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422/j.cnki.ddsj.2017.03.020
2017年2月初，美國新任國防部長馬蒂斯訪問日本，表示繼續加強對日防衛，釣魚島适用《美日安保條約》。美國防長的這一表态契合了日本安倍政權試圖依靠日美同盟在釣魚島問題上與中國抗衡的戰略訴求。釣魚島是影響中日關系的一個敏感問題。中國從抗議逐步走向管控，日本聲稱不惜動用自衛隊警備，美國一再表态将協防日本。在此背景下探讨釣魚島問題的由來和症結，有助于我國從總體上把握解決釣魚島問題的基本方略。
問題的由來
釣魚島是一組群島，包括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北小島、南小島、北嶼、南嶼、飛嶼等島礁，陸地總面積約5.69平方公裡。其中，釣魚島面積最大，約3.91平方公裡，最高海拔約362米。
中日兩國的諸多文獻都清楚顯示，釣魚島本為中國領土，因甲午戰争失利而被日本竊占。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投降，接受《波茨坦公告》及該公告所重申的《開羅宣言》，承諾将台灣、澎湖列島等在《馬關條約》中割讓的土地，恢複至1895年前的法律地位，自此釣魚島重新歸屬中國。
日本宣稱對釣魚島擁有主權，其主要論據反映在1972年3月《尖閣列島分明是日本領土》的官方文件中，歸納起來有兩點：其一，1884年日本人古賀辰四郎發現釣魚島是“無人島”。1885年以後日本政府派人多次勘查釣魚島，未發現中國控制的迹象，便宣布釣魚島為“無主地”。其二，美國托管琉球期間，于1953年12月發布《琉球列島的地理境界》，劃定琉球的界線為北緯24°—28°、東經122°—133°，釣魚島在該界線之内。
以上兩條均有違公理。釣魚島系“無人島”，但非“無主島”。釣魚島等島嶼是一些很小的荒島，明清時代既無法定居，也無須駐守。1372年（明洪武五年）至1866年（清同治五年）近500年間，中國以該島嶼為指标，曾24次派出載有200餘名武裝将士的“封舟”（官船），從其北面定期巡邏。依當時的曆史條件，中國已管轄該地并構成實效占有。由此，日本無權置中國于不顧，在簽訂《馬關條約》三個月前即1895年1月，将其納入版圖予以侵占。1885年日本宣布釣魚島是“無主之地”時，還似乎多少有所遮掩，而在簽訂《馬關條約》“公然”強奪台灣之後，就渾水摸魚“悄然”竊占了釣魚島。[1]
1945年二戰結束後，台灣擺脫殖民占領，釣魚島卻被美軍侵占為靶場。1971年6月美國違反《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與日本簽署沖繩返還協定，于1972年5月将沖繩施政權歸還日本，釣魚島一并交給了日本。時年，對美國擅自擴大沖繩返還範圍的行徑，海峽兩岸提出了強烈抗議，民間進而爆發“保釣運動”，日本卻據此聲稱擁有釣魚島主權。是支持中方立場，還是支持日方“釣魚島屬于沖繩”的主張，給了美國“做局”的機會。經籌謀推演之後，美國抛出所謂“中立”立場，即釣魚島屬于返還範圍，但返還的隻是施政權或稱行政權，而非釣魚島的主權。
釣魚島是否包含在琉球群島之内？曆史可以清楚地回答：沖繩原名琉球王國，明清時系中國的藩屬國。因晚清政府的軟弱，日本于1879年3月派兵進駐，繼而霸占并随之改稱為沖繩縣。當年，涉事的中、日兩國對琉球群島的歸屬進行談判時，雙方均認為琉球共計36個島，釣魚島根本不在這36個島之内。在日本吞并琉球王國以前，其地圖全都标示釣魚島屬于中國的台灣列島。日本右翼分子鼓吹釣魚島是日本的固有領土，如果不是無知，便是别有用心。
日本所謂琉球群島包含釣魚島所提供的“最強有力”證據便是美國陸軍少将大衛·奧格登曾代表美國琉球當局，于1953年12月發布的“第27号令”，即“琉球列島的地理境界”布告。美國的這一單邊行為，不僅對中國毫無法律約束力，反倒構成了對中國領土主權的侵犯。其時，即便是日本亦未有基本關注。1961年4月，日本國土地理院第878号文件批準發行的《日本地理》第七卷《九州編》所附《南西諸島圖》中，根本沒有所謂的“尖閣列島”（即釣魚島）。[2]直到1969年5月5日，日本政府也未在釣魚島建立任何具有“管轄形迹”或所謂領土意識的标志。
中日兩國的諸多文獻都清楚顯示，釣魚島本為中國領土，因甲午戰争失利而被日本竊占。圖為2014年西泠印社春季拍賣會預展上，觀衆利用放大鏡觀看1752年法國出版的含有中文發音标注釣魚島的古地圖。問題的症結
一旦涉及釣魚島這片海域，日本最引人注目的處置之道，就是請求美國介入，強調所謂《日美安保條約》适用于釣魚島。
1968年，受聯合國遠東經濟委員會贊助，美國學者埃默裡、日本學者新野弘等12名專家，在中國東海、黃海等海域進行了為期六周的地球物理勘測，得出的結論是“在台灣島與日本之間的海域，也許是一個世界級規模的産油區”。1969年4月，《埃默裡報告》出籠，周邊國家和地區即刻對該海域的“價值判斷”發生根本改變。韓國及台灣通過單方面立法，主張“勘探權”“采礦權”等權利。
日本學者參與了此次勘測考察活動，其國策建議直接觸動了日本搶奪釣魚島、插手東海石油資源開發的企圖。日本宣稱，韓國、台灣的立法主張在國際法上是無效的，随後加快與美國談判，要求“歸還”沖繩，并最終以支付5.2億美元的高額費用“買回”沖繩。[3]進入20世紀70年代，歐美石油公司在東海、南海的勘探活動十分活躍，以雪佛龍為代表的石油公司、石油公司所在國、開發區國家及地區間的利益已日趨混雜，既加劇了東海、南海地區權益劃分的複雜性，也進一步激化了中日在東海問題上的對峙。
若釣魚島歸屬日本，日本将與中國共享大陸架，中國将會為此失去約20萬平方公裡的海洋國土。據探測，釣魚島海域的石油儲量約350億噸，按我國年均消耗5億噸标準石油計算，足夠中國使用70年。此外，該海域還有其他海底礦産資源及戰略利益，中國能讓日本右翼分子的野心得逞嗎？
清末慈禧太後“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李鴻章“琉球地處偏隅，尚屬可有可無”。這些曾被調侃或譏諷為顯示晚清政府“大度”的言論，實則是弱國的無奈之語。作為甲午戰争戰敗國，當時的中國在領土及主權問題上毫無發言權。二戰後期《波茨坦公告》發布，琉球等地即将不保之際，日本即着手研究如何挽救被盟軍占據的領土。1947年7月26日，日本外相蘆田在向時任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提交的備忘錄中婉轉表示：“在決定《波茨坦公告》所言日本本土及周圍小島之範圍時，希望充分考慮這些島嶼與日本本土在曆史、人文、經濟等方面的緊密聯系。”備忘錄上午送達，艾奇遜下午即約見蘆田并退回備忘錄，态度十分強硬。與此同時，日本天皇、首相也分别向美國當局提出領土問題，無一例外均遭到拒絕。[4]
因琉球群島的返還而引發的釣魚島問題，美國采取何種态度變得十分搶眼。1971年10月，美國政府表示：“把原從日本取得的對這些島嶼的行政權歸還給日本，毫不損害有關國家領土主權的主張。……對群島的任何沖突性的要求，需牽涉此問題的各方談判共同解決。”美國這一中立立場持續到1996年。當年9月11日，美國政府發言人伯恩斯發表聲明：“美國既不承認也不支持任何國家對釣魚島的主權主張。”美國駐日大使蒙戴爾曾對美國媒體表示：“日美安保條約不适用于釣魚島。”[5]
1997年《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制定後，日本要求将防衛承諾擴大到釣魚島，以此作為檢驗美國防衛承諾的“試金石”。2001年12月12日，美國助理國務卿福特表示：“釣魚島一旦受到攻擊，美國可能對日本提供支持。”2004年3月23日，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艾利裡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指出，“《日美安保條約》适用于釣魚島”，美國終遂日本之願。2012年9月10日，日本祭出所謂“購島”鬧劇時，美國多次重申這一立場并決意介入釣魚島争端。事實上，誘發區域性糾紛、激化國家間矛盾、采取兩面派手法并從中漁利，正是美國維護自身霸權的慣用伎倆，更是中日釣魚島之争的症結所在。
問題的應對
中、日均堅持釣魚島系其固有領土，對中國而言是正義主權的宣示，對日本而言則是扭曲與否定曆史。解決釣魚島問題，中國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應對。
一是堅決維護二戰成果。日本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加害國、戰敗國以及受懲國，其領土範圍已由《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确定，這也是國際社會包括美國在内所公認的。中國應堅持維護二戰成果，展現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堅定不移的能力和意志。無論日本對釣魚島采取何種單方面舉措，都不能改變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屬于中國的事實。中國政府和人民應高舉和平、正義、合作的旗幟，捍衛反法西斯戰争勝利成果和世界秩序的決心毫不動搖，有信心、有能力、有辦法挫敗日本右翼分子對曆史事實和國際法理的踐踏行為，以實際行動堅決維護地區和平與自身的核心利益。
二是着力促進民間關系。在中日兩國的智庫和民衆中有不少有識之士認為，美國有股勢力，希望甚至攪動中日關系緊張，以便于美國兩面獲利。中國應更加注重民間外交，加強人文交流、促進民間往來、夯實民意基礎，推動包括日本在内的亞洲和解、共赢與安全互信，努力構建亞洲命運共同體。與之相應，中國還要注重從國際法、史實、人文地理等多角度，針對近年來日本官方及部分學者在釣魚島問題上的錯誤認識、觀點與言論，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批駁與澄清。同時，中國仍需進一步提高警惕，努力使美國缺少甚至失去“攪局”亞洲的地緣支撐點。
三是有效做好多手準備。行政上進一步加強釣魚島海域的巡航。中國海監、漁政、海警巡航已進入常态，釣魚島的局面發生了實質性改變。外交上謀劃長期及預防性的應對策略，并積極促使中日關系重新走上理性務實、合作共赢的健康軌道。軍事上設立釣魚島靶場，适度開展奪島、守島等實戰演練，适時進行多兵種聯合軍演等。中國已進入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推動社會進步的爬坡或攻堅階段，不宜輕言戰端，但當國家主權和核心利益受到侵害達到底線時，決不意味着我們會放棄戰争手段。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
（責任編輯：張凱）
[1][日]井上清著，賈俊琪、于偉譯，《釣魚島的曆史與主權》，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頁。
[2]劉江永：《釣魚島列島歸屬考：事實與法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31頁。
[3]、[4]李鴻谷：《釣魚島問題的由來》，載《三聯生活周刊》，2010年第49期。
[5]高蘭：《美國對中日釣魚島争端的介入淺析》，載《日本學刊》，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