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422/j.cnki.ddsj.2017.03.015
韓國曆任總統非正常遭際的類型
2016年總統樸槿惠閨蜜崔順實幹涉國政、營私舞弊的“親信幹政門”事件令韓國政壇陷入危機。在各方勢力的參與下，親信幹政事件逐步發酵、演變成總統危機事件，樸槿惠遭國會彈劾。一度躊躇滿志要帶領民衆開啟幸福時代的首任女總統退出政壇。
回顧韓國曆任總統經曆，樸槿惠的遭際雖令人感慨，但并非孤例。韓國曆屆總統或提前下野，或遭暗殺，或因本人腐敗或家人、親信腐敗而遭調查的命運。
可以看到，幾乎每一位總統在任職期間或卸任後，都會遭到人們一般所認為的非正常或悲劇性的命運。韓國曆任總統的非正常遭際大緻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一、迫于外部壓力提前下野
在任期内被迫提前下野的總統，除樸槿惠外，還有首屆總統李承晚、第四屆總統尹潽善和第十屆總統崔圭夏。所不同的是，前兩位迫于民意壓力，後兩位則迫于軍隊壓力。
1960年3月15日，第四屆總統選舉時，執政黨和政府為實現連任，操控選舉。他們四處籌措選舉基金拉票，通過買米酒和塑料鞋賄賂選民，幫無法投票者在投票紙上肆意蓋章暗地操縱投票；威脅和阻止選民投票給反對黨；甚至在去開票地點的途中，偷換投票箱。最終李承晚和李起鵬分别當選為總統和副總統。“3·15”腐敗選舉的經過、結果激怒了民衆，人們呼籲宣布選舉無效，要求自由黨退出政權。迫于民衆和國際社會的壓力，李承晚4月26日宣布下野，退出政壇，亡命夏威夷。副總統李啟鵬也因“4·19”學生運動被迫辭職，全家飲彈自殺身亡。
而直接導緻樸槿惠政權陷入危機的是親信幹政門事件。從更全面、綜合的角度看，樸槿惠執政地位的下降、執政權威的崩潰是較長時間裡的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自2013年2月上任以來，樸槿惠表示将大力調整内政外交，積極推動政治民主化、經濟民主化，實現經濟複興、文化繁榮。然而，四年過去了，其所承諾的徹底解決腐敗難題、縮減貧富差距，改善對朝關系等方面的内容均未兌現，一些方面，包括對中關系甚至更加惡化。盡管國民普遍感到不滿，但這些因素并未導緻樸槿惠權威的根本性破壞。親信幹政事件猶如導火索直接引爆韓國社會郁積的憤怒情緒，民衆對政府體系的絕望直接轉化為要求總統下台的訴求。韓國輿論和在野黨普遍認為樸槿惠作為國政最高責任人，将公權力私人化，導緻公共倫理、法律規定落空，已經嚴重違反憲法，喪失了守護國家憲政秩序的資格，必須辭職下野。2016年12月9日，在野黨啟動并主導國會以234票通過對樸槿惠的彈劾案表決，總統權力被終止。
尹潽善和崔圭夏的下野則與軍隊有關。李承晚政府結束後，尹潽善被民主黨内舊派系推舉為總統候選人，1960年8月由國會選舉當選第五屆總統。任期未滿一年，陸軍少壯派軍官樸正熙即以軍事政變方式，組建國家重建最高會議，發布《政治活動淨化法》，對政治活動展開審查。尹潽善雖然能夠繼續履行總統職務，但與軍部勢力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不斷升級，為表達對該法的反抗立場，尹潽善于1962年3月22日宣布辭職。總統職權由樸正熙代行。
1979年10月樸正熙遭遇暗殺後，崔圭夏以總理身份代行總統職權，并于同年12月當選為總統。1980年8月因全鬥煥發動軍事政變，在新軍方勢力的壓力下崔圭夏被迫下野，辭去總統職務。崔圭夏執政時間隻有八個多月，成為任期最短的總統。
二、被暗殺
1961年5月16日，陸軍少壯派軍官樸正熙通過軍事政變上台，開啟長達18年的軍事獨裁統治。不可否認樸正熙創造了韓國的經濟奇迹，然而在獨裁政治的陰影下，伴随統治集團内部矛盾的不斷加深，國家更是面臨着嚴重的政治危機。統治集團成員懾于獨裁統治的淫威，敢怒不敢言。樸正熙手下各派系之間的利益沖突得不到正常解決，争風吃醋、内部權力鬥争混亂。幫派之間，内讧、火拼、彼此仇恨；總統助手和政府幹部間的政治矛盾、利益難以協調。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總統本人實際上時刻處于危險境地。1979年10月26日，樸正熙遭手下親信、情報部長金載圭暗殺身亡。
三、涉嫌貪腐遭調查
在曆屆總統中，本人或其家屬、親信遭到權力尋租腐敗、官商勾結指控的有：全鬥煥、盧泰愚，金泳三、金大中、盧武铉、李明博、樸槿惠。這些遭到輿論指控或司法調查的在任或卸任總統，有的是其本人、有的是其親屬、親信，涉嫌貪污犯罪。官商勾結、權力尋租，已經成為束縛總統施展其政治抱負的絆腳石，以及損害總統個人名譽和政府形象的最主要因素。
從總統本人與貪腐案件的關系角度看，總統涉貪腐事件又有兩種類型。其一是總統本人涉嫌腐敗被處刑罰。如1995年，前總統全鬥煥、盧泰愚相繼因籌集和侵吞秘密政治資金被逮捕。另一種是總統本人并未涉足貪腐，但其家屬、親信有貪腐事實。如金泳三、金大中、盧武铉、李明博雖然本人未遭檢方調查或逮捕，但他們的家人和親信均涉嫌腐敗。金泳三次子1997年在“韓寶鋼鐵公司貸款”案中，因受賄、偷逃稅金被繩之以法。2002年金大中三個兒子均被指控犯有受賄和逃稅罪，遭逮捕入獄。2007年盧武铉的兒子、女兒、妻子及諸多親信，因被指控接受泰光寶業會長樸淵次賄賂，而接受調查，盧武铉本人最終以跳崖自殺方式自證清白。2012年李明博長兄、前新世界黨議員李相得涉嫌從韓國銀行和企業收受非法資金而被拘捕。
韓國曆屆總統或提前下野，或遭暗殺，或因本人腐敗或家人、親信腐敗而遭調查的命運。樸正熙和樸槿惠父女也遭遇了人們一般所認為的非正常或悲劇性的命運。圖為2012年8月21日，樸槿惠當選總統候選人後在首爾祭拜先父。韓國總統非正常遭際的影響因素
一、民意對總統的榮辱、去留發揮重大作用
曆屆總統的命運結局，從某種意義上既是韓國政治社會發展的縮影也是韓國政治互動，特别是總統與國會、總統與政黨、總統與社會互動的完整呈現和結果。形成這種政治互動的基礎，除了與民主化的轉型、鞏固與發展，媒體與言論的日益開放、政黨政治的複雜特征密切相關外，與市民社會的崛起和民意作用的提升也有重要關聯。
在決定曆屆總統去留問題上，民意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民主化轉型後，特别是近一二十年來，包括言論、集會、示威，及對政府批評建議等的自由和權利逐步得以落實、保障後，對于一些涉及政治、外交、社會焦點的議題，民衆可以通過廣場靜坐、燭光示威等方式表達呼聲和訴求，不僅可以對政府政策、政治局勢施加影響，就是在總統去留等政治核心問題上，也發揮着重要作用。以樸槿惠遭彈劾為例，從2016年10月3萬名市民燭光集會要求查明真相、總統及其幕僚集體辭職開始，到11月1500多個市民社會團體約100萬民衆在首爾集會要求樸槿惠立即下野，再到聖誕和元旦前夜的80萬市民大聚會，民衆持續十周連續組織燭光和平集會，要求樸槿惠下台。國會在通過了對樸槿惠的彈劾案之後，民衆再次聚集在憲法法院門前示威，敦促憲法法院最終批準彈劾。可見，民意的巨大力量，不僅可以推翻弄虛作假操縱選舉的李承晚政府，廢止國會通過的對盧武铉總統的彈劾案，而且也能夠使政治道德、政策主張不再受到公衆信任的總統下台。
二、财閥既是政權的重要支柱，也是導緻政權危機的誘因
長期以來，大企業财閥一直被視為曆屆政權的重要支柱，在韓國的經濟結構中處于支配地位，接受政府的特殊扶持和保護。此次親信幹政事件的調查證實，包括三星、LG、現代集團在内的幾乎所有知名大企業财閥，都向崔順實控制的兩家基金Mir财團和K體育财團捐贈了大筆資金，前青瓦台秘書室室長等高職濫用權力為崔順實從大企業斂财提供方便，而财團則從政府處獲得安全穩定的經營權和特殊的政策待遇。
不可否認，财閥的确為韓國的經濟騰飛做出過重要貢獻，但過度依賴财閥的經濟成長模式，導緻财閥高度卷入政治，為官商勾結互謀私利提供溫床。随着政經膠着、政商勾結的體制性弊病越積越深，也為政治貪腐、權力尋租留下巨大空間。韓國曆屆總統子女、親信，皆因與财閥的權錢交易，敗壞了總統和政府的形象和名譽，成為政權危機的誘因。雖然曆任政府都緻力于整治腐敗，還頒布《公務員法》、《反腐敗法》，成立“反腐敗和公民權利委員會”，但以貪污腐敗、行賄受賄為表征的“韓國病”現象始終難與政治脫離幹系。此次親信幹政事件表明，财閥與政府公權力勾結問題若得不到真正解決，即便政治制度是民主框架，但實際的政治運作依然會受财閥勢力的侵蝕、破壞，最終引發政治危機。可見，政治的發展和進步，除了要進行制度改革，還必須下大力氣實現政、經分離的廉潔政治，讓企業真正回歸市場。2017年2月17日韓國三星電子副會長、三星帝國繼承人李在镕被批捕，再次引發輿論對政商勾結和政治獻金醜聞的關注與反思。
2017年2月16日，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舉行閉門聽證會，就是否批準逮捕三星電子副會長、三星集團實際控制人李在镕進行審理。此為最近一個月内，負責調查總統樸槿惠“親信幹政”事件的特别檢察組第二次提請逮捕李在镕。17日，李在镕因涉嫌行賄、挪用公款等多項罪名被捕。圖為2月22日，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镕（中）被押往特檢組辦公室接受問訊。“逼宮周期”對總統非正常遭際的影響
從曆屆總統尤其是民主轉型後總統卸任情況可以看到，在任總統會受各種原因的指控和揭露，幾乎全部發生在總統任期即将結束的跛腳鴨時期：1997年，金泳三卸任前一年，其次子被判處兩年有期徒刑；2002年，金大中卸任前一年，三個兒子被指利用其父親影響力接受商業賄賂，受到檢方傳喚調查并被拘留；2007年盧武铉卸任前一年，兒子數次接受檢察院調查；2012年李明博卸任前一年，其夫人、長子被調查，長兄被拘捕。此次親信幹政事件，也是在樸槿惠即将卸任之際被揭發。可見，總統卸任前一年成為總統非正常遭際命運的開端。
一般地，總統任期即将結束之際，也是各政黨準備推出候選人展開下屆總統競選、制造競選話題的啟動之時。試圖參加總統大選的各方勢力，此時不會放過任何機會，尋找政敵的把柄和漏洞，并以此為契機和突破口，以決絕、毫不妥協的方式拉開政黨競選大戰。而現政權執政進入第四年，即進入政治資源相對不足的權力跛腳鴨時期，非常容易遭到反對者的攻擊。結合其他因素分析，可以發現：造成總統非正常遭際的原因，一方面來自總統自身的原因，另一方面離不開韓國政黨政治的特殊運行機制和模式，即總統的失職、非法行為固然是造成總統被彈劾、調查和審判的原因，但各種政治勢力的策劃、操作以及推波助瀾，也是造成總統任期内政治不穩定的重要原因。這一事實告訴人們：在韓國政治中，存在着一個在總統任職第四年前後，總統特别容易遭受重大政治危機的時間節點，這一時間節點成為在任總統能否正常完成其任期的關鍵，或者說，在韓國政治中，存在着一個針對總統的、以四年時間長度為基本單位的“逼宮周期”。
以2016年樸槿惠親信幹政事件為例，這一事件最初隻是一個簡單的權貴濫用權力的單一權力尋租行為，但在各種政治勢力的參與，尤其是政治反對勢力的操作、推動下，逐步發酵、演變成對總統行為和權威正當性的質疑，最終導緻對總統的彈劾。在這一事件的發酵過程中，一方面，執政黨内部的非樸槿惠陣營極力要撇清與樸槿惠的關系，要求樸槿惠退黨；在野黨則全力聚焦2017年大選，絕不錯過利用親信幹政事件來打擊執政黨，以希望能夠借機迫使樸槿惠下台、實現政黨執政的輪替。為此，2016年11月6日，在野三黨聯合要求展開國政調查，共同民主黨要求啟動特别檢查，國民黨直接提出樸槿惠辭職，否則将啟動彈劾的要求，其他在野黨議員則極力要求樸槿惠下野，成立過渡内閣。11月17日，國會全體會議表決通過調查範圍涵蓋一切疑點的親信門國政調查計劃方案。在野黨以此為依據，繼續進攻指責樸槿惠政府和執政黨執政不力、職業未修。在野黨的策略，使要求總統辭職的公衆呼聲持續高漲，決意要将彈劾樸槿惠成定局。
結語
韓國曆任總統的非正常遭際反映了韓國政治的發展和狀态。在民主化轉型前，總統所遭受的非正常際遇更多的是軍事政變和生命安全威脅，而民主化轉型後，總統的對手和壓力更多地來自于各種平等的政治勢力和公衆。因此，當人們透過總統的非正常遭際而對韓國政局表面的混亂有所不解，感到迷惑的時候，也應注意到其政治發展的曆史性進步及其政治體制在根本上的穩定性。
除了這些體制性特征外，還需注意到一些具體的影響總統命運的因素。其中最關鍵的就是由于财閥對政治的過度卷入而不可避免帶來的政治貪腐問題。因政經膠着、政商勾結體制性的存在，總統難以獨善其身，且即便能夠獨善其身，也無法保證其親屬、助手的清廉，因此，消除财閥對政治的過度卷入和與政客的私相授受，是保障總統政治安全、實現政治穩定的重要努力方向。
政黨政治的極端化也是影響總統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在激烈的韓國政黨鬥争局面下，總統成為最易受攻擊的靶标，因此出現了大約以四年為單位的“逼宮周期”。總統任職的第四年成為在野黨、甚至是執政黨内部反對派推翻總統政治勢力、謀取政治優勢的動員和作業時期。将在任總統置于被攻擊、調查甚至是彈劾境地，是實現政治反對勢力勝出、“逼宮”進位成功的戰略性行動。顯然，“逼宮周期”的存在固然有利于反對派，但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韓國政治的周期性動蕩。對此，韓國學界和政界提出了分權型總統制，或内閣制、國會上下兩院制等不同的改革方案，并已經将包括總統四年連任制内容在内的修憲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這些設想的提出，雖非針對“逼宮周期”這一問題本身，但筆者相信這些方案、提案如果落到實處，能夠在根本上起到抑制或消除引發政治動蕩的“逼宮周期”規律的作用，從而為韓國政治帶來一個财閥政治得到控制、選舉政治更加成熟，總統體制更加完善，總統能夠正常卸任，享受正常退休生活的合理而美好的社會。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威海）中韓關系研究中心）
（責任編輯：徐海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