡的今天，大國之間越來越通過利益融合形成了“利益制衡”。這些都表明，中國隻有走和平發展道路才符合自身的現實和長遠國家利益。
二、基本國情
首先，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外交的根本遵循。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指導中國外交，要求我們對内追求社會和諧，對外追求世界和諧。其次，中國是一個具有“和”文化傳統的國家。有着五千多年曆史的中華文明，始終崇尚和平、和睦、和諧。中國自古就有“國雖大，好戰必亡”的箴言。“和為貴”“和而不同”“國泰民安”“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傳。習近平總書記說：“中國曆史上曾經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但沒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國的記錄。我們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是對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熱愛和平的文化傳統的繼承和發揚”。[3]最後，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已經位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人均收入排名依然不高，依據聯合國的标準，中國仍有近一億的貧困人口，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在世界曆史上從未有過，中國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相當差距。所以，中國外交的核心任務還是緊緊圍繞“發展”這個中心，服務發展，促進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明确指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發展的目标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标……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是鴉片戰争以來中國人民最偉大的夢想，是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4]實現這一偉大目标，我們既需要和諧穩定的國内環境，也需要和平安甯的國際環境，這兩大環境的打造都首先要求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2014年4月1日，習近平主席在布魯日歐洲學院發表演講稱，“中國全面深化改革，不僅将為中國現代化建設提供強大推動力量，而且将為世界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圖為4月1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比利時布魯日歐洲學院發表重要演講。
三、實踐基礎
走和平發展道路，具有堅實深遠的實踐傳統。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終把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立為中國外交的宗旨之一，始終拒絕當頭、稱霸和擴張，始終與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作鬥争。中國從政策、制度和實踐三位一體角度确保和平發展道路不轉向、不倒退。當下，中國需要繼續夯實和平發展道路的實踐基礎。因為隻有實踐上這麼做了，其他國家才會真正相信和接受中國的發展壯大是和平友好而非挑戰威脅，是互利共赢而非零和博弈。
實現路徑：五位一體
和平發展道路能否取得更大的成功，既依托世界，又依靠自己，概括起來，有以下五個方面：
一、“中國機遇”
習近平總書記說：“和平發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們能不能把世界的機遇轉變為中國的機遇，把中國的機遇轉變為世界的機遇，在中國與世界各國良性互動、互利共赢中開拓前進。”[5]這表明，和平發展道路的成功主要取決于“兩個機遇的相互轉化”。一方面，我們要充分珍惜和利用世界提供給中國的“世界機遇”，那就是和平與發展構成主流的世界，這個世界與二戰時的大國“熱戰”、美蘇争霸的大國“冷戰”極為不同，這為中國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與世界各國發展夥伴關系提供了最優外部條件。
更為重要的是另一方面，中國需要更加奮發有為，為世界提供“中國機遇”。“中國機遇”包括以下幾點。
第一，商業機遇。習近平主席說，預計未來五年，中國進口總額将達到8萬億美元，利用外資總額将達到6000億美元，對外投資總額将達到7500億美元，出境旅遊将達到7億人次。這将為世界各國提供更廣闊的市場、更充足的資本、更豐富的産品、更寶貴的合作契機。再加上諸如城鎮化的國内發展大戰略，中國提供給世界的市場機遇隻會越來越多。
第二，制度機遇。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穩步紮實推進，中國在制度方面同樣可以給世界提供很多機會。習近平總書記在布魯日歐洲學院發表演講稱，“中國全面深化改革，不僅将為中國現代化建設提供強大推動力量，而且将為世界帶來新的發展機遇。”[6]經過艱辛探索和理論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這不僅大大便利和規範了世界與中國的全方位交往，也為世界各國治國理政提供了某些借鑒。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講話中特别強調：“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7]
第三，文明機遇。英國學者布爾（HedlyBull）指出：“國際社會的未來取決于一個世界性文化能否得到保持和發展，一個真正的世界性文化不是西方化，世界性文化注定需要更多地吸引非西方的成分，這樣它才能具有真正的世界性，并且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國際社會所賴以生存的基礎。”[8]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無論是從中國的國家利益、大國責任還是世界的和平發展出發，中國都很有必要把優秀傳統文化資源中蘊含的積極處世之道貢獻出來。對此，中國應具有根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提煉概括，[9]充分展示了中國傳統文化中蘊藏着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的重要啟示，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有益啟迪。
突出“中國機遇”深刻表明，中國已經從強調順應時代潮流而走和平發展道路，逐漸轉變為通過積極主動發揮中國動能、展現中國力量來走和平發展道路，從強調客觀和平環境到強調主觀締造和捍衛和平，這意味着和平發展道路的成功實質上取決于中國自身的發展壯大，幹好自己的事情是根本。
二、“戰略定力”
随着中國與世界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中國外交面臨着越來越多的機遇和挑戰。其中最值得關注的問題是，随着國力的逐步增強，中國已經到了一個非常特殊的位置，那就是“将強未強、将起未起”。中國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有不小的沖擊，根據“力的相互作用原理”，那個體系對中國的反擊必然也不小，這就是所謂的“崛起困境”。[10]因此，在走和平發展道路的過程中會有許多“成長的煩惱”和“崛起的代價”。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有戰略思維，增強戰略定力，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不為一時一事所動，不因為某些局部問題而打亂陣腳，從而影響到中國最大的目标——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實現。
從20世紀至今的社會主義發展史可以看出，中國共産黨較之于蘇聯共産黨更加富有智慧和戰略眼光的就是：中國永遠不按照美國所期望的那樣“出牌”。在政治上或者說意識形态上，美國特别希望中國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希冀中國推行所謂的“新思維”“多元化”，然而我們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經濟上，美國特别希望建立一個排斥中國的經濟聯盟，然而我們實行改革開放，努力與所有國家發展經濟夥伴關系，而且相當成功，以至于今日中國發揮國際影響力的主要手段仍然是經貿；[11]在軍事安全上，美國特别希望中國被“激怒”，從而陷入與周邊國家和整個西方世界的軍備競賽，最終“耗死”中國，然而我們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維持有效的最小威懾力量，這正是中國的“太極”對付美國的“拳擊”的高明之道。
三、“同走此路”
習近平總書記說：“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其他國家也都要走和平發展道路，隻有各國都走和平發展道路，各國才能共同發展，國與國才能和平相處。”[12]中國學者王存剛将中國外交的核心價值觀概括為世界各國的共存、共享、共治、共赢、共進。[13]實際上，和平發展道路作為中國外交的戰略抉擇，同樣體現了這一核心價值觀，但如果隻有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而其他國家不走的話，中國必然難以走下去，因為中國的生存、安全與發展無從保障。如果都不走和平發展道路，各國要麼兵戎相見，要麼冷戰對抗，對世界各國均無益處。
四、“群衆基礎”
和平發展道路的成功需要國際國内民衆的支持。一方面，要培育“國内群衆基礎”，不斷讓中國廣大人民群衆享受到和平發展帶來的利益，不斷夯實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任何一項對外政策能夠有長期的生命力并得到公衆的持久支持，必定是因為它能夠反應一國之基本的國内需求和理解。“中國對外關系不論曾經曆過什麼樣的形态，以及今後可能會出現多麼複雜的變化，它最終還是要回應中國、中華民族的基本需求和願望，任何政治集團如果不能有效治理國家，不能從中國社會中獲得政治合法性，其對外政策都将是軟弱無力和難以持久的。”[14]當下中國和中華民族的基本需求和願望，突出表現為三大方面：國家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經濟和社會發展（即現代化），社會核心價值的構建與國家認同。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必須在這三大方面大有作為，才能夯實其民意和社會基礎。
另一方面，要培育“國際群衆基礎”，需要廣泛深入宣傳我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戰略思想，引導國際社會正确認識和對待我國的發展。今日之中國，一言一行均在世界聚光燈之下，不管出自無心還是有意，很多國家傾向于負面評價中國的善意善舉，誇大中國的惡意惡行，各種版本的“中國威脅論”因而甚嚣塵上，非常不利于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所以，要廣為宣傳中國的和平發展，尤其要着重宣傳“和平基因”。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中國人的血脈中沒有稱王稱霸、窮兵黩武的基因，中國不認同“國強必霸論”。和平基因從根本上限制了中國走擴張稱霸道路的可能性。
五、“核心利益”
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不是絕對的和平主義和無原則的妥協退讓，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要堅持底線思維。兩者是有機統一的，隻有結合起來才能全面完整準确地理解和平發展道路。習近平總書記說：“我們要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但決不能放棄我們的正當權益，決不能犧牲國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15]強調核心利益，有兩方面助益：一方面打破外部挑釁性力量的幻想，認為中國會為了國内建設和國際形象而在國際争端中秉持“綏靖主義”；另一方面打破國内某些軟弱性力量的幻想，認為中國為了國内建設和國際形象應該弱化強軍備戰、避免“示強示硬”的“投降主義”。
總之，新中國建立以來，不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愛好和平始終是中國外交的本質特征。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既是中國統籌國際國内兩個大局的戰略選擇，也是中國承擔大國責任的使命擔當，同時也深刻體現了中國戰略審慎、清醒憂患的外交氣質。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習近平總書記國際秩序觀研究”（批準号：16CKS009）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上海市委黨校社科教研部）
（責任編輯：張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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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毅：《堅持和平發展實現民族複興中國夢》，載《學習時報》，2014年2月17日。
[2]習近平：《更好統籌國内國際兩個大局夯實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基礎》，載《人民日報》，2013年1月30日。
[3]《習近平在德國科爾伯基金會的演講》，載《人民日報》，2014年3月30日。
[4]《習近平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載《人民日報》，2016年4月26日。
[5]習近平：《更好統籌國内國際兩個大局夯實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基礎》，載《人民日報》，2013年1月30日。
[6]《習近平在布魯日歐洲學院的演講》，載《人民日報》，2014年4月1日。
[7]《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載《人民日報》，2016年7月2日。
[8]赫德利·布爾：《無政府社會：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張小明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頁。
[9]包括：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下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思想，以民為本、安民富民樂民的思想，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與時俱進的思想，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思想，經世緻用、知行合一、躬行實踐的思想，集思廣益、博施衆利、群策群力的思想，仁者愛人、以德立人的思想，以誠待人、講信修睦的思想，清廉從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儉約自守、力戒奢華的思想，中和、泰和、求同存異、和而不同、和諧相處的思想，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
[10]孫學峰：《中國崛起困境：理論思考與戰略選擇》，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
[11]時殷弘：《關于中國對外戰略優化和戰略審慎問題的思考》，載《太平洋學報》，2015年第6期。
[12]習近平：《更好統籌國内國際兩個大局夯實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基礎》，載《人民日報》，2013年1月30日。
[13]王存剛：《論中國外交的核心價值觀》，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年第5期。
[14]牛軍：《冷戰與中國外交決策》，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409-410頁。
[15]同[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