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爾維斯·恩戈爾·恩戈爾／文餘凱茜／譯
當前國際關系中出現了一個驚人的巧合，其對變化中或可能變化的國際關系結構和方向的影響程度，也許将超越這個時代。這個巧合就是過去35年來中國經濟力量的崛起，和過去10年來非洲機遇的上升，以及中非之間前所未有的重要而密切的互動。這兩個相生相伴的趨勢，再次點燃并激起了學術界和決策圈的辯論。實際上，随着中國崛起為全球性經濟力量并加強對非洲的關注，一個千載難逢的地緣政治機遇正擺在非洲面前，即成為中國的戰略夥伴，在國際關系中捍衛自身應有的地緣政治價值。
中國在非洲的存在由來已久，但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與非洲的聯系處于低水平。20世紀90年代後期，随着非洲将國家複興提上日程，對經濟發展和治理體系進行改革，中非關系的互動模式開始改變。具有改革意識的領導者不斷湧現，高速發展的電信市場，以及為擴大制造業和出口提供更多機遇，一幅非洲崛起的新氣象席卷大陸。事實上，新非洲已經成為外國直接投資的關注點，尤其吸引着中國的投資和貿易。中非關系的新模式無論在廣度、深度還是速度上都極具分量。
過去十年，總共有100多萬中國人居住在非洲，超過曆史上任何時期。有數據顯示，每年有超過10萬名中國人前往非洲，約2500多家中國私營和國有公司在非洲開展業務。非洲54個國家中有45個都與中國簽訂了某些形式的合作協議。中國目前是非洲第一大貿易夥伴，2014年雙方貿易額超過2100億美元。在中非合作論壇（FOCAC）的框架下，中國已與30多個非洲國家簽訂了61個項目，總量超過23億美元。中國領導人增加了對非洲國家的國事和官方訪問（如安哥拉、南非、尼日利亞、埃塞俄比亞、剛果、坦桑尼亞和喀麥隆等國），主要投資協議都在訪問期間簽署。中國公司建造的建築和基礎設施随處可見，如道路、高速公路、港口、機場、水電站或水壩、房屋、鐵路和橋梁等，由此可見中非合作的廣度與深度。中國同樣涉足電信業和小額貿易。更重要的是，中非之間人文交流也超過了以往水平。
在外交和政治領域，中國也越來越多地參與非洲的維和行動，并在聯合國改革問題上堅定支持非洲的主張。中非合作的特點削弱了新殖民主義或新非洲掠奪論的論斷，因為這些關系都是基于非洲國家領導人的同意，以命運共同體和互利共赢為原則。
支撐當前中非合作水平的首要因素，就是中國對非洲及世界其他地區開放和參與的外交政策。其次，非洲領導人和國民都具備了改革的新思路和新精神，以提高生活水平、創造和擴大中産階層、創造财富、降低貧困水平。再次，中非有着共同的命運、對外來控制的共同擔憂、實現全體人民富裕的共同夢想，這是非洲夢（非盟的“2063年願景”）與中國夢的重合之處。第四，中非雙方認同世界權力仍掌握在西方手中，并将中非合作視為對現行不公正國際關系的有力替代。第五，中國和非洲都以互利共赢作為合作的前提或原則。中國需要非洲，非洲也需要中國。此外，雙方都希望通過合作找到加速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最快途徑，使中非實現工業化，成為制造業中心和維持全球和平與發展的夥伴。中非合作的新水平能在何種程度上達到預期目标，隻能由時間來驗證。然而，當前中非關系水平的提升自然會對非洲的國際關系産生一定影響。
非洲獨立50多年來，其外交政策和國際關系建立在一系列原則和目标之上。這些原則包括：尊重聯合國憲章，尊重各國領土完整，不幹涉别國内政，維持世界和平與公正。在目标上，非洲國家承諾緻力于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消除種族隔離和殖民主義，促進非洲團結，以及地區和平與安全。這些崇高理想和遠大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決定着非洲的國際關系。冷戰格局和大國對立、非洲國内政治鬥争、極度貧困、具有沖突性的地區政治危機等因素并不利于實現非洲外交政策和總體國際關系的預期目标。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中非合作的新水平具有了邏輯和前提。随着冷戰結束，非洲國家的合作中不再有意識形态限制。而中國的經濟崛起和對外開放，讓非洲國家在傳統對外關系之外，有了其他選擇。中國成為非洲的戰略夥伴，這為非洲處理與聯合國、國際貨币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其他傳統債權夥伴的金融、經濟和外交事務提供了更多成功的保障。可以預見，中非合作的成功将影響21世紀非洲國際關系的結構和方向，也許非洲地緣政治的價值将在21世紀達到一個更具意義的高度。
（作者系喀麥隆雅溫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責任編輯：張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