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422/j.cnki.ddsj.2017.03.003
周邊地區對中國崛起具有重要戰略意義。近年來，中國周邊外交有許多新創舉，如提出“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新理念、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亞投行建設，等等。習近平主席在出訪周邊國家時也多次強調，歡迎周邊國家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便車”，讓中國發展成果更多惠及周邊，讓大家一起過上好日子。[1]與此同時，中國還向周邊國家開展了形式多樣的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活動，促進民心相通。盡管中國苦心經營與周邊國家的朋友圈，但一些周邊國家對中國的疑慮、誤解、防範乃至敵視的傾向仍不同程度存在，出現了對中國“近而不親”的現象。而且，這種态勢還有固化和泛化趨勢，任其發展有可能成為中國崛起的“負資産”，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周邊國家對華“近而不親”現象
俗話說，“遠親不如近鄰”。中國與周邊國家地緣相近、血緣相親、文緣相通，具有開展全方位合作的天然條件，周邊也成了與中國聯系最密切、交往最頻繁、利益影響最直接的地區。在政治安全領域，中國提出要與周邊國家建立命運共同體，積極參與東亞峰會、上海合作組織、東盟地區論壇、“10+3”等諸多重要的多邊合作機制，已經同八個周邊國家簽署了《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在經貿領域，中國已成為衆多周邊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最大出口市場、重要投資來源地，周邊國家也分享到了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實惠；在人文交流領域，中國與俄羅斯、韓國建立了人文交流機制，與蒙古、印度、俄羅斯、東盟等國家和地區組織開展了友好交流年活動，截至2015年底在亞洲開設了110所孔子學院和90個孔子課堂。此外，周邊國家也是中國公民海外旅遊的首選目的地。然而，這些熱絡交往表象背後的一個殘酷現實是，一些周邊國家對中國一直親近不起來，出現了“近而不親”的現象。
綜合國内外多家民調機構的數據顯示，周邊國家對中國的認可度普遍低于非周邊國家。根據中國《環球時報》旗下的環球輿情中心發布的多組數據，與遠離中國的國家相比，中國周邊國家對中國的認識和預期更消極。例如，日本、越南、菲律賓等中國“周邊國家”的受訪者中，對中國持負面态度的比例高于歐美非等大陸的“非周邊國家”。而且，周邊國家受訪者傾向于認為，未來十年與中國之間将會是競争或對抗關系。[2]該中心發布的“2016中國國際形象與國際影響力全球調查”顯示，針對“中國是否是一個好的鄰國”的表述，周邊國家受訪者的态度相比前一年的結果有所下降，從2015年的3.13分降到2016年的2.92分，下降了0.21分。[3]美國皮尤（PEW）研究中心的調查數據顯示，對華好感度較高的周邊國家是巴基斯坦（82%）、俄羅斯（79%）、馬來西亞（78%）、印尼（63%）；而日本、越南對華好感度隻有9%和19%；相距遙遠的拉美國家對華好感度則普遍在50%—60%之間。[4]一些國家在對華不信任的同時，還舍近求遠，尋求美國的庇護。根據蓋洛普調查數據，周邊部分國家受訪民衆中，認為“一旦發生戰争，美軍會保衛自己國家”的比例超過半數的分别是：菲律賓（78%）、韓國（70%）、新加坡（57%）、日本（53%）。[5]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民調數據受樣本數量的限制，也許未必能完全反映真實情況，但卻能為我們提供一個判斷參考。在中國周邊二十多個國家中，巴基斯坦、俄羅斯、馬來西亞、印尼等國家對華态度比較正面，比較認同中國的發展模式，并把中國的經濟發展看作本國的機遇。而日本、越南、印度、韓國等國家則對中國的發展壯大感到擔憂，“中國威脅論”在以上國家比較有市場。
此外，還有一個需要關注的現象是，在有些國家，政府與民間層面的對華态度相對分離，即政府高層對華友好，而民間則對華不友好甚至反感。這一方面是由于普通民衆受信息來源渠道限制對華認知比較片面，對華态度情緒也容易受到媒體渲染的影響；另一方面則因為這些國家的國内政治問題，普通民衆對政府的不滿而導緻“恨屋及烏”，最終中國成為民衆對政府不滿情緒的宣洩對象。
中國與周邊國家地緣相近、血緣相親、文緣相通，具有開展全方位合作的天然條件，周邊也成了與中國聯系最密切、交往最頻繁、利益影響最直接的地區。圖為一些車輛在位于中越邊境的雲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富甯縣境内的高速公路上行駛。周邊國家對華“近而不親”的原因
事實上，許多周邊國家對中國發展的心态比較複雜，一方面希望自己國家能夠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帶動自身經濟發展；但另一方面又對日益強大的中國充滿疑慮，希望對中國進行制衡。基于自身利益與安全考慮，這些國家便采取了“經濟上靠中國，安全上靠美國”的騎牆戰略，對中國“近而不親”也就不足為奇了。而美日等西方國家也一直防範中國影響力的增長，積極介入中國周邊地區，成為影響周邊地區對華态度走向的重要外部因素。
一、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的非對稱狀态
中國與周邊大多數國家在實力對比上存在非常典型的非對稱特征。實力不對稱導緻中國與多數周邊國家在利益和認知方面存在巨大差異。這種非對稱狀态決定了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的複雜性，緻使許多中小鄰國對中國産生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這是導緻“近而不親”的結構性因素。在非對稱狀态下，“大國可以輕松自如地行事，因為它沒有受到任何威脅，而小國則不管大國給予如何充分的保證，似乎總是緊張不安和将信将疑。大國有時或許會認為自己對小國很慷慨，但小國不僅不心存感激，反而還會有不必要的疑慮”。[6]已故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曾流露出這種心态，“随着中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中國希望新加坡更加尊重它。中國告訴我們，國家無論大小，都是平等的，中國不是霸權國家。但是，當我們做了中國不喜歡的事，他們就說你讓13億人不高興了”，“中國的鄰國希望美國保持在亞太地區的存在，以避免自己成為中國的‘人質’。”[7]除了對中國的發展存在擔憂與不安之外，部分鄰國還對中國有過高的戰略預期。例如，在韓國看來，中國對朝鮮有很大影響力，理應可以約束朝鮮的行為，而一旦中國做不到，韓國便流露出憤懑和不滿情緒。
二、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領土主權争端、曆史問題
領土問題是曆史遺留下來的，也是困擾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核心問題。建國以來，中國通過談判與一些鄰國劃定了邊界，但目前仍有一些難以解決的領土主權争端：在東北亞，中國與日本在釣魚島以及東海海域劃分上存在争端，與韓國在蘇岩礁歸屬問題上存在争端；在東南亞，中國與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文萊、印尼在南海島礁與海域劃分上存在争端；在南亞，中國與印度存在的争議地區有八塊，面積達12.5萬平方公裡。領土問題因牽扯到相關國家的民族情結，因而十分敏感，在媒體的渲染下，普通民衆對中國的态度容易出現極端化傾向。随着中國的崛起，與中國有領土争議的國家變得更加焦躁不安，擔憂在與中國的争端中處于劣勢。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菲律賓、越南、日本、韓國、印度等周邊國家民衆對與中國領土争端表示擔憂的比例分别是91%、83%、83%、78%、62%。[8]除領土主權争端之外，中日之間圍繞日本侵略曆史問題的争端，都會在兩國引發強烈的國民對立情緒。
三、美日等勢力在周邊地區的介入與離間
美國與日本對中國崛起及其影響力的擴大始終抱有高度警惕心理，想方設法進行圍堵與牽制，甚至不惜通過各種途徑離間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例如，美日曾經高調地對菲律賓、越南等與中國存在海洋權益争端的東南亞國家進行聲援。“南海仲裁案”結果出爐後，美日如獲至寶，叫嚣要向中國施壓。即便菲律賓新總統杜特爾特采取務實做法與中國就擱置南海争議達成共識之後，日本仍對南海局勢的緩和心有不甘，欲敦促菲律賓尊重“仲裁裁決”。西方國家還利用其對國際媒體的話語壟斷，在周邊地區刻意醜化中國形象。許多周邊國家由于财力、人力所限，其媒體關于中國的報道，大都采用西方英文媒體的報道翻譯而成。受這些歪曲報道的影響，不了解實際情況的普通民衆怎能對中國産生好感？例如，“蒙古國的媒體，有關中國的報道采用美國或日本媒體的評論，其政治傾向性往往誤導了蒙古國民衆對中國的看法。”[9]再比如緬甸，幾家影響力較大的媒體都被日本控制，不管中國企業做什麼都不會得到正面報道。而大多數山區的基督教會則長期受到美國的資助與影響。他們制造了有關密松水庫會造成環境災難的謠言，最終導緻該項目被叫停。[10]
此外，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因素是，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存在的社會制度、價值觀差異。周邊許多國家實行的是西方民主制度，這些國家的政治精英把自己視為“民主世界”的成員，視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為“異己”。他們似乎更熱衷去跟西方國家建立所謂的價值觀共同體，而對中國建立命運共同體的倡議反應冷淡。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實行西方民主制的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卻對中國持正面看法，說明價值觀因素不是影響周邊國家對中國态度認知的核心要素。
化解“近而不親”困境不能隻靠公共外交
巴基斯坦、俄羅斯等國對華好感度較高，而一些周邊國家卻對中國“近而不親”，這是公共外交缺位的結果嗎？其實不然，近年來，中國大力開展了對日本、韓國、東盟等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公共外交活動。中國海外企業也因地制宜地開展了各種形式服務當地百姓的民生工作。中國與韓國還建立了人文交流共同委員會，并從2014年起連續三年合作開展人文交流合作項目。
中國所開展的這些公共外交活動效果如何，它對提高目标國民衆對華好感度能起多大作用，目前尚無科學的評估。有學者分析了中國自2005—2012年對美國、德國、英國、法國、俄羅斯、日本所開展的公共外交活動的一手數據，以是否改善了目标國民衆對華好感度為标準，來考察中國開展公共外交的短期效果。結果顯示，中國對俄羅斯的公共外交取得了短期效果，但對其他五國的效果卻并不明顯，對德國甚至産生了負面效果。而實際上中國在俄羅斯開展的公共外交在規模和力度上與在其他國家的情況相比并不占優勢。[11]也許中國在開展公共外交過程中的确存在一些技術性問題，但我們應當認識到，公共外交不是萬金油，化解周邊國家對華“近而不親”現象，不能隻靠公共外交。那麼，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一是主動與周邊國家确定共同遵守的制度和規範，消解小國對大國的天然疑忌。周邊中小國家主要擔心的是中國強大之後，會采取什麼方式來解決與鄰國的争端？會如何塑造區域秩序？會不會威脅到自己國家的生存與安全？它們有這些安全關切也很正常，作為崛起國，中國也有必要作出回應。另外，中國要與周邊國家共建命運共同體，需要用規則約束彼此的行為，明晰各自的權利與責任。亞洲很多中小型國家也就不至于“擔心中國可能想恢複幾個世紀前的帝國地位”，“擔心可能再次淪為不得不向中國進貢的附屬國”。[12]
二是改變周邊外交過度依賴經貿的做法，創造更多的軟權力資源。目前，中國周邊外交的主要手法是打經濟牌，希望“以經促政”。但在現實中，周邊國家會把“做生意”跟“交朋友”分得很清，況且這些國家還采用騎牆戰略。而且，有時候中國的經濟增長可能會給他國造成壓力和恐慌，彰顯經濟實力的結果可能适得其反。“與經濟相關的因素都對民衆的對華好感度沒有影響，這提示我們或許需要對‘以經濟促友好’的傳統政策思維做出反思。”[13]換言之，中國在經濟領域的比較優勢不會自動轉化為軟權力資源。因此，中國需充分挖掘軟權力資源，彰顯當代中國對世界的貢獻。
三是提出有别于西方傳統思維的中國方案，與周邊國家實現和諧共生。中國與周邊國家的諸多争端是導緻周邊國家對華态度消極的直接根源。這些争端不僅涉及國家利益，而且還牽扯民族情感。同時，由于地緣便利和經常打交道，中國與周邊國家對彼此都非常了解，而且長期交往中還有許多不愉快的過往，成為塑造今天相互認知的曆史參照。中國即使積極對周邊國家開展公共外交，也不容易化解這些已經固化的負面情感，還可能引起更進一步的猜忌和反感。中國台灣學者石之瑜教授認為，中國對周邊國家“公共外交的難點便是如何繞開霸權的國家利益與軟實力理論，發展有鄰邦當地特色的公共外交議程，找尋彼此固有的文化脈絡中各自的思想習慣，建構有别于霸權論述的公共外交分析視野，直搗當地社群的深層憂慮。這便是當前公共外交在鄰邦的重要課題。”[14]基于此，中國應當超越權力政治思維，植根東方智慧，提出中國方案，與周邊國家實現和諧共生，解決中國崛起的後顧之憂。
總之，周邊地區是中國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也是霸權國對中國進行圍堵的前沿地帶，雙方圍繞這一區域的争奪将更為激烈。而周邊中小國家對諸大國采取的基本是實用主義外交，這些國家“騎牆”也在情理之中。崛起的中國需要擴大在周邊地區的朋友圈，減少疑慮和敵對情緒。針對周邊國家對華“近而不親”現象，中國需要綜合運用傳統外交和公共外交手段。“多予少取”不能僅僅停留在經濟層面，也應當找尋與周邊國家共同的命運之所系。隻有這樣，命運共同體建設才能水到渠成。
（作者系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副院長，教授）
（責任編輯：張凱）
[1]《習近平：歡迎周邊國家搭乘中國發展“快車”“便車”》，http://news.xinhuanet/world/2015-11/07/c_1117070255.htm.
[2]郭文秀：《中國國際形象與國際影響力全球調查報告》，http://www.globalsurvey.cn/system/modules/com.gt/templates/detail_content.html?Folder=/firstPage/NewFocus&Num=4&Size=5&FileName=/index.html.
[3]《環球輿情調查：日本與越南民衆對中國崛起依然表示擔憂》，http://world.huanqiu/exclusive/2016-12/9823720.html.
[4]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survey/17/.
[5]MichaelSmithandStaffordNichols:“MixedReactioninAsiaonWhetherUSWouldDefendThem”,December19,2016,http://www.gallup/poll/200012/mixed-reaction-asia-whetherdefend.aspx?g_source=China&g_medium=search&g_campaign=tiles
[6]BrantlyWomack:ChinaandVietnam:ThePoliticsofAsymmetry,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6,p.83.
[7][美]格雷厄姆·艾利森、羅伯特·D.布萊克維爾、阿裡·溫尼：《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頁。
[8]BruceStokes:“HowAsia-PacificPublicsSeeEachOtherandTheirNationalLeaders”,September2,2015,http://www.pewglobal.org/2015/09/02/howasia-pacific-publics-see-each-other-and-their-nationalleaders/.
[9]許利平主編：《當代周邊國家的中國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頁。
[10]儲殷：《中國企業社會責任調查在緬甸，中國漢子流淚了》，http://pit.ifeng/dacankao/chinainburma/1.shtml.
[11]曹玮：《中國公共外交有效嗎？——基于2005-2012年六國民衆好感度的時間序列分析》，載《國際政治科學》，2015年第3期。
[12][美]格雷厄姆·艾利森、羅伯特·D.布萊克維爾、阿裡·溫尼：《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6頁。
[13］同[11]。
[14]石之瑜：《鄰邦——當前中國公共外交的真實挑戰》，載《公共外交季刊》，2010年冬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