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民主挑戰重塑
DOI:10.19422/j.cnki.ddsj.2018.07.007
進入21世紀後，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和社會動蕩加劇，來自自身的懷疑和不信任情緒在彌漫。面對内外挑戰，資本主義的調整将是發達資本主義世界近期政治發展的主題。迄今為止，圍繞這種調整的方向性選擇卻是模糊和迷茫的。
社會大衆的認知變化
冷戰結束以來，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起伏不定。面對動蕩不安的内外環境，人們對資本主義也從過去的自信滿滿變得越來越困惑甚至自我懷疑。來自社會大衆的對資本主義既有秩序和原則的認知變化促進了一種變革的需求，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資本主義國家和政府的政策選擇。
首先，對資本主義的危機感引發的對世界舊秩序的懷疑。後冷戰時期的經濟和政治秩序是由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它主要是基于自由主義的原則，突出推進基于自由市場原則的全球市場秩序和推進全球的民主政治進程，并強調在全球層面加強這些方面的合作。在冷戰結束後的一個時期裡，自信滿滿的西方國家熱心緻力于引領全球化的進程。在歐洲，人們以加速歐洲一體化的進程方式表示這種信心。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這種自信因為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和蔓延而極度受挫。面對兩方面的形勢交疊，一種危機意識在西方國家蔓延。一方面，西方國家傾情構建的全球經濟秩序加劇了國家間競争，卻未能阻止自身相對地位下降的趨勢。在一些領域，它們強烈感受到了來自新興地區的挑戰。另一方面，與戰後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形勢不同，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國家經濟上的繁榮未能轉化為國内的普遍社會繁榮。經濟和技術進步所帶來的繁榮似乎隻是為少數精英集團所享有，社會大衆從中所感受的卻是一種愈益明顯的壓力和新的不安全感。國家和地區之間的不平衡發展與國内政治和社會體系的裂痕交織滋生并強化了一種危機感。它是在資本主義失去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态方面的明顯對手的背景下産生的，是一種資本主義的自我危機感。它引發了人們對既有秩序，确切地說是對基于傳統自由主義原則的經濟和政治秩序的懷疑。後者轉而在國家之間以及國家内部都産生了強大的改變既有秩序的政治壓力。
其次，社會關系緊張引發的對民主制度的信心動搖。對資本主義的信心危機不隻是體現在一般的政策選擇上，更體現在對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懷疑上，其中包括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現代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制度體系是建立在兩個支柱基礎上的，即基于自由市場原則的經濟制度和基于自由民主原則的政治制度。後者表現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包括代議制民主、政黨制度等。它着力于調和社會關系中的多元利益。對資本主義的信心實質上是基于對這兩者能夠并行發展的信心。曆史經驗也顯示，資本主義的繁榮取決于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的繁榮這兩者間的平衡，戰後資本主義繁榮的重要特點也在于在這兩者間實現了一種相對的平衡。但這種平衡随着過去幾十年西方政治議程的發展而被打破。在普遍推進的對傳統福利體制改革進程以及突出适應全球競争的努力中，國家政治乃至超國家的國際組織的活動重心日益轉向對市場秩序的保護而非對社會關系失衡的再調整。社會關系失衡的積累演化為社會關系的緊張和社會的分裂趨勢，這些進而導緻了社會大衆對資本主義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包括對民主制度的信心動搖。民粹主義思想和政治的蔓延是這種現象的直接反映。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自信因為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和蔓延而極度受挫。随着美國宣布将對歐盟等經濟體鋼鋁産品征收高關稅，歐盟、墨西哥、加拿大紛紛表态将采取報複行動，全球貿易體系正面臨巨大沖擊，西方國家引領全球化的進程也受到挫折。圖為2018年4月27日在德國杜伊斯堡一家鋼鐵廠拍攝的工人在工作。第三，傳統左右政治界限模糊與新的政治極化趨勢。與上述兩種認知變化趨向相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同政治力量之間在政治意識和政策選擇方面呈現出新的變化形勢。其中，兩方面的趨勢影響了國家未來政治競争的可選擇性。一方面，傳統左右翼主流政黨在政治意識和政策選擇方面的界限日益模糊，不同政治力量之間在政治意識和政策主張方面的重疊現象突出。伴随于此的是人們對傳統左右翼政治的可替代性選擇的認可度下降。這種現象在歐洲尤其突出。另一方面，一種新的政治極化現象在發展。它主要表現為人們對一些非傳統的政治行為及其政黨力量的更大認可。這種非傳統主要是相對于傳統的主流意識形态和政治行為而言的，它既表現為對非傳統政治事務（如移民等事務）的極度敏感和關注，也表現為對非傳統的政治行為，如對傳統的極右和極左意識和行為，包括對狹隘民族主義甚至種族主義的認可。這既是對主流政黨及其政治行為的同質化和精英化以及由此所導緻的傳統政治缺乏可替代性選擇不滿的一種反應，也是人們對未來變化及其不确定性焦慮的一種反應。這種認知趨向對于那些标榜反精英、反建制民粹主義政治力量來說意味着更大的發展空間，但它同時也意味着歐美國家未來政治的不穩定性将是一個長期的問題。
西方傳統的民主制度性安排受到挑戰
上述認知變化反映了西方國家民衆對自我的認知變化。與以往所不同，這種認知不再是圍繞資本主義的對手，而是資本主義自身。目前，整個社會彌漫着的是自我懷疑和彼此不信任。人們往往把它歸咎于政治家的無能和不負責任，其實用美國學者的話說，其中所“反映出來的核心問題并不僅僅是政治無能，而是我們這個社會各個支柱性體制幾乎全都出了問題”。[1]的确，核心的問題是資本主義的體制本身，更具體地說，是人們對過去幾個世紀作為資本主義的基本價值觀念及其民主制度安排的信心的動搖。
民主的制度性安排所涉及的兩個關鍵性問題是：其一，民主的制度安排如何保護多元主義的價值訴求。其二，民主的制度安排的合理單位及其界限。對此，西方著名學者羅伯特·達爾（RobertDahl）曾表示，多元主義民主的根本問題是對組織的自治權利的保護和控制。獨立的組織雖然是民主政體，尤其是大規模的民主政體所必要的，但“組織可能利用這種機會增加不公正或使不公正永久存在而不是減少，利用這種機會主張其成員的狹隘個人主義而不關心廣大公衆的利益，甚至削弱或毀壞民主本身”。[2]關于民主的政治單位，人們認為，在一定的限制内，根據理想來判斷，民族國家是最大的政治單位。因為在這樣的單位内，相對民主化的制度将會産生可以預見到的未來。小于國家的系統在處理許多現代問題時十分無效，而大于國家的系統（如國際組織）則比民主國家的現行制度更缺乏民主。[3]而民主制度的核心問題是競争和參與。由此達爾認為，代議制作為“曆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創舉之一”[4]，是保證民衆有效參與的關鍵。沒有代議制度，民衆有效參與大規模的政府是不可能的。
這些曾被認為是對西方傳統自由主義政治意識和制度安排的經典诠釋。但過去幾十年，這種制度安排以及它所體現的價值受到了全面挑戰。首先，正如達爾所擔心的，既有的政治組織日益為精英所壟斷，後者更為關注的是保護特殊利益（尤其是資本利益）和狹隘的黨派與個人利益，而非保護廣大公衆的利益。其次，全球化的發展以及伴随于此的超國家組織的發展（尤其是歐盟）帶來了人們所擔憂的“民主赤字”問題。[5]在此問題上，既有的政治組織（包括政府和政黨）面臨矛盾的選擇。一方面，尋求超國家的政治組織的發展是全球化發展的必然要求和結果。它尤其為矯正市場的無序提供了必要的平台和機制。另一方面，政治權力的核心依然集中于國家的現實意味着超國家組織的民主赤字将是一個貫穿始終的問題。隻不過在過去，它往往隻是被當作一種不合時宜的微弱聲音而不為人所關注；而今天，它卻成為各種挑戰既有權力的政治力量的一種話語工具，即便隻是把它作為轉移國内社會矛盾的一個便利口實。因為民主赤字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合法性問題。[6]再次，新的技術發展也導緻了一系列對傳統制度性安排的挑戰。技術的變化，尤其是信息技術以及網絡媒體的變化在給人們帶來一系列生活便利的同時，也直接沖擊了傳統政治組織的形式和運作方式。最為突出的是對政黨組織的沖擊以及由此所導緻的對傳統代議制民主的懷疑。
上述挑戰和問題，有些屬于傳統的制度性安排本身所内含的在過去一個時期被凸顯和放大了的問題，如政治組織服務于狹隘私利的問題；有些則是伴随新的社會變化而産生的問題，如超國家組織和全球治理問題，以及新技術的發展所帶來的挑戰。在現實政治中，它們表現為新的社會運動以及政治組織形式的發展，其中也包括了各種民粹主義思想和政治的蔓延。這些凸顯了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形式（包括代議制民主形式）與内容的脫節，反映了民衆對新的民主制度參與和競争的要求。
概言之，傳統的民主制度設計不再能夠滿足人們的民主參與需求，這是西方國家目前面臨的最大的“民主的問題”。按照德國學者沃爾夫岡·施特雷克（WolfgangStreeck）的分析，問題的核心在于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制度（民主制度）是否以及如何與其作為一種經濟制度達成妥協。20世紀資本主義的成功首要的表現就是由于兩者的妥協而形成的經濟與社會制度的平衡。但目前資本主義面臨的核心問題恰恰在于過去幾十年的平衡被打破了。因此，目前的危機隻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危機的一種必然結果。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和政黨行為卻顯示為從傳統的“民主的階級鬥争”向後民主的政治娛樂（post-democraticpolitainment）轉化的趨向。由此斯特雷克認為，缺少了替代性政治方案的現有的資本主義是一種處在慢性破損（chronicdisrepair）中的社會體制。[7]
西方民主制度改革與重塑進程受到制約
普遍的求變心态激勵了人們對西方民主制度進行改革和重塑。但良好的改革需要有适宜的社會心理和政治環境。這方面，改革的取向和政策選擇受到了以下因素的制約。
首先，政治意識的模糊和不确定令改革的方向模糊不清，而政治意識和行為的極化傾向也有加大而非彌合社會分裂的趨勢。調整是一種趨勢，但圍繞調整所顯示的社會意識（包括主流社會）的迷茫卻令這一變革的方向極不确定。面對危機，不同的力量都表達了對變革的期望。但不同力量對危機的理解反差巨大，所提供的方案也大相徑庭。如歐洲的一些進步主義者尋求在更高層次上重塑歐洲民主。著名學者貝克（UlrichBeck）認為，需要建立一種公民的歐洲，一種民主的共同體。[8]但對于衆多的民粹主義力量來說，歐洲的出路隻能是使政治的權力由歐盟回到民族國家，因此歐盟解體是唯一出路。顯然，政治的極化無助于彌合既已失衡的社會關系。這些都會掣肘改革的政策選擇。
其次，政治結構不穩定影響了政治以及政策的發展方向。在西方既有的民主制度框架下，社會政治的走向及政治的穩定性往往取決于不同政治力量之間的政治意識形态和政策選擇差異。它們反映了人們對政治的可替代性選擇的認可。這方面，西方國家傳統的左右翼政治實質上從兩方面滿足了這種需求。一方面，基于不同政治意識形态的左右翼政治表達了不同的政治理念和行為差異，這些以及左右翼政治所基于的階級政治為選民提供了不同的選擇；另一方面，左右翼政治的更替是基于傳統的主流政黨的左右翼結構的相對穩定，它實質上造成了西方政黨政治的結構性穩定。而從這兩個方面來看，目前的歐美，尤其是歐洲的政治結構不利于積極的社會改革所需要的政治的結構性穩定。一方面，在傳統的左右政治意識模糊、新的民粹主義力量崛起的背景下，傳統的主流政黨之間缺少可替代性的政治方案；而崛起中的民粹主義政治力量的政治主張與傳統主流社會的訴求格格不入。兩者間缺少可調和的空間。另一方面，在傳統的左右翼政治失衡，尤其是在歐洲社會民主黨表現出的整體性衰落趨勢之下，主流政黨的結構有被打破的趨勢。鑒于主流社會缺少可替代性的政治方案和代表，各種激進政治力量紛紛崛起，歐洲政治的結構性失衡将是一個長期的現象。這種政治氛圍将限制積極有效的社會政治改革的推進。
第三，政治組織行為實用主義的泛濫不利于長遠的審慎改革。如西方許多學者所強調的，西方的民主政治同時内含了兩種取向，即“對政治的信任”（thepoliticsoffaith）與“對政治的懷疑”（thepoliticsofscepticism），或如英國學者卡納萬所分析的，它具有“救世的”（redemptive）一面和“實用的”（pragmatic）一面。前者賦予民主以理想的光環，而後者則往往突出赤裸裸的利益，包括肮髒的政治交易。民主的救世一面雖然不無虛僞，但它往往會對實用主義的方式起到矯正作用。而當兩者出現斷裂之時，民粹主義就會出現。[9]近期的歐美政治顯示，雖然圍繞有關民主變革的取向未定，但赤裸裸的實用主義泛濫卻是目前一個時期西方民主政治的普遍取向。諸如簡單的國家保護、狹隘的民族主義、赤裸裸的選舉利益等。這種調整可能會在短期内滿足一部分民衆的心理需求，但從長期來看，它不僅不能真正彌合既已存在的精英與大衆的分裂的社會失衡，且存在導緻新的結構性失衡的風險。
由此也不難理解，雖然衆多的力量都訴諸于變革，但具體的變革方向卻是迷茫的。而一些看起來頗具新反傳統意義的主張（如經濟的反自由化趨向，政治和社會的反移民傾向），其實也不過是受實用主義泛濫的驅使而表達的。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魏銀萍）
[1][美]克裡斯托弗·海耶斯著張宇宏譯，《精英的黃昏：後精英政治時代的美國》，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頁。
[2]羅伯特·A·達爾著，尤正明譯，顧犇校，《多元主義民主的困境——自治與控制》，北京：求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頁。
[3]同[2]，第4—5頁。
[4]同[2]，第9頁。
[5]20世紀70年代，英國學者、工黨議員戴維·馬昆德（DavidMarquand）針對歐盟的體制提出了“民主赤字”的概念，用以表示歐共體民主合法性的虛弱。其假定是：當民主規則的原則和标準與其制度規則和政治實踐之間出現不一緻時，就可以認為存在民主的赤字。KyriakosN.Demetriou（eds.）,DemocracyinTransition：PoliticalParticipationintheEuropeanUnion,Springer,2013,pp.3-4.
[6]“Aflawedtemple:thelossoflegitimacymaynowbethebiggestthreattotheEuropeanproject”,TheEconomist,Mar16th2013.https://www.economist/europe/2013/03/16/a-flawed-temple.
[7]WolfgangStreeck，“HowwillCapitalismend?”,NewLeftReview,87,May-June2014,pp.35-64.
[8]UlrichBeck，“Europe'scrisisisanopportunityfordemocracy”,TheGuardian,Nov28,2011，https://www.theguardian/commentisfree/2011/nov/28/europe-crisisopportunity-democracy.
[9]BenjamínArditi,“PopulismasaSpectreofDemocracy:AResponsetoCanovan”,PoliticalStudies,2004VOL52,pp.137-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