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的内在地理擴張性、既存的全球化成果以及國家發展的要求決定了全球化已經形成的世界性結構是決定特朗普能夠幹什麼、不能幹什麼的“可能性條件”。全球化雖會有波折，但不會夭折，仍會繼續發展下去。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使一些人擔心全球化會出現逆轉。因為特朗普在競選過程中有許多反全球化的言論讓人感到他的當選是全球化的末路。加之近年來一系列事件，如英國脫歐、難民和恐怖主義引發的歐洲排外主義、民族主義，都讓一些人感到全球化日暮途窮。甚至有人拿曆史進行類比：19世紀末由于市場帶來的社會問題導緻了極端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緻使當時的全球化倒退。的确，目前世界出現了包括特朗普當選在内的一系列事件會使全球化出現波折，但市場經濟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一定不會夭折，還會繼續下去。這是市場經濟内在特性、既存的全球化成果以及國家發展的要求所決定的。
市場的内在地理擴張性是全球化繼續前行的動力
市場經濟内在具有的競争性使得它具有一種天然的地理擴張性。市場内在的競争性質迫使市場主體要不斷地在更廣泛的地理範圍内獲取廉價的勞動力和資源，進行要素組合，形成成本競争優勢。市場經濟内在的競争屬性要求不斷擴展的市場發揮規模優勢，因為規模效應可以大大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造就競争優勢，這迫使市場主體要把一個個地理疆界納入到市場之中。因此，任何的政治與地理限制都無法阻隔市場的擴張，它總是要跨越千山萬水，沖破一個又一個政治與地理的邊界，把越來越多的人口納入到它的影響範圍之内。這就是市場經濟具有内在的地理擴展性。隻要人類不抛棄市場經濟，就必然走全球化的道路。而市場經濟目前是人類迄今為止最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方式，這是任何特朗普之流不會也不敢否定的經濟組織方式。
二戰後，世界普遍地對市場經濟采取了種種管制措施，但人們發現，這并沒有阻礙全球化的發展。資本很快就沖破了政府的管制，重新開始了市場的全球化進程，而且這一進程更為深入、更為寬廣。歐洲美元市場的建立首先打破了國家對資本跨國流動的限制，而且迫使美國銀行加入；美國的跨國公司戰後不顧國家控制積極投資于歐洲，這既是資本的本性要求，也是資本在市場經濟中不得不走的道路。可以說，在資本主義的市場體系中，市場經濟有更大的内在動力走全球化道路。
全球化道路的既有成果是全球化繼續前行的動力
經過戰後，特别是冷戰後的全球化發展，全球化已經積累了巨大的外在動能，政治阻力已經無法阻止其步伐。根據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2016年公布的《世界投資報告》，截至2014年全球直接的投資流出存量已達24.62萬億美元，其中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出存量已達15.591萬億美元。這都是過去全球化沉澱下來的既有成果，代表着全球化既有的物質力量。它們不會同意曆史的倒退。今天的跨國公司和跨國銀行已經不像二戰前那樣是完全處于國家管轄之下的資本，而是超越國家之上的跨國力量。不要小視它們的力量，它們可以在國家之間進行讨價還價迫使國家就範，它們在政府中有利益代言人，政客們也是屈從這些力量的。據《紐約時報》網站2016年12月6日報道，特朗普要求對不願把工作遷回美國的公司課以重稅，美國國會共和黨領導人對這一要求說不，理由是他們不想發動貿易戰。經過多年的經營，跨國商業力量已經主導了跨國公民社會，否則，2016年特朗普競選時的“胡言亂語”就不會遭到全球主流媒體的一緻“炮轟”和西方絕大多數學者的一緻反感。要知道，美英這類國家具有深厚的公民社會傳統，國家的力量是建立在社會力量基礎之上的。公民社會的力量大于政府的力量。
經曆多年的經濟全球化，當今的世界經濟與19世紀末的世界已經截然不同。資本實現了跨國的整合，已經不再是當年的國内壟斷資本。19世紀末資本主義的生産是民族疆界内的生産，國内壟斷資本控制生産，通過成品出口、原料進口來實現利潤。國家經濟民族主義幹預政策促進着國家、資本和工人階級有着共同的利益。通過促進出口，資本獲得利潤，經濟獲得增長，工人獲得就業，國家實現繁榮與富強。國家進行海外争奪、實行帝國主義政策是這種政策的國際體現，它保障着壟斷資本獨占海外市場，為工人帶來了就業，得到民族壟斷資本和工人的支持。今天主宰全球經濟的跨國資本與19世紀末的民族壟斷資本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它們是全球的資本整合，已經建立了全球的市場。如果今天的國家幹預、大國戰争帶來了全球市場的分割，直接損害着跨國資本和受益于全球化的工人精英（高科技的人員）的利益。因此，如果美國新政府實施反全球化和引發大國戰争的戰略，與跨國資本與工人精英完全沒有共同利益，隻會把美國變成“美利堅分裂國（theDividedStatesofAmerica）”(美國《時代》周刊封特朗普為“美利堅分裂國總統”)。所以，19世紀末的曆史類比不能成立，兩者有着巨大的内在差别。
當今時代的要求是全球化繼續前行的動力
當今的世界是一個“世界要和平、經濟要發展、社會要公平”的時代。促增長、保就業，增民生成為政府合法性最重要的基礎。然而，實現這種合法性基礎離不開外部資源。在一個信息通達的e時代，各國人民容易進行比較，隻有發展的更好、更快才能保障這種合法性。外來資源是不可或缺的，成為助推增長的重要條件。誰更能吸引外來資源，誰就更具有增長的相對速度。這形成一種國家為了發展對跨國資本的内在需求。在這種需求下，跨國資本有足夠的力量與政府進行讨價還價。隻要世界還沒有開發完，國家間還存在着發展的差距，跨國資本就有與反全球化政府進行讨價還價的餘地，跨國資本就有條件擺脫政府的控制。正是基于這種狀況，當今的政府更多的是在“讨好”資本，留住資本。美國也不例外。即使要控制跨國資本也必須各國政府通力合作，特别是大國間的通力合作。但這存在着集體行動的困難，因為各國為了自身的福利與發展，決不會通力合作來損害自身的福利與發展。二戰結束後的經濟全球化發展史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二戰結束後，西歐國家為了自身的發展，政府允許銀行業開辦境外銀行業務，造成了歐洲美元市場的形成。歐洲美元市場的形成開始打破了國家對資本跨國流動的限制。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美國最後也不得不放松金融管制，而且最後放得比歐洲更寬。跨國生産也是一樣，許多當年反對跨國公司的政府為了促進增長與就業，最後也千方百計地吸引跨國公司投資。今天的美國想要經濟增長，創造就業也得靠吸引投資，而不是靠反全球化的方式。目前世界上，可以說各國都需要外部資源來促進經濟發展，這構成了全球化内在悖論式的需求。
當今的全球化帶來了社會不公平，這不是全球化的錯誤，而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問題，而反全球化并不能帶來社會公平。反全球化背離了社會化大生産的原則，效率的低下帶來了暫時的平等最終也不能保證低效的公平可以持久。過去一些國家封閉發展的教訓人們不會忘記。
多年來的全球化已經形成了一種世界性結構，這種結構不是特朗普當選就能改變的，這是制約特朗普任何戰略的外部結構。作為一個精明的商人，特朗普入主白宮後很快會知道沖撞這種結構的成本與代價。競選時他可以“亂說”，騙得部分民心。一旦當政就會切身體會到這種結構帶來的約束。奧巴馬當年競選時也是豪情滿懷，承諾選民他能帶來變革，并提出“再工業化”來扭轉全球化對美國的負面影響，而且信心滿滿地告訴選民：“Wecan（我們能）”。但結果呢？全球化浪潮“濤聲依舊”。另外，特朗普比不了裡根，也學不了裡根。裡根當年是全球化的開拓者，順應了當時的時代要求。我們需要認真的研究特朗普這個過去沒有參與過政治的人。但是，不要忘記全球化已經形成的世界性結構是決定特朗普能幹什麼、不能幹什麼的“可能性條件”。
（作者系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魏銀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