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志超／文
“阿拉伯之春”迄今已有五載，極大颠覆了原有的中東秩序。當前中東正處于舊秩序崩潰，新秩序重塑的過渡階段。其中，地緣政治格局變動最突出的特點是，已經延續二十多年的美國治下的中東格局正發生嚴重動搖，地區格局由單極加速向多極化方向演化。而推動多極化發展的因素中，以地區大國的新作用格外顯眼。中東地區主要力量的大分化、地區大國之間的大博弈以及地區國家間關系的大重組，對該地區的安全與穩定、地區格局的重塑具有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地區主導力量發生大分化、角色大換位是當前地區格局演化發展的重要特征。當前地區主要行為體正面臨“一降兩升”的新變化。一降，指美國幹預和主導地區事務的意願和能力下降，地區影響力下降。兩升，一方面指俄羅斯、中國和印度等新興大國在中東影響力增大，另一方面指沙特、伊朗、土耳其和卡塔爾等地區大國在地區事務中發揮的作用不斷上升，開始在地區格局再塑造中扮演新角色。進入新世紀以來，地區大國的主角幾經變化。昔日的地區大國如埃及、伊拉克、叙利亞、利比亞、蘇丹、也門、阿爾及利亞等經曆伊拉克戰争和“阿拉伯之春”沖擊後，呈現實力衰微，政局動蕩，地區影響力下降的發展态勢，一些國家甚至發生分裂或陷入内戰（如蘇丹、伊拉克、叙利亞、也門、利比亞）。與此同時，伊朗、沙特、土耳其、阿聯酋、卡塔爾等五國的影響力顯著上升，成為地區的新主角，尤其是土耳其、沙特與伊朗三國競相扮演地區領導者的角色。
伊朗、沙特與土耳其作為當今中東的三駕馬車，其一舉一動對地區穩定影響重大。當前地區大國的博弈也主要集中在土耳其、沙特和伊朗三國在地區的博弈上，其中又以沙伊競争為關鍵。沙特與伊朗在地區範圍内展開全面競争，從巴勒斯坦到黎巴嫩，從伊拉克到叙利亞，從巴林到也門，雙方不僅爆發“冷戰”，甚至還出現局部“熱戰”，開打“代理人戰争”。叙利亞戰争就是典型的地區代理人戰争。在沙特的背後主要是阿拉伯國家和土耳其，以色列的影子也若隐若現。埃及作為地區老大的地位旁落，因财政窘迫不得已暫做沙特的跟班，短期内其地位難以實質性提升。伊朗的背後則有伊拉克、叙利亞、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隻有個别國家如阿爾及利亞等不願選邊站隊。這一态勢代表了後“阿拉伯之春”時代中東同盟體系的新發展。傳統上以反美或親美、反以或親以畫線來構建地區同盟體系的時代已發生極大變遷。
2016年以來，圍繞沙特政府處死什葉派教士尼姆爾，沙特與伊朗更是爆發一場激烈的外交戰，沙特及其盟友巴林、蘇丹、科摩羅和索馬裡宣布與伊朗斷交，阿聯酋則降低與伊朗的外交級别。從目前來看，沙伊之間存在結構性矛盾，難以調和，兩者較量是長期的戰略性競争，不過恐不至于上升為雙方在波斯灣地區的直接軍事對抗。在美國與伊朗關系緩和以及伊朗在中東影響力日增的背景下，沙特視伊朗為其當前最大外部威脅。為此，沙特不顧美國等盟友的反對，積極采取自主行動，在地區範圍内全面遏阻伊朗。而伊朗當前在地區戰略上則以實現兩個務必為目标，一是務必确保戰略盟友叙利亞巴沙爾政權和黎巴嫩真主黨的安全，不能丢失其在叙利亞的戰略利益；二是務必确保通過達成核協議努力營造的和平發展的戰略環境。在此意義上，伊朗與沙特在叙利亞的對抗是難以調和的，不過其在波斯灣地區并不願與沙特直接發生軍事對抗，擔心此舉會使核談判成果毀于一旦。沙伊競争表面上看是教派之争，但實際上是地區主導權之争。
土耳其是當前中東大博弈的重要參與方。“阿拉伯之春”後，執政的正義與發展黨政府經過評估，認為在中東推廣土耳其的民主世俗模式時機已經成熟，為此積極參與地區事務，直接軍事介入利比亞和叙利亞兩場戰争，強行幹預伊拉克内部事務，支持沙特發動也門戰争，支持穆爾西政府而反對塞西政權，重新選擇與以色列和解。尤其在叙利亞問題上，土耳其與美國、歐盟和俄羅斯均産生嚴重分歧，甚至與俄羅斯出現對抗。從目前來看，土耳其對地區形勢嚴重誤判，戰略失誤較多，多方樹敵，“零問題”地區外交政策明顯失敗。
值得指出的是，當前中東地區大國博弈加深，從沙伊沖突到土耳其、沙特采取咄咄逼人的地區外交行動，既源于各自對自身實力以及在地區戰略地位的自信，也與美國戰略東移亞太，不願過多介入中東事務以及美地區盟友與美戰略分歧日增，對美信任度和依賴度不斷下降有着密切關系。這一趨勢在短期内恐難改變。随着國際格局與主要力量對比的演變，地區大國在新的中東格局中扮演比以往更重要的角色将是中東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所中東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責任編輯：蘇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