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422/j.cnki.ddsj.2017.03.002
冷戰結束之後，當世界其他地區紛紛從冷戰高壓中走出來，東北亞依然充滿着冷戰對峙氛圍，尤其是朝鮮半島緊張局勢、俄日北方四島争端、韓日獨島/竹島争端、中日釣魚島争端等，一直制約着東北亞地區區域化的進程。盡管如此，在經濟全球化、新技術革命以及跨國社會流動浪潮推動下，東北亞地區正處于迅速轉型之中，正在從一個兩極對抗的戰略對峙格局向一個區域經濟合作與多樣化社會文化認同并存的東北亞區域合作網絡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機遇與挑戰并存，能否抓住機遇，管控挑戰，成為決定東北亞未來的關鍵。
轉型中的東北亞地區
相比東南亞、南亞和中亞等亞洲其他地區，東北亞地區呈現出一個地緣戰略緊張和區域經濟活躍的複雜局面。在多重社會變化推動下，在未來15—20年内，這一地區将持續吸引全世界的目光，甚至決定整個亞太地區的未來前景。具體來說，主要包括以下四個趨勢。
一是伴随着該地區城市化的加速，跨境人口流動與日俱增，成為東北亞地區越來越矚目的現象。伴随着東北亞地區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人口越來越向大城市群集中，2015年，東京、上海、北京、大阪跨入2000萬人口大都市行列，首爾、烏蘭巴托等也成為人口密集的大都市。在大都市崛起的過程中，帶來了住房、電力、供水、交通、醫療、公共衛生、食品安全、社會治安、生态環境、垃圾管理等方面的城市治理問題。在未來20年，人口老齡化與少數族裔、弱勢群體、非法移民并存，導緻東北亞大都市的脆弱性日甚一日。中國公民出國出境也将在現有的1億人次向2億人次邁進，聚集在廣州的非洲裔人口已經超過20萬，這些跨境族群與當地主流社會群體之間的摩擦和沖突頻率會越來越顯著，跨境族群治理問題會在未來20年在東北亞各國政策日程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二是伴随着東北亞地區都市化進程的加快，能源、水和其他資源的需求會超過供給，帶來更大的壓力。随着超大規模的中國經濟起飛，中國對石油、天然氣、水資源的需求量日益攀升，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一大能源生産國和消費國，對外能源資源依存度居高不下，預計到2035年中國石油對外依賴度超過80%。如何為中國經濟保證可持續發展的能源和資源，是中國對外戰略的重大問題。由于日本大地震造成的福島核電站事故，日本的電力供應也頻頻告急，南中國海以及中東地區的緊張和動蕩更是令高度依賴中東地區能源的韓國和日本提心吊膽。對于僻居内陸的蒙古共和國來說，能源和水資源始終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戰略課題。
三是生态環境急劇惡化，氣候變化問題對東北亞越來越不是一個遙遠的話題。由于不合理開發利用自然資源造成的生态破壞比如水土流失，草場退化，生态多樣性減少，以及由于城市和工農業發展引起的廢水、廢氣、廢渣污染、噪聲污染和農業污染等環境污染問題，已經成為東北亞地區的共同挑戰。近年來，中國領導人越來越感覺到來自公衆對霧霾抱怨浪潮的壓力，北極融化和海平面上升日益成為日本媒體頻繁炒作的話題，而土壤沙化和草場退化帶來的沙塵暴更是蒙古國不得不緊急應對的艱巨任務。韓國近年來也開始關注自然災害治理問題，變化不定的天氣引發的幹旱和洪水災害，已經對朝鮮半島形成了直接的威脅。
四是以信息技術、生物醫藥和新材料等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技術創新，越來越成為引領東北亞地區經濟發展的新的增長點。中國已經正式推出了“大衆創業、萬衆創新”的國家行動計劃，被納入了中國的“十三五規劃”，在華為、中興、阿裡巴巴等中國公司的推動下，中國在互聯網領域的技術、商務、金融等正在形成世界範圍内的優勢，這一勢頭看上去是不可逆轉的。日本、韓國也紛紛制定國家創新行動計劃，圍繞技術創新和創新産業的發展，東北亞地區已經形成你追我趕的态勢，尤其是在社交媒體、能源互聯網、電子商務、新材料等領域有可能改變歐美主導技術創新的格局。
總體來看，今後15—20年将是東亞持續發展和影響力上升的時期，中國實力的不斷壯大和美國“亞太再平衡”已經在東北亞形成二元結構，驅動東北亞地區未來秩序變革的最主要動力來自于中國的持續崛起和美國的戰略選擇。在今後20年，盡管面臨着中國經濟下滑的壓力，但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有望維持在6%左右，這意味着中國很可能在今後20年超過美國成為第一經濟大國，美國将不得不面對一個盡管總體實力還存在不少差距但經濟規模已經超越美國的強大中國。與中國的強勢崛起相對應，美國的戰略選擇也是左右着東北亞未來的決定性因素。如果東亞成為世界中心，中國成為東亞的中心，美國的“再平衡”戰略就不可避免地将防範中國作為首要任務，其全球戰略必然是把中心地區的戰略競争作為首要考慮。這意味着不管誰當選美國總統，今後20年中美在東北亞的戰略競争的激烈程度将超越它們在其他地區的戰略競争，東北亞地區有陷入“新冷戰”前景的危險。如何規避中美戰略競争帶來的壓力，小心謹慎地維護對外政策的雙面平衡，成為東北亞中小國家面臨的難題。
東北亞地區的機遇與挑戰
一、亞洲崛起的機遇
在地緣經濟上，順應全球發展重心東移的潮流，推動東北亞成為世界經濟複蘇的強大引擎。在歐美國家經濟複蘇乏力的情況下，東北亞地區各國都在雄心勃勃地提出各種各樣的國家發展倡議和戰略規劃，比如中國提出了“中國制造：2025”“一帶一路”和創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計劃和行動，韓國則提出了“歐亞倡議”和一系列創新計劃，日本提出了安倍經濟學，在加強海外戰略投資行動上也十分積極。由于中日韓經濟規模占據亞洲經濟總量的70%以上，亞洲經濟能否崛起，取決于中日韓合作。在未來20年，中韓自貿區、中日韓自貿區、中日韓地方經濟合作計劃等是東北亞國家充滿吸引力的計劃，這些計劃也将穩步地推進中日韓合作的步伐，為中日韓區域合作機制助力。
在地緣政治上，受全球戰略重心東移的影響，東北亞地區大國博弈與小國摩擦交織在一起，發生沖突和戰争的可能性大大上升。在美國采取亞太戰略再平衡後，美國全球軍事力量的60%已經轉移到了亞太，實現了美國全球戰略重心東移。在美國戰略重心東移的引領下，俄羅斯、歐盟、印度等衆多國際戰略力量也确立了類似的戰略重心東移的規劃。随着全球戰略資源向亞太地區聚集，各種促成解決亞洲傳統地緣政治問題的資源也就大大增加了。韓國提出了“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首爾進程”等一系列地區合作倡議。但朝鮮半島的二元結構和南北朝鮮的并立格局在短期内恐怕難以避免地緣政治的折磨，加上核問題和導彈問題的升級，短期内還看不到有緩和的前景，朝鮮半島爆發沖突和戰争的可能性已經在急劇上升。和朝鮮半島類似，在全球戰略重心東移的背景下，冰凍多年的日本北方四島問題、海洋和島嶼争端問題、曆史問題等都将在未來20年内得到持續的關注，甚至有誘發地區局勢失控的麻煩。
二、全方位的挑戰
一是中美關系是該地區面臨的最大挑戰。作為新興的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學者們已經反複争論中美關系之間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的問題。在今後20年，中美雙方實力越來越接近，基于經貿合作和人文交流的互動也越來越頻繁，但中美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态領域中的政治分歧也越來越明顯，意識形态鬥争日益激烈，龐大貿易額的“壓艙石”的作用也在減弱。美國擔心中國的戰略意圖是把美國排擠出去，争奪亞太地區的主導權。中國則擔心美國對中國實施“顔色革命”。中美戰略互疑引發了中美關系的動蕩，反之亦然，這成為該地區國家不得不面對的最大不确定因素，這一不确定因素在東北亞的威脅要比其他地區大得多，因為東北亞地區埋藏了大量誘發沖突的地緣政治因子。
二是傳統地緣政治挑戰依舊困擾東北亞。除了中美關系存在着大國博弈的不确定性之外，東北亞地區的一系列老問題盤根錯節，十分棘手。尤其是朝鮮拒絕融入地區社會的态度，以及它核武力與經濟建設并進路線的确立，正推動朝鮮與其他東北亞地區各國漸行漸遠，由此帶來的戰略風險和意外事件的壓力也将不斷上升。此外，東北亞地區根深蒂固的島嶼争端、海洋争端和曆史問題，隻要該地區的民族主義情緒、民粹主義情緒在各國沒有削弱，這些問題還會持續成為各國的麻煩。尤其是随着互聯網領域的普及和發展，這些老問題很可能在互聯網時代呈現出一些新特征，增加了解決的難度。
三是來自國内的各種非傳統挑戰成為東北亞地區的公共困擾。由于東北亞地區的轉型是技術革命和城市化進程所驅動的，故而在快速變動中容易産生一些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非傳統挑戰。日本國内的老齡化問題，中國的未富先老問題、韓國的青年人普遍被剝奪感上升問題、朝鮮日益嚴重的冒險主義政策和蒙古國内的荒漠化以及變化莫測的地震、海嘯、氣候變化等等層出不窮的非傳統安全挑戰，不再僅僅是某一個國家的困擾，而是東北亞地區各國共同的挑戰，如何形成東北亞地區治理的共同行動，也是未來20年東北亞地區的一個持續挑戰。
繼2016年12月15日在山口縣長門市舉行會談後，16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和俄羅斯總統普京轉至東京再度會談。雙方一緻同意啟動南千島群島（日稱北方四島）共同經濟活動磋商，但在争議島嶼主權歸屬問題上未有突破。圖為當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東京出席新聞發布會。東北亞地區的回應
面對東北亞地區轉型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東北亞地區各國的政府和民衆評估以及如何看待這些挑戰，将直接決定着東北亞地區的未來。
一是中國的大戰略正在形成之中，總體上是鞏固和提升中國的戰略影響力。以習近平為核心的新一屆中國領導人在堅持更加融入國際社會的同時，更強調在國際社會中獲得更多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在國内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上，對于GDP增長的熱情正在逐漸讓位于對經濟效率、産品質量、環境保護、社會安全體系和技術創新的重視，并且非常強烈地想要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改善自身的國際形象。中國的年輕人在看待東北亞問題上，已經開始出現親近韓國、批評日本和對朝鮮不滿的态度變化。中國年輕人對美國的态度比較複雜，絕大多數青年人喜歡美國的教育、文化、體育等社會标志，而對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普遍感到不滿，認為美國沒有平等地對待中國，這讓中國年輕人感到“不高興”。
二是日本構建“正常大國”的戰略方向已經明确，但日本面臨着選擇的悖論。至少從日本首相安倍上台以來，日本政界就着力恢複日本的大國地位。迄今為止，日本依然将維護和鞏固美日同盟作為對外政策的第一要務，也在積極修複與亞洲鄰國的關系，在2015年11月與韓國達成了關于慰安婦的協定，并積極推進與美國、韓國的安全合作。盡管安倍在2015年9月中旬的選舉中領導自民黨取得大勝，但其領導地位并不完全穩固，尤其是安倍經濟學并沒有根本解決日本經濟中存在的問題。和日本領導人的執着相比，日本的民衆似乎并沒有對東北亞地區顯示出更多的熱情，對地區和國際事務缺乏興趣，日本年輕人越來越成為“孤立主義”的一代，對外界的缺乏了解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日本的右翼保守主義，日本對外政策的保守化趨勢已經不可逆轉。
三是韓國日益确立中等力量國家的定位和對沖的戰略選擇，竭力在大國博弈中維持一種謹慎的平衡。由于受到朝鮮在核試驗、導彈試射和發射衛星等一系列問題上的壓力，韓國在安全上似乎除了強調鞏固與美國的盟友關系外，沒有别的選擇餘地。問題的關鍵是，美韓同盟持續對朝鮮施加壓力看上去并不十分有效，而美國在朝鮮半島部署“薩德”導彈系統引起了中國和俄羅斯的警惕，為此給韓中關系和韓俄關系帶來麻煩。但是，韓國在經濟上卻不得不越來越強調與中國的合作，韓國這種周旋于大國之間的戰略立場短期内不會發生根本性變化，隻不過在中美關系緊張的時刻，韓國的選擇将會越來越困難。與韓國相對應，朝鮮的戰略選擇更加稀少，無論朝鮮怎麼努力，美韓同盟決定了美朝關系正常化變得遙遙無期。
總體來看，俄羅斯和蒙古由于受制于地理位置和人口因素，在參與東北亞地區合作問題上始終無法處于主動地位，俄羅斯在歐洲的強勢行動在客觀上需要中俄在亞太地區擴大合作，而蒙古對美國的眉目傳情暫時還難以獲得美國投桃報李的回應，甚至還加大中國和俄羅斯對盟國的排擠，蒙古的政策會進一步回歸傳統鄰國，尤其是中蒙俄經濟走廊将可能會改變蒙古的基本政策傾向。
在未來20年内，盡管以中日韓為代表的東北亞地區各國對區域化的熱情會越來越高漲，但區域主義将受到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的幹擾，民族主義情緒短期内仍占據主導地位。
中國的角色與應對
作為一個與東北亞地區有着緊密聯系的大國，中國在東北亞地區始終扮演着至關重要的角色。盡管中國目前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外彙儲備國，第二大經濟體，但軍事實力與美國相比還相差甚遠。在未來20年内，中國在東北亞地區的角色首先主要體現在經濟領域，作為一種外溢效應，中國的地區影響力可能會慢慢進入軍事領域，而進入思想領域會更晚一些。但是，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要想實現在東北亞地區一家獨大也是辦不到的，真正需要中國考慮的問題是，要推動一個統一的東北亞，還是一個分而治之的東北亞。這兩個問題歸結起來就是中國究竟以一種什麼樣的角色介入到東北亞地區，這一角色要确保中國的國家利益，但也要盡可能獲得東北亞地區各國的支持。
對此，中國需要對自身在東北亞地區的角色實現再平衡，通過平衡實力與規則、平衡競争與合作，努力做一個基于規則的地區秩序裁判員，而非一個基于實力的地區領導者。中國應支持一個統一的東北亞，而非一個分裂的東北亞。尤其是在朝鮮半島上，支持雙方自主實現統一的努力，支持一切尋求和平發展的努力。同時，适應東北亞地區年輕人的要求，中國應推動建立基于互聯網和創新的東北亞共同體，應支持加強東北亞内部之間以及與外部的人文交流和社會聯系，通過推進互聯網和數據信息的互聯互通，大力支持年輕一代的教育文化交流，推動塑造東北亞地區共享價值觀、規範和社會倫理的養成，推動構建亞洲發展共同體。
（作者系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
（責任編輯：徐海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