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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TPP 的特點、影響及中國的應對之策

時間:2024-10-25 09:32:19

内容提要2018年3月,來自亞太地區的11個CPTPP成員國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舉行了簽字儀式。作為亞太地區首個大型自貿協定,CPTPP具有較全面的條款和較高的約束力,成員國經濟總體投射力較強,生效條件相對寬松易行等幾大特點。CPTPP一旦生效,将進一步加劇國際經貿區域化、集團化趨勢,并且成為發達國家搶奪制定國際貿易新規則主導權的重要平台和路徑。與此同時,伴随着美日推行“印太戰略”,CPTPP或将對中國外貿環境産生消極影響,降低中國在國際貿易規則制定方面的話語權,擾亂中國推進東亞及亞太經濟一體化的節奏和步伐,削弱中國在亞太經濟一體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等。

關鍵詞CPTPP;自貿協定;RCEP;全球經貿格局;國際經貿環境D

OI:10.19422/j.cnki.ddsj.2018.09.002

2017年11月,澳大利亞、文萊、加拿大、智利、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新西蘭、秘魯、新加坡和越南11個原“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以下簡稱TPP)成員國,借亞太經合組織(以下簡稱APEC)越南岘港會議之機,共同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已就新協議達成了基礎性重要共識”,并決定将TPP更名為“全面且進步的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omprehensiveandProgressiveforTrans-PacificPartnership,以下簡稱CPTPP)。2018年3月,經過近四個月的不懈努力,上述11國代表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舉行了CPTPP的簽字儀式。盡管目前CPTPP還處于各成員國國内立法機構批準後方能最終生效的階段,但作為亞太地區首個大型經濟一體化協議,CPTPP自簽署以來,其影響力和關注度與日俱增。[1]

CPTPP的主要特點

CPTPP脫胎于TPP,與後者相比,CPTPP具有如下主要特點。

一、内容有所減少,門檻有所降低,但仍堅持“全面且進步”的标準

該項協定之所以被命名為“全面且進步”,是因為其遠遠超過了一般自貿協定僅為降低交易成本而簽訂,更多地還包括了确保提高亞太地區勞工和環境标準,創造出更多旨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對外貿易和就業機會等重要目标。[2]

CPTPP保留了TPP中三分之二的原始文本,被擱置或修訂最多的是與美國有關的22項條款,半數與知識産權保護相關,主要是縮短了創新藥物的專利保護期和版權期限,縮小了信息保護範圍等美國高度關注的項目。[3]

值得一提的是,在CPTPP最終版本中,完整地保留了“電子商務章節”(即對通過數字貿易創建的數據提供廣泛保護),“政府采購章節”(規定向外國投标人同等開放政府采購合同),以及“國有企業章節”(主要體現在限制成員國政府補貼國有企業和限制成員國政府幹預市場方面)等原TPP條款。[4]這是“國企條款”首次被納入國際貿易協議,故廣受西方媒體關注。總之,CPTPP最終文本發出了一個強烈信号,CPTPP成員國政府将努力為區内生産要素的最佳配置創造最優條件,從而更好地分享彼此的經濟成長和發展機會,打造引領未來國際貿易規則走向的“風向标”。

二、成員國橫跨亞太地區,總體經濟投射力較強

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計算,2017年,CPTPP成員國總計人口規模達到5.05億人,經濟規模(GDP總量)高達10.57萬億美元,占世界經濟總量的13.1%。而且,該協定的全體成員國均來自充滿經濟活力和發展潛力的亞太地區。其中,既有經貿實力“大而強”的日本,也有經濟開放度高的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等發達國家,更有經濟成長性較好的智利、馬來西亞、墨西哥和越南等新興經濟體。另據世界貿易組織(WTO)和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公布的統計數據計算,這11個國家的進出口總額和對外直接投資流出與流入規模在世界總值中的同期占比已分别達到約28.77%和34.81%。龐大的經濟總量、巨額的對外貿易和投資規模,為CPTPP奠定了較強的經濟投射力。

三、生效條件相對寬松、易行

與TPP較為嚴苛的生效條件,即“須獲得全體簽約國當年(2013年)經濟總量之和85%以上的六個國家批準後的60天後生效”相比,CPTPP的生效條件較為寬松。據日本廣播協會(NHK)電視台報道,為避免重蹈覆轍,在日本的主導下,11個成員國一緻同意将CPTPP的生效條件定為“在11個簽字國中,隻需有六個國家完成國内立法機構的審批手續後,即可在60天後自動生效”。目前,已有墨西哥、日本、新加坡和澳大利亞等四個成員國相繼完成了國内立法機構對CPTPP的審批手續,其他成員國的相關工作也在積極推進中。

四、吸引力強、擴容前景較為樂觀

如前所述,盡管CPTPP目前尚處于等待各成員國國内立法機構審批方能生效的階段(甚至也不排除因批準成員國的數量不達标而再次夭折的可能),但是,已經有韓國、印尼、泰國、菲律賓、斯裡蘭卡、哥倫比亞、中國台灣,以及英國等亞太域内外經濟體明确表達了對加入該協定的興趣。事實上,在CPTPP的公開文本中,也表示“歡迎其他國家或單獨關稅區加入”[5]。在擴容方面,日本CPTPP首席談判代表梅本和義也強調,“一旦CPTPP生效,我們就可以啟動新成員的加入讨論”。據此看來,CPTPP的擴容前景比較樂觀。

CPTPP對全球經貿格局的影響

CPTPP作為亞太地區首個大型自貿協定,一旦生效,将對全球經貿格局産生較為深遠的影響。

一、國際經貿區域化、集團化趨勢進一步加劇

相比于20世紀50年代末和90年代中期先後起步的歐洲經濟一體化和北美經濟一體化浪潮,亞太經濟一體化因區内成員經濟水平和發展意圖差異較大而不甚活躍,主要表現在該地區一直缺失大型經濟一體化組織。[6]

雖然亞太經合組織(以下簡稱APEC)自20世紀80年代末就已存在,然而其允許成員在參加地區經濟合作時可以保持足夠的“漸進性”和“靈活性”,最終導緻成員間合作方式較為“松散”,“約束性”較低,離自貿協定等為代表的地區經濟一體化“高自我約束”的要求相去甚遠。因此,盡早實現更高水平和更深層次的經濟一體化、集團化是亞太地區不少國家的願望。

2018年3月8日,參與“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PTPP)談判的11國代表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舉行協定簽字儀式。2017年1月,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參與TPP談判的其他11個成員國對原協定作出修改,形成CPTPP。圖為參與CPTPP談判的代表在簽署協議後合影留念。CPTPP一旦生效,不僅将改寫亞太地區大型自貿協定空缺的曆史,而且還将以其龐大的經濟總量和活躍的經濟、貿易與投資增長态勢,進一步強化國際經貿區域化、集團化的勢頭。而CPTPP作為一個大型國際一體化組織,也将與歐盟、北美自貿區形成三足鼎立的世界經貿格局。

二、大型自貿協定成為發達國家重塑全球多邊貿易體制、搶奪制定國際貿易新規則主導權的重要平台和路徑

近兩年來,除CPTPP外,發達國家之間還先後達成了《歐盟—加拿大綜合經濟與貿易協定》(2016年10月簽訂)和《歐盟—日本經濟夥伴協定》(2018年7月簽訂)等大型經濟一體化協議。包括日本在内的發達國家對自貿協定談判如此“熱心”,充分表明在WTO全球多邊自由貿易談判成果長期嚴重欠缺、全球經濟治理停滞不前、逆經濟全球化大行其道的不利情況下,發達國家日漸失去耐心,轉而采取撇開全球多邊貿易體制,夥同一些“志同道合”者,以自貿協定為主要平台和路徑,制定符合自己“胃口”的21世紀國際經貿新規則和新标準。

三、日本躍升為亞太經濟一體化的“領頭羊”

實力決定領導力。美國退出TPP後,原本在TPP12國中經濟總量排名第二的日本一躍成為“龍頭老大”,其經濟總量在CPTPP11國中的占比由原先不足20%驟升至49%。日本巧妙地抓住了因美國離場而導緻的TPP“群龍無首”的大好時機,成為11國談判的引領者和推動者。事實上,早在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TPP後不久,日本政府便對外明确推動TPP11國繼續前行的決心,并制定出相應的時間表和路線圖,據此一步一步向前推進。

可以說,CPTPP的達成與日本在其中的主動協調、穿針引線、極力撮合并“勇于奉獻”密不可分。為了吸引其他成員繼續談判以最終促成CPTPP達成協議,日本也的确在開放國内農副産品市場和汽車市場方面做出了較大的讓步。巨大的付出和辛勤的努力終于為日本換來了豐厚的回報,根據11個成員國的協商結果,東京成為CPTPP總部所在地,日本一躍成為亞太經濟一體化制度性框架建設的“領軍者”。

四、亞太經貿合作“印太化”的趨勢明顯

早在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在印度國會發表演講時就曾提到,太平洋和印度洋作為“自由和繁榮之海”将帶來充滿活力的聯結。2012年,安倍連任日本首相後不久便抛出其旨在應對中國崛起的“鑽石圈構想”。其後,日本政府抓住一切可用之機,極力兜售其“印太戰略”。在經曆了與印太國家(主要包括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核心國家和印尼、越南、新加坡、斯裡蘭卡等重點國家)的多次磋商、談判,甚至是拉攏和不遺餘力地推銷後,安倍終于迎來“印太戰略”的春天——美國特朗普政府“印太合作戰略”的到來。

2017年11月,特朗普總統利用出訪東亞之機,高調宣布美國新政府的“印太合作戰略”。2018年7月30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出訪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尼等東盟國家(亦為美國“印太戰略”的重要合作夥伴國)前夕,宣布美國将對印太地區投資1.13億美元,用于幫助該地區發展數字連接、基礎設施建設和能源資源。事實上,美國這筆“撥款”,名為促進和完善印太地區的基礎設施,實則為對抗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和建設。特朗普政府“印太戰略”的主要經濟目标,不過是為了遏制中國經濟實力的快速崛起和不斷削弱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以維持、确保和鞏固美國在該地區乃至世界範圍内的經濟霸主地位。

鑒于美日“印太戰略”的重點夥伴國或者已成為CPTPP成員國(如日本、澳大利亞、新加坡、越南等),或者是潛在的CPTPP成員(如印尼、斯裡蘭卡等已明确表示了加入的興趣)。因此,即便美國目前尚未與CPTPP有什麼瓜葛,但預料也不會影響日本積極主動地吸引諸如印尼、斯裡蘭卡,乃至印度等“印太戰略”夥伴國加入CPTPP。安倍政府原本就是“印太戰略”的始作俑者和積極兜售者,同時又是CPTPP的“領頭羊”,意在借助于CPTPP,實現亞太經貿合作“印太化”。

CPTPP生效後對中國對外經貿環境帶來的挑戰

CPTPP作為亞太地區首個大型自貿協定,一旦生效,對于中國這樣身處亞太的大型經濟體對外經貿環境的影響,無疑将是巨大和深遠的。

一、對中國對外貿易環境産生消極影響

總體上看,11個CPTPP成員國多是中國重要的出口目的地和投資夥伴國。據中國海關統計,2017年,中國對CPTPP成員國的出口在中國出口貿易總額中占比約五分之一;在中國前20個最大出口目的地中,日本、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澳大利亞、墨西哥、加拿大等CPTPP成員國榜上有名。

與其他地區經濟一體化協定一樣,CPTPP具有歧視非成員國的商品和服務,以及疏遠非成員國直接投資往來等消極作用。一旦CPTPP生效,中國出口至CPTPP成員國的商品将受到歧視性待遇。不過,在11個CPTPP成員國中,中國已經與文萊、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等東盟國家,以及智利、新西蘭、秘魯、澳大利亞等大部分國家簽訂并實施了雙邊自貿協定,所以中國對這些CPTPP成員國出口商品的影響不大。但是,中國出口到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尚未與中國簽訂自貿協定的CPTPP國家市場時,則會受到明顯的不利影響,特别是在日本和加拿大這兩個發達的CPTPP成員國市場上,來自中國的産品将會遭遇到來自馬來西亞、越南、墨西哥、智利、秘魯和文萊等CPTPP勞動密集型國家同類産品的激烈競争,使中國出口産品處于十分不利的境地。

二、降低中國在國際經貿規則制定方面的話語權

21世紀世界經濟競争是國際經貿規則話語權的競争。世界大國無一不在想盡辦法搶奪更多的國際經濟貿易規則制定的話語權。由于不是CPTPP這樣大型自貿協定的成員國,所以中國面臨遊離于亞太經濟一體化主流之外的風險。而CPTPP一旦生效,日本作為“領頭羊”,同時又是“印太戰略”的始作俑者,不排除未來有可能将CPTPP“印太化”後,又以“限制國企”等CPTPP“獨有”條款排斥中國,使中國這個原本在全球價值鍊中參與程度較高的超大型亞太經濟體,難以很好地融入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之中,甚至面臨着被邊緣化的趨勢。

三、擾亂中國推進東亞及亞太經濟一體化的節奏,削弱中國在亞太經濟一體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是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最終有可能不了了之。始于2012年11月的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目前已完成了13輪,雖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離簽訂協議似乎還有相當長的距離。究其原因,除了因三國産業競争激烈,互有敏感領域難以退讓外,還跟三國之間的關系時好時壞直接相關。當前,雖三國關系迎來轉機,但如前所述,韓國目前已經對CPTPP表示了興趣。可以預料的是,一旦韓國加入該協定,再加上中韓自貿協定早已經落地生根,預計韓國極有可能首先對中日韓三國自貿協定談判失去興趣,最終使談判不了了之。

二是中國力推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以下簡稱RCEP)談判面臨不利影響。始于2013年5月,包括東盟10國、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等七方16國的RCEP談判,至今已經進行了五年有餘。在大約18個領域的談判中,總體進展緩慢,各成員國在關稅、服務貿易、投資規則以及知識産權保護等諸多問題上的立場仍有較大分歧。在CPTPP達成後,某些RCEP成員表達了對加入前者的興趣。

RCEP談判遲遲未果,主要原因除該自貿協定談判參與國家覆蓋了發展水平迥異的東亞及亞太、南亞等衆多國家外,還與區内大國日本一直以來的不積極、不作為直接相關。RCEP(“10+6”)原本是由日本為了平衡中國在東盟+中日韓(“10+3”)合作框架下快速增長的影響力而首先提出的,中國本着開放的心态,也為顧全東亞及亞太合作的大局,欣然接受并積極推動RCEP談判。相比之下,日本作為RCEP的創始國和東亞經貿強國,卻在RCEP談判啟動後,把更多的談判資源投到了同為自貿協定的《日本—歐盟經濟夥伴協定》(2018年7月簽訂)和美國主導的TPP(2016年2月簽訂),以及後續的CPTPP(2018年3月簽訂)談判中。顯然,日本對待RCEP的态度從十年前的“力推”到如今的“心不在焉”,背後的深刻原因無外乎是中國綜合國力的快速崛起,使日本感到了空前的壓力、焦慮,甚至是恐懼。即使是在“10+6”框架中,日本也感到難以平衡中國的巨大影響力。所以,在RCEP已經完成的二十幾輪談判中,日本大多“出工不出力”,遠沒有發揮出一個大國應有的作用和貢獻。這與日本在美國主導下的TPP談判中的“積極配合”及在其後續者CPTPP中的“勇于擔當”形象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三是有可能逆轉中國在眼下亞太自貿區(以下簡稱FTAAP)建設中的有利地位。2014年APEC領導人北京峰會批準了實現FTAAP的“北京路線圖”。此後幾年裡,亞太自貿區(FTAAP)進程明顯提速。2016年秘魯利馬峰會上,APEC成員簽署了《FTAAP利馬宣言》,被視為APEC各經濟體領導人全面推進FTAAP的“首個實質性動作”。《FTAAP利馬宣言》還明确将RCEP和TPP并列為未來FTAAP實現的兩種路徑。

如今,CPTPP作為TPP的繼任者,率先達成了協議,相較RCEP而言,更占得先機;加之其内容全面且标準較高、擴容前景較為樂觀且由自貿協定大國日本“領銜”等特點,因此,極有可能成為未來實現FTAAP的首選路徑,從而使中國在FTAAP建設中處于不利境地。

對策與思考

綜上,CPTPP作為亞太地區首個大型自貿協定,一旦生效,其影響不可小觑。因此,如何全面、客觀、理性地認識CPTPP這一可能對國際經貿格局和中國對外經貿環境産生重要影響的新事物、新變量,并從容應對,對于身處亞太的世界經貿大國中國來說至關重要。

一是在保持戰略定力的同時,調整思路,積極應對。競争與合作永遠都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旋律。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中國要“推動形成全面開放的新格局”。就當下亞太經濟一體化而言,中國應從全球合作與競争的視野出發,統籌兼顧區域經濟一體化與“一帶一路”建設兩個大局,不過分拘泥于一時一事而喪失戰略定力。如前所述,CPTPP内容涵蓋廣泛,而且其對成員國在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方面的約束水平也遠高于WTO現有貿易規則,并居衆多區域一體化協議之前列。中國宜轉變觀念,以開放的心态看待CPTPP,借鑒和參考其有益之處。

二是繼續堅定推行積極的自貿區戰略。近年來,中國在推進自貿區戰略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然而,作為一個世界經貿大國,中國在此方面還有很大的潛力。因此,中國應以“一帶一路”倡議和建設為指引,加強與貿易夥伴之間的互聯互通,積極與貿易夥伴談判、商簽自貿協定。當前,我們應緊緊抓住中日關系改善的有利時機,不斷推進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同時,還應積極促動中國與英國、中國與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的自貿協定談判,努力構建高質量的自貿協定和面向全球的自貿協定網絡,使之成為中國經濟外交大發展的利器。

三是繼續堅定推進RCEP談判和FTAAP進程。RCEP作為覆蓋約一半世界人口、經濟總量占世界總量近三分之一、對外貿易額占世界總額近三成的超大經濟體,一旦建成,不僅可以産生較大的經濟效應,減緩由于特朗普政府“貿易戰”給中國帶來的經濟和戰略壓力,而且具有加強成員之間互信、優化國家關系等戰略溢出效應,值得我們繼續下大力氣推進。

(外交學院國際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蘇童)

[1]外交學院碩士研究生張奕昀、孔繁慧和王寒亮對本文原始資料查閱及文中部分數據的計算做出了貢獻。

[2]新西蘭外交與貿易部:ComprehensiveandProgressiveAgreementforTrans-PacificPartnership–NationalInterestAnalysis,March2018,https://www.mfat.govt.nz/assets/CPTPP/CPTPP-Final-NationalInterest-Analysis-8-March.pdf.

[3]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從TPP到CPTPP》,https://www.csis.org/analysis/tppcptpp。

[4]同[3]。

[5]新西蘭外交與貿易部:ComprehensiveandProgressiveAgreementforTransPacificPartnership,https://www.mfat.govt.nz/assets/CPTPP/Comprehensive-and-Progressive-Agreement-forTrans-Pacific-Partnership-CPTPP-English.pdf.

[6]雖然作為一個擁有新加坡、新西蘭、智利和文萊等四國在内的、旨在促進跨太平洋國家經濟一體化的組織——“跨太平洋自貿協定”(TPP,又稱P4),早在2006年5月就已生效,同時它還是一項不僅包括成員國間貿易與投資自由化,而且還包括知識産權保護、勞工和環境标準、透明度等多個方面在内的綜合性、較高标準的新型自貿協定。然而,由于這四個國家的經濟體量總體較小,所以自誕生以來一直默默無聞,直到美國奧巴馬政府高調宣布加入TPP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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