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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歐盟時代的英國政治經濟與中英關系

時間:2024-10-25 10:40:41

雖然英國脫歐将對英歐經貿、人員、雙邊關系造成巨大沖擊,國際機構對脫歐後英國經濟前景的預測也都不抱樂觀态度。但客觀地講,無論英國選擇留歐還是脫歐,都會付出代價,在選擇脫歐的英國政客和選民看來,脫歐是另一個角度的趨利避害。無論在移民、國家安全還是經濟主權方面,脫歐都具有相當的正面效應。而英國脫歐給中英關系也帶來了機遇與挑戰,或許可以展望包括中英關系在内的“四環外交”。

王鵬/文

盡管英國從“公投脫歐”到“實際脫歐”,在司法和技術層面上仍存在一定阻礙,但英國與歐盟漸行漸遠是毋庸置疑的。英國新任首相特雷莎·梅(TheresaMaryMay)曾追随卡梅倫持留歐立場。但在擔任首相後她多次公開表示,将尊重英國民意,按照人民公投出來的決議執行外交政策,落實脫歐。為此,她甚至任命頗有争議的脫歐派中堅力量、倫敦前市長鮑裡斯·約翰遜為新任外交大臣。那麼脫歐之後,英國将何去何從?後歐盟時代的英國政治與經濟、安全将面臨怎樣的機遇與挑戰?中英關系有何變數?對此,中國又宜采取何種舉措以利用英國脫歐帶來的機遇或規避由此産生的挑戰?本文試做淺析。

脫歐的負面影響:加劇經濟衰退并刺激分離主義

顯然,英國脫歐将對英歐經貿、人員、雙邊關系造成巨大沖擊。英歐貿易占英國對外貿易近一半的份額。因此,失去歐盟成員國身份的英國在進入歐盟單一市場時将面臨苛刻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而英國若要“複關”,則需要與歐盟各成員國重新展開談判,這又将是一場曠日持久的鏖戰。

因此,國際機構對脫歐後英國經濟前景的預測都不抱樂觀态度。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的結論是:由于短期内英國将經曆複雜且未經考驗的退出過程,故而由此帶來的不确定性或将破壞英國的投資、消費和就業,并導緻到2019年其經濟規模縮減5%以上。而英國工業聯合會的估計更為直觀:英國由脫歐而遭受的經濟損失到2020年時将達到1000億英鎊,相當于其國内生産總值的5%。損失不僅在國家層面,英國家庭與個人似乎也将為其選擇付出一定代價。喬治·索羅斯在英國《衛報》上發文指出:從正式脫歐到英國經濟完全穩定之前的大約五年時間裡,每個英國家庭每年都将承受3000到5000英鎊的損失。

經濟上的損失是一方面,更大的挑戰來自主權與國家領土完整的保持。兩年前,英國僥幸通過蘇格蘭獨立公投而保持統一。然而種種迹象表明,英國政府維護統一的能力在不斷弱化。蘇格蘭與北愛爾蘭從英國分離出去的可能性正在增加。脫歐的結果曝光後,蘇格蘭民族黨立刻公開表示,将推動進行二次公投以“脫英入歐”。照此趨勢發展,蘇格蘭獨立的可能性将大為增加,其原因是:原先就持獨立立場的選民将受英國脫歐的鼓舞而更加堅定立場,同時中間派則将受英國脫歐的影響而倒入獨立派陣營,并推動蘇格蘭獨立後再加入歐盟。

脫歐的正面效應:移民、安全與經濟主權

盡管英國退出歐盟有種種弊端,但客觀地講,英國最終選擇退歐也有其不得已之處。無論選擇留歐還是脫歐,都會付出代價,隻是在選擇脫歐的政客和選民看來,脫歐的代價相對而言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罷了。

首先是國家安全與國民安全,而這都與歐盟的移民政策、難民政策密切相關。在公投前兩派激烈的辯論與攻讦中,脫歐派一個主要觀點是:歐盟沒有意願和能力限制主要來自中東戰亂地區的難民潮,而這股潮流的湧入,不僅将使歐盟申根形同虛設,更會使尚未從經濟衰退中恢複過來的歐洲各國雪上加霜。而比這更重要,也同時因為“政治不正确”而往往被建制派政客委婉提及的是,随難民潮湧入的國際恐怖組織網絡對英國國家和公共安全所構成的巨大威脅。時下,歐洲各地愈演愈烈的恐怖襲擊(尤其是由難民或中東移民後裔所發動的),正一次次挑動英國人愈加脆弱的神經,也給右翼政黨源源不斷地送去選票。

抨擊歐盟移民政策的不僅是英國脫歐派。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等多國執政黨政要或在野黨領導人都持有類似觀點。他們認為歐盟不切實際、被人道主義情懷所裹脅的移民政策已經超過了歐洲國家的實際承載能力,而歐盟強制性分攤難民的做法正在瓦解歐洲人民間的聯盟。

英國作為島國,在曆史上長期享受着海峽的保護以及由此所帶來的高于歐陸人民平均水平的安全感。這種對自身自由的珍惜、對“光榮孤立”曆史的緬懷,已經深入其國家安全文化的骨髓。故而在英國脫歐派看來,既然現今無力左右歐盟的難民政策,那麼就隻有與歐盟切割才能守住自己的家園。

另一方面,從經濟角度講,英國脫歐的抉擇也并非一無是處。近年來歐盟的經濟活力在持續下降,因而其對英國的吸引力也在下降。歐盟的前身是歐共體,再往前追溯是以法德等國為核心的煤鋼聯營集團。創立的初衷雖然是為了将德法這對宿敵捆綁起來,化解千年冤仇,防止下次歐洲大戰,但出人意料的是德法兩國迅速實現和解,并展現出巨大的經濟效率與整合能量。這正是當年歐共體吸引英國加入的大背景。

冷戰後美國主導的北約迅速東擴,給意圖加強歐洲自主性、獨立性的德法帶來一定壓力。為阻止美國的勢力徹底主導歐洲從而将其變成美國的私家後院,德法啟動了歐盟同步東擴的步伐。[1]俗話說得好,“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新整合的東歐國家在制度、經濟、民衆心态上與西歐存在巨大差距,而“老歐盟”内部其實也有南北之分:北方日耳曼—新教世界相對工業發達、經濟活力強,如德國、英國、北歐國家等,南方拉丁/希臘—天主教世界則相對落後,其民衆也更樂意享受高福利而不願意承受相應的勞動強度。這也是近年來希臘債務危機、“歐洲五豬”的曆史淵源——葡萄牙Portugal、愛爾蘭Ireland、意大利Italy、希臘Greece以及西班牙Spain五國被國際投資界戲稱為“歐洲五豬”,他們長期經濟低迷以至于拖累了歐元的整體走勢。

2016年7月15日,英國新任首相特雷莎·梅抵達蘇格蘭首府愛丁堡,與蘇格蘭政府首席大臣斯特金就國内聯合以及英國“脫歐”等問題舉行會談。這是特雷莎·梅就職不到48小時首次離開倫敦。圖為當日特雷莎·梅(左)與斯特金在斯特金的官邸進行會談。對希臘等國的經濟狀況與财政政策,以德國為代表的歐盟大國顯然不滿,也試圖通過施壓迫使希臘等國實行國内改革,然而并沒有什麼成效。以希臘的稅收和福利改革為例,歐洲議會的決議幾乎沒有任何效用;而民選上台的希臘諸政黨,在執行歐盟決議(事實上從長遠看也是有利于希臘經濟發展的)與滿足選民對福利訴求間,毫無懸念地選擇了後者。而這種民衆的福利訴求遠遠超過希臘本國實際經濟實力,所以本質上是競争性政黨犧牲國家整體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來賄賂選民,賺取選票;同時将本國的經濟壓力、負擔轉嫁給其他歐盟國家。英國既然無力促使歐盟對這些改革采取強制性措施,那麼權衡利弊退出歐盟也是合理考慮。

不僅如此,2008年經濟危機後,英國相對其他歐洲國家能夠較快地恢複活力,也是得益于其經濟上的獨立與自主。由于英國沒有加入申根協定和歐元區,故與歐盟保持一定距離,從而保有自己的經濟主權。事實證明,保持英鎊發行權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了英國通過大規模投放貨币來應對經濟危機的能力。而其他歐盟國家并不具備這種較為有效的政策工具,因而在應對危機、走出衰退的泥淖過程中有所滞後。譬如,希臘因為在歐元區内無權自行發放貨币,因而在恢複經濟時無法有效自救。該成功案例也成為脫歐派說服選民的極好例證。

2016年7月20日,英國新任首相特雷莎·梅到訪德國首都柏林,并同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了會晤。圖為當日在柏林,德國總理默克爾(右)與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出席新聞發布會。英國脫歐給中英關系帶來的機遇與挑戰:展望“四環外交”?

熟悉英國外交史的人都知道所謂“三環外交”一說。二戰後,面對千瘡百孔、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國”,時任首相溫斯頓·丘吉爾于1948年10月正式提出該戰略,以應對戰後初期的國際形勢。其目的在于通過強化英國在英聯邦環(“英聯邦和英帝國及其所包括的一切”)、跨大西洋環(“英國、加拿大和其他英聯邦自治領域以及美國在其中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英語世界”)、歐洲環(英國與“聯合起來的歐洲”)三個環節中的特殊聯系,充當三者的聯結點和紐帶,以維護英國的傳統利益和大國榮耀。

然而,丘吉爾的如意算盤很快落空。戰後印巴獨立,摘去了帝國王冠上最亮的明珠;蘇伊士運河一戰,英法顔面掃地。20世紀60年代,殖民地獨立浪潮風起雲湧,更使英聯邦面臨土崩瓦解的敗局。美國穩坐西方陣營霸主之位,盡管與英國保持着“特殊關系”,但英國顯然是被領導者;在美軍、美元、美式消費主義文化的沖擊下,昔日英帝國的尊榮早已不複存在。至于歐洲一環,德法的聯合與歐盟的興起,更讓英國有被邊緣化之感。當初英國兩次被戴高樂否定入歐申請,最終力排萬難得以入歐;如今英國卻又自己将這最後一環“投”走。三環盡失,英倫又将何去何從?

脫歐之後,時隔數日,英國财政大臣奧斯本便發表講話,稱英國有能力應對未來三大挑戰:應對金融市場可能持續的波動、重塑英國與其歐洲的新夥伴關系、确保英國能夠與歐洲其他國家結成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相互提供最優條件的、長期的經濟關系。他尤其強調英國的眼光要突破地緣的限制,即不僅面對歐洲鄰國,更要與北美的友國、英聯邦各國以及中國、印度等重要的夥伴建立最強大的經濟聯系。與之遙相呼應的是,卡梅倫告誡英國商界領袖時說:不要再糾結于歐盟,而要抓緊與歐盟以外的新興經濟體尋求合作。其具體行動方案是:一面啟動退歐進程,一面向中國、印度、美國以及英聯邦國家派出高級别貿易代表團。這會是英國未來外交的“第四環”嗎?

如何看待英國退歐對中英關系的影響?有弊也有利。首先,英國退歐削弱英鎊國際貨币的地位,這對于急于借助英國倫敦金融中心的獨特地位來實現人民币國際化的中國而言,顯然是不利的。但反過來講,英國“歐洲環”的再度塌陷也必然使英國提升對華戰略、經濟需求,而這對于提升中方在雙邊關系、對話、談判中的籌碼與主導權,又是利好消息。如何趨利避害,利用脫歐帶來的機遇提升中英關系中的中方話語權,同時規避脫歐帶來的可能損失,是下一步中國對英、對歐外交戰略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

170年前中國乾隆年間,喬治·馬戛爾尼率領龐大使團造訪中國,旨在“通商”。他的無功而返堅定了大英帝國日後以堅船利炮打開中華帝國國門的決心。2015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攜一衆中國政商精英的龐大使團訪英,意在促進商貿、戰略合作。英國的曆史已經翻開新的一頁,中英關系、中歐關系也将書寫新的篇章。

(作者單位:複旦大學中國研究院)

(責任編輯:徐海娜)

[1]閻學通:《曆史的慣性:未來十年的中國與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三章“昔日的大國:2023年的俄、日、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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