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确立新安保法案以來，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的立場和态度愈發明顯。日本不僅謀求将南海問題國際化，而且還積極拉攏相關南海沿岸國向中國施加壓力，其行動對維護南海和平穩定起到極為消極的影響。對此，中國需予以高度重視，并采取相應政策加以應對。
吳兵劉洪宇／文
2015年5月，在世界各國迎來反法西斯戰争勝利70周年之際，作為二戰戰敗國的日本卻倒行逆施，強行改變原有的安保法制體系，強力推行被稱為“戰争法案”的日本新安保法案。新安保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一個新立法和十個修正法。其中，新立法是《國際和平支援法》，為日本自衛隊支援多國軍隊提供依據的一項新法案。十個修正法則統一命名為《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該法案明确了自衛隊可以行使集體自衛權和發起武力攻擊的條件等。以新安保法案為依托，日本加大了對南海問題的介入力度，并為開展海外軍事行動開辟了空間。
新安保法案下
日本積極介入南海問題
相對于其他域外國家，日本介入南海問題較早，且始終對南海保持着較高的政治與戰略敏感度。随着新安保法案正式實施，安倍内閣夢寐以求的自衛隊“正常化”夢想終于成為現實。[1]
在此背景下，日本以國内新安保法案獲得通過為依托，在國際上以雙多邊方式積極介入南海問題，試圖利用南海問題給中國制造麻煩。
一、運用多邊外交舞台，推動南海問題國際化
将南海問題納入多邊外交框架解決是日本在南海問題上的首要立場。早在2015年的G7峰會上，日本就打算将南海問題納入讨論範圍，但最後的聯合聲明打消了日本的如意算盤，聲明隻提及了要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為準維護海洋秩序，并沒有特指“中國”之處。2016年4月10日在日
本廣島召開的G7外長會上，日本“夾帶私貨”，執意将南海問題納入讨論議程。從此次G7外長會選址和内容上看，日本利用東道國優勢，憑借廣島曾經遭受過原子彈轟炸這一悲慘事實，給外界營造一種日本依然是戰争受害者的姿态，給日本讨論南海問題以可乘之機。日本秉承往年傳統，依然以保障海洋安全為由，将東海、南海問題納入會議議程，并點名批評中國在這一地區建立一系列以軍事為目的的據點設施，日本希望能尋求各國的支持。[2]2016年5月26日，G7峰會在日本三重縣伊勢志摩正式召開，會議内容涵蓋了世界經濟、難民、反恐、氣候、能源以及核裁軍等多個議題。在這些看似合理正常的議題下，日本依然夾帶“政治私貨”。在最後的首腦宣言中，提及了海洋安保問題，對南海、東海表示關切，強調應和平解決争端。[3]該宣言雖未提及安倍首相曾在2014年新加坡亞洲安全會議提出的關于解決海洋安全的“法治三原則”，但其内涵已體現在該宣言中，即“國家應基于法律提出主張，不使用武力和威脅，堅持和平解決糾紛。”[4]該原則看似合理公正，實則是日本搞“小動作”、打“小算盤”，矛頭直指中國，限制中國在南海的正常活動。
日本在多邊外交場合扯上南海話題，無非是以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為抓手，通過南海問題炒作中國“威脅”，為國内修改憲法、推進新安保法和軍事介入南海提供合法性。從這個角度看，無論是G7外長會還是G7首腦峰會，日本一直謀求通過多邊平台“夾帶私貨”，借南海問題而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5]2016年4月30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訪華并同李克強總理、王毅外長舉行會晤，這也是日本外相時隔四年多來首次訪問中國。[6]此次岸田外相訪華，中國給予了超規格接待，總理、國務委員、外長分别會見，這已經傳遞出中方改善中日關系的誠意，岸田也表示願意為改善中日關系而努力。但在結束訪華行程之後，日本外相又相繼開始了對泰國、緬甸、老撾、越南等東南亞諸國的訪問之旅，旨在繼續強化與東盟國家的關系，希望東盟國家在中國進出南海方面給予牽制。[7]首站訪問泰國時岸田表示東盟各國有必要統一應對中國在南海地區的行動，并希望泰國“發揮積極作用”。在之後到訪緬甸與昂山素季的會談中，岸田文雄表示，将為緬甸發展提供超過1000億日元（約合61.3億元人民币）的巨額低息貸款，并且再次談及南海問題。與此同時，岸田之行還試圖拉攏本屆東盟輪值主席國老撾，通過簽署一系列有關經濟援助的協議，日本得到了老撾願意努力解決問題的回應。[8]最後在越南的訪問中，岸田強調目前中國正在單方面改變南海地區的現狀，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共同擔心，希望越南在東盟框架内發揮積極作用，在南海地區分擔牽制中國的任務。[9]從目前來看，日本試圖拉攏東盟國家組成遏制中國的“戰略同盟”。
所以日本在G7外長會、外相訪問東盟國家以及G7首腦峰會時頻繁提及東海、南海問題，其旨在利用多邊外交場合積極渲染日本在南海地區的“存在感”，通過經濟手段将東盟國家與日本的利益捆綁，使其牽制圍堵中國并助推日本在南海争端的前沿掌握主動權。這足以說明日本改善對華關系是假，惡化中國周邊環境是真。
二、以美日同盟為基石，積極拉攏澳印兩國，打造菱形聯盟圍堵中國
日本2016年版《外交藍皮書》就中國南海問題明确記載為“來自多國的擔憂”。日方将南海問題作為重要的關注課題，為确保航行及飛行自由應與各國合作應對，并對“憑借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表示關切，這比謀求維持海洋秩序的2015年版藍皮書更進了一步。[10]在該書中日本還特别指出中國船隻無端進入釣魚島附近海域，嚴重挑釁日本領土主權。這說明日本意在南海，實則指向東海釣魚島，新安保法案提出的“灰色事态”假設就是為中日釣魚島争端作準備。一旦釣魚島争端對抗出現升級，日本單方面出兵釣魚島便有了法律依據。
對美國來說，根據新版《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及日本新安保法案，美日雙方的合作已從應對周邊事态擴大到全球範圍，并實現從平時到發生突發事件時的“無縫對接”。先撇去日本是否會單獨巡航南海不談，但在法理上看日本可完全協助美國在巡航南海程度上做出更大動作。同時，美日兩國也欲打造出一種全新的安全合作模式，即美國在亞太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區實施前沿威懾，日本進行側面協同，其目的是要使東海釣魚島問題與南海問題産生聯動，從兩個方向對中國施壓。同時，還要進一步炮制所謂的“中國海洋威脅論”，從輿論方面對中國進一步施加壓力。[11]除了日本自身的意願、美國的協助以及部分東盟國家潛在的支持等因素外，澳印兩國也是日本積極拉攏的對象。2016年2月26日，日、澳、印三國在東京召開副外長級别磋商會議，磋商的框架基礎是安倍提出的所謂“安全保障鑽石構想”。日本希望把日美間的線性合作，逐步升級為日美澳和日美印間的三角合作，最終演變為日美澳印間的菱形合作，最終在印度洋地區和南海地區打造圍堵中國的“菱形戰略聯盟”。[12]同時，澳印兩國也各自有自己的算盤，澳大利亞自認為是橫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國家，而南海是連接這兩大洋的“咽喉地帶”，澳大利亞需要在這一地區顯示自己的存在感。印度目前在積極推行“東向行動政策”，東亞在印度周邊發展中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印度想尋機進一步加強在東南亞和南海地區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