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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政治視角下也門危機僵局及其出路

時間:2024-10-25 10:08:31

内容提要持續七年之久的也門危機深陷僵局,表現在和平談判步履維艱、地緣政治對峙僵持不下、人道主義援助困難重重等方面。也門危機久拖不決,不僅惡化了中東地區的傳統安全形勢,而且危害了也門民衆的安全狀況,助長了極端主義問題。前總統薩利赫遇害之後,也門爆發了新一輪軍事對抗和政治博弈,局勢仍充滿複雜性和不确定性。政治解決是破解也門僵局的唯一出路,這既需要各利益攸關方盡快達成和平協議,更需要也門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關鍵詞也門危機;地緣政治;政治解決

DOI:10.19422/j.cnki.ddsj.2018.04.016

肇始于阿拉伯劇變的也門危機已成為當前中東地緣政治博弈的焦點之一,更是中東地區人道主義災難的“痛點”。2017年底,也門前總統薩利赫被胡塞武裝殺害。之後,多股力量圍繞也門問題的較量迅速升級,也門危機政治解決進程再度陷入僵局,凸顯了當前中東地區所面臨的嚴峻挑戰及其治理困境。也門危機政治解決何以陷入僵局,如何破解當前也門危機諸難題,這是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

也門危機僵局及其表現

也門危機自爆發以來,已持續七年之久,經曆了民衆抗議與政治轉型失敗階段(2011年1月至2014年9月),胡塞力量崛起與沙特反制階段(2014年9月至2015年3月),親胡塞力量與反胡塞集團的戰略僵持階段(2015年9月以來)。其中,“僵局”是當前也門危機的主要特征,集中表現在政治、軍事和國際人道主義方面。

一、政治解決也門問題的和平談判陷入僵局

政治解決也門問題可謂一波三折,曾一度展現了較好的勢頭。2015年4月14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關于也門問題的2216号決議。在此基礎上,也門各方舉行了三輪和談,即2015年6月和12月的兩輪日内瓦和談,以及2016年4—8月的科威特和談。然而,這些和談均無果而終。究其原因,一是哈迪政府與胡塞運動均面臨“承諾難題”。哈迪政府不願意接受胡塞運動支持的“聯合政府”方案,因為哈迪擔心自己被排除出未來的政治進程。而哈迪政府要求胡塞運動放棄戰略收益,卻無意承諾胡塞力量的未來政治地位,這引起了後者的疑慮和拒斥。二是關鍵利益攸關方未被容納。在此前的多輪談判中,影響談判的關鍵性境外因素(如沙特阿拉伯)未被考慮在内,阻礙了也門問題由軍事解決邁向政治解決軌道。三是和談斡旋者的作用和角色問題。聯合國和海合會作為也門和談的最重要斡旋者,雖然都希望盡快結束沖突,但是,聯合國由于缺乏效力而難以迫使哈迪政府做出必要的妥協,胡塞運動則因懷疑海合會的立場和公正性而抵制斡旋,這造成和談步履維艱。

二、地緣政治的軍事角逐形成對峙狀态

進入2015年9月之後,親胡塞力量(胡塞運動、薩利赫集團、伊朗和真主黨等)與反胡塞集團(哈迪政府、“南方運動”、遜尼派伊斯蘭主義者、地方性的部落力量、沙特和美國等)形成了戰略僵持,即雙方雖在小範圍内互有得失,但在全局上形成了誰也無法取得絕對優勢的暫時“對峙狀态”。[1]實際上,也門展現出三個層面的地緣政治博弈,且形成僵持狀态,難分勝負。

一是哈迪政府與胡塞武裝的地緣政治争奪僵局。沙特支持的哈迪政府雖然得到國際社會廣泛承認,但它對也門的實際控制卻相當有限。反觀胡塞運動,它控制着也門約40%的領土和65%的人口。胡塞力量所轄地區雖然并未發生激烈的地面戰鬥,但遭到了沙特領導的聯軍的猛烈空襲。目前,哈迪政府與胡塞武裝的激戰主要集中在塔伊茲、歐代因、貝達等地,雙方都無力完全控制這些地區。

二是沙特與伊朗的地緣政治競争僵局。沙特與伊朗的地緣政治競争由來已久,阿拉伯劇變進一步激化了兩國的戰略敵對,與沙特接壤的也門便是其主戰場之一。在沙特看來,也門就像插在自己心髒上的匕首,而伊朗恰似握住刀柄之人。因此,沙特為了抵消與伊朗有聯系的胡塞武裝在也門的擴張勢頭,每年在也門戰場耗費50—60億美元也在所不惜。伊朗則每年向也門投入數百萬美元,利用也門危機牽制沙特的戰略精力,消耗其戰略資源。

三是也門地方力量之間的地緣政治沖突僵局。阿拉伯劇變之後,也門國家機器效能迅速下降,導緻了公共權力的缺失和新的社會分裂,這不僅為地方力量填補權力真空提供了機會,而且刺激了它們之間的權力競争。一方面,也門長期存在着部落差異和南北分裂,随着危機深化,資源和權力競争進一步加劇。另一方面,危機激活了也門之前并不顯著的教派矛盾,并造成了嚴重的難民危機和恐怖主義問題。

與此同時,域外大國美國出于遏制伊朗的考慮,積極向盟友沙特提供武器裝備,并且與阿聯酋一道在也門進行反恐戰争,這強化了也門的軍事僵持之勢。2017年12月5日,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中東地區事務主管羅伯特·馬爾迪尼在社交媒體上說,也門首都薩那發生的軍事沖突已造成234人死亡,另有約400人受傷,其中383人傷勢嚴重。12月4日,也門前總統薩利赫及其領導的全國人民大會黨副總書記阿瓦迪在逃離薩那的路上被打死。此後,全國人民大會黨宣稱将展開複仇,繼續對抗胡塞武裝。目前雙方仍在繼續交戰。圖為12月5日,在也門首都薩那,胡塞武裝支持者參加遊行集會。三、國際人道主義援助行動裹足不前

也門正面臨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但人道主義援助行動卻舉步維艱。根據聯合國的近期評估,也門戰争造成了8530人死亡,主要是平民,另有4.88萬人在空襲和地面戰鬥中受傷,近百萬人感染霍亂。聯合國糧食計劃署(WorldFoodProgramme)稱,1700萬也門人遭受糧食不安全的威脅,200萬人面臨饑荒。[2]國際人道主義援助行動難以有效實施的原因在于,也門沖突各方隻看重自身利益,并不關心普通民衆的需求。2015年3月以來,沙特領導的聯軍由于擔心胡塞武裝進行武器走私活動,因此對胡塞運動控制的地區持續進行海空封鎖,破壞了人道主義援助行動。與此同時,胡塞武裝和薩利赫集團在某些地區進行封鎖,遲滞了人道主義援助行動。例如,他們封鎖塔伊茲城時,不僅強制扣留援助物品,而且無端幹預人道主義者的工作。最終,持續的戰争阻礙了人道主義援助行動。人道主義組織要進入也門,需要經過沒有安全保障的港口和機場,這不僅使援助人員極易受到攻擊,而且援助物資也經常遭到盜搶。

也門危機僵局對中東地區安全的影響

中東安全問題尖銳複雜,相互交織,也門危機深刻影響着中東地區安全。也門危機久拖不決,不僅惡化了中東的傳統安全形勢,加劇了地緣政治争奪,而且引發了一系列非傳統安全問題,包括民衆的安全狀況惡化和恐怖主義擴張等。

一、也門危機加劇了中東地區的敵對狀态,助推中東“新冷戰”

一是也門僵局影響着海灣國家的實力升降,進而影響着海灣地區格局。長期以來,也門是沙特的勢力範圍。然而,危機不僅增大了伊朗在也門的影響力,而且加重了沙特的戰略負擔。此外,阿聯酋在也門南部的存在顯著增強。在也門,沙特和阿聯酋雖然具有共同利益,但是也存在戰略競争,雙方的矛盾有所加大。由此來看,也門僵局使沙特面臨“戰略透支”的風險,卻提升了伊朗和阿聯酋的戰略地位。

二是也門僵局為中東的代理人戰争提供了舞台,惡化了中東安全。阿拉伯劇變以來,沙特與伊朗領導的“兩大陣營”在中東激烈角逐,使中東出現“新冷戰”之勢。沙特和伊朗試圖在脆弱的國家扶植代理人牟取戰略利益,也門是代理人戰争的主戰場之一。也門局勢長期脆弱,當地力量具有與外部庇護者讨價還價的豐富經驗。他們樂意利用代理關系來實現自身利益,這激化了沙伊之間的戰略對抗。

三是也門僵局與其他地區熱點問題一道,使得中東地區呈現出全方位不安全的态勢。中東又可分為三個次區域,由西向東依次是馬格裡布、馬什裡克、海灣。1980年之前,中東安全問題主要集中在馬什裡克。1980—2010年,海灣成為中東安全的高危地區。阿拉伯劇變以來,利比亞内戰、叙利亞内戰、也門内戰的爆發和延續,及其彼此交織意味着中東安全問題相互勾連、難解難分,中東陷入全面不安全狀态。

二、也門危機嚴重危害社會發展,危及也門民衆安全

冷戰結束以來,随着安全觀念的轉變,民衆的安全問題成為國際政治中的一個重要議題。人們在關注傳統的國際安全的同時,也越來越重視人的安全。1994年聯合國發布的《人類發展報告》指出,人的安全問題實質是人的發展問題,包括經濟安全、環境安全、社群安全等。也門危機嚴重影響着也門民衆的安全,這集中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民衆面臨巨大的生活壓力。長期以來,也門存在着低增長率、高失業率和腐敗猖獗等問題。如今,也門的經濟狀況更加惡劣。除了嚴重的糧食短缺,也門民衆還要應對物價飛漲。例如,在也門,20升天然氣價格從戰前的1200裡亞爾(4.8美元)上漲到4300裡亞爾(17.2美元)。

二是兒童和青年缺乏學校教育将造成“失去的一代”。學校教育意義重大,既是個人發展的關鍵途徑,又是國家進步的重要動力。也門危機爆發以來,1600所學校被摧毀,170所學校被用于軍事目的或成為避難所,200萬學生辍學。學校教育嚴重缺失,對也門未來的社會穩定和發展造成潛在威脅。

三是也門的生态環境遭到嚴重破壞。也門生态環境較差,氣候幹旱且嚴重缺水,也門危機進一步破壞了環境安全。以薩那為例,從2015年3月沙特幹預也門開始,薩那接收了198萬流離失所者。激增的人口大量砍伐森林,緻使樹木比戰前減少了40%。目前,薩那的綠化率隻有8%。

三、也門危機極大地助長了極端主義,也門成為中東恐怖主義“重要陣地”

也門極端主義問題産生于20世紀90年代初,并在“9·11事件”和阿拉伯劇變之後出現了兩波高潮。也門危機爆發以來,“基地”組織半島分支和“伊斯蘭國”也門分支不僅頻頻制造恐怖襲擊,并且在貝達省、舍蔔沃省、馬裡蔔省、焦夫省和塔伊茲省多條戰線上與胡塞武裝激戰,而且“基地”組織半島分支占領哈德拉毛省長達一年多的時間。在也門,相較“伊斯蘭國”,“基地”組織的實力和影響力更大。

持續的也門危機助長了極端主義問題。一是國家治理缺失為極端主義勢力的發展提供了條件。一方面,極端主義力量利用也門沖突各方忙于彼此激戰,無暇反恐之際,擴展勢力範圍。另一方面,“基地”組織半島分支通過對所轄民衆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務”和“安全保障”,以換取對它的支持。二是教派主義矛盾激增為極端主義勢力的發展創造了機會。也門危機有着遜尼派與什葉派教派沖突的色彩,當什葉派的胡塞武裝進入遜尼派聚居區時,遜尼派民衆往往同極端主義力量合作保衛家園。此外,沙特領導的軍事聯盟有時也支持同為遜尼派的極端主義勢力。

政治解決是破解也門危機僵局的唯一選擇

薩利赫遇害之後,也門爆發了新一輪軍事對抗和政治博弈。第一,沙特聯軍迅速動員多股力量對抗胡塞武裝,并取得了一定進展。在東部和北部戰線,沙特整合改革集團和副總統阿裡·穆森·艾哈邁爾的力量,占領了數條戰略公路。在紅海海岸戰線,阿聯酋支持的武裝力量與親薩利赫軍團一道,向北推進到戰略樞紐荷台達港。阿聯酋積極扶植老薩利赫的兒子艾哈邁德·薩利赫,試圖讓其接手其父的權力網絡。此外,政府軍以及“南方運動”在也門西南部的穆克哈和塔伊茲對抗胡塞武裝。[3]

第二,胡塞運動試圖利用薩利赫去世之機,加強對也門北部的控制。一方面,胡塞武裝在控制地區打擊親薩利赫的力量,拉攏全國人民大會黨中的機會主義者,鞏固了對薩那等地區的控制。另一方面,胡塞武裝也頻頻向沙特發射導彈作為報複,同時也表達了舉行新一輪政治談判來結束戰争的意願。

第三,反胡塞集團内部的矛盾加深,南方緊張局勢升級。具有獨立傾向的“南方運動”與哈迪政府的矛盾由來已久,薩利赫遇難後,雙方的敵對進一步加劇。2018年1月底,阿聯酋支持的“南方過渡委員會”(由遭哈迪解職的亞丁省前省長祖貝迪聯合南部近30名部落、軍政高級領導人等組建而成)武裝力量在亞丁與政府軍展開激戰,占領總統府及多個戰略要地,他們攻克臨時首都亞丁後還升起了也門統一前的南也門國旗。可見,也門局勢持續惡化,已全面深陷社會不斷分裂和戰争逐步升級的泥潭之中,也門的和平進程困難重重。

深陷地緣政治沖突的也門局勢一直受到國内、地區和國際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因此充滿複雜性和不确定性。也門危機中的主要政治力量試圖尋求各自對也門國家政治和權力的戰略影響力,如果也門的資源和權力分配問題無法達成可信的政治安排,也門僵局仍将持續。目前看來,沙特領導的反胡塞軍事行動雖然能弱化胡塞武裝的力量,卻無力徹底擊敗胡塞武裝,更無法全面解決也門的系統性危機,這種狀态将迫使對峙雙方最終回到談判桌上。

由此觀之,政治解決是破解也門僵局的唯一出路。短期内,也門危機的解決需要盡快達成包含各利益攸關方的和平協議。任何關于也門的和平方案,都需要沖突各方樹立維護地區安全是共同長遠利益所需的觀念,并應當實現某種平衡,包括結束戰争的妥協,同時滿足關鍵的國内和地區行為體的利益。因此,也門的和平談判應當包含三個進程:胡塞集團與哈迪政府之間進行政治談判;也門國内的多方政治力量展開政治對話;沙特等外部力量對和談承擔應有的責任。

從長遠來看,也門的和平穩定有賴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建設。自現代也門誕生以來,國家遠未實現治理現代化。執政者往往通過庇護、分而治之、“拉一派打一派”等策略來維護政權生存,并未建立現代化的國家制度,這具有内在的脆弱性,也是也門危機爆發的深層次原因。因此,也門需要盡快擺脫戰争,提升治理現代化水平,加強國家能力和政府回應性,最終實現民族團結、政治發展和經濟繁榮。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

(責任編輯:蘇童)

[1]朱泉鋼:《外部軍事幹預以來的也門局勢及其走向》,載楊光主編、王林聰副主編:《中東發展報告No.18(2015-2016):“一帶一路”建設與中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233頁。

[2]AprilLongleyAlley,TheKillingofFormerPresidentSalehCouldWorsenYemen’sWar,December06,2017,https://www.crisisgroup.org/middle-east-north-africa/gulf-and-arabian-peninsula/yemen/killing-former-president-saleh-could-worsenyemen-war.

[3]MaherFarrukh,YemenFrontlines:January2018,January05,2018,https://www.criticalthreats.org/analysis/yemen-frontlines-january-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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