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的“賭球”
“世界杯期間的賭球案太多了。”廣西壯族自治區賀州市富川瑤族自治縣公安局刑偵大隊大隊長周南峰對本刊說道。周南峰最近剛剛破獲了富川縣境内的一起賭球案，在這樣一個人口不到32萬的西南邊陲小縣城，四個發起人通過最簡單的朋友口耳相傳、微信發布信息，就聯絡到近200人，吸納了将近600萬元的資金。
周南峰說，與通常印象中窮途末路的“賭徒”不同，這起案件發起人之一的于德春此前并非賭場宿将，他自己擁有一家規模不小的彩印廠股份，平時住的是别墅，開的是奔馳車，在當地屬于絕對的“有錢人”。但就在5月底6月初的一次四人聚會中，于德春和另外三個同樣在當地很有錢且社會交往廣闊的中年人酒酣耳熱之下，看着滿大街的世界杯宣傳廣告，他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賺一筆就走”的好機會。
這似乎是一種近乎“全民性”的瘋狂。簡單搜索一下就發現，本屆世界杯期間，從北京到浙江再到廣西，多個省份都曝出了數額不小的賭球案。這其中，很多彩民會在缺乏辨别能力的情況下被地下私彩所欺騙。德衡律師集團金融衍生品行業律師李溫泉就向本刊透露，他們近期接到了大量與世界杯賭球有關的詐騙投訴，這些投訴的特點就在于人均涉案金額不大，但受害人數衆多，遍布全國各地。
毫無疑問，對于全世界的彩民來說，世界杯都是四年一遇的盛宴。因為在世界範圍内的強大吸引力和足球運動本身的競技性與不确定性，它從某種程度上也堪稱博彩行業的“世界杯”。有國外研究機構的數據顯示，2014年巴西世界杯博彩總額甚至突破了2000億歐元。
但“博彩”在我國卻是一個頗有争議的概念。“中國是沒有博彩的”，彩票行業專家、彩通咨詢CEO曾繁榮直接對本刊說道。在政策層面，目前中國内地唯一合法的博彩活動隻有兩種，就是由我國政府發行的中國體育彩票和中國福利彩票，其他所有的賭博活動均為非法行為。《刑法》第三百零三條直接規定：“以營利為目的，聚衆賭博或者以賭博為業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
但由政府發行的體彩無法滿足所有人的需求。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彩票事業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海平就曾表示，“國内足球彩票的吸引力相比國外的同類産品，還是有很大的差距，這種差距必然導緻很多中國人選擇參與非法賭球活動”。曾繁榮向我們解釋，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二者之間目的的不同，政府發行彩票的目的是籌集公益資金，所以它有一部分買彩票的錢要作為公益資金上繳，因此它的獎勵就比地下私彩要低。而世界杯競彩的公益金比例為18%，再加上正規彩票的各種發行費用，購買正規足彩的收益遠不如地下私彩。
周南峰告訴本刊，正是由于地下私彩的高額回報和“賺一筆就走”的難以監管性，讓身家頗豐的于德春等人提起了興趣。而這個行業早已形成了一套成熟而簡單的系統，隻用了幾天時間，于德春四人就搞定了整個一套流程：根據國外博彩網站的盤口信息、輸赢賠率等調整自己的策略，比賽開始兩三天前将這些信息通過微信好友傳播出去，然後通過一層層下線收取賭資，最後根據比賽結果發放相應的中獎金額，沒中的錢則全部收入囊中。
為了擴大買家的範圍，于德春們還專門制定了一套發展下線的獎勵機制，下線可以從賭客的賭資中抽成5%到10%，這意味着如果一位賭客通過下線從于德春那裡中了一萬元的獎金，他就要分給那位下線500元到1000元。這種獎勵使他們發展了十幾名的下線，通過這些人，整個富川縣有将近200人在他們這裡購買過地下私彩。從6月14号世界杯開幕到7月1日淩晨被抓捕，于德春四人淨賺了幾十萬元。7月14日，鎮江警方将“2·28”跨境網絡開設賭場案犯罪嫌疑人抓捕歸案（東方IC供圖）事實上，早在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期間，貴州警方就破獲過涉案金額超過8000萬元的世界杯賭球案，粵蘇八省也在當時聯手偵破過涉案金額逾180億元的重大賭球案。再向前推四年，2010年南非世界杯期間也爆出過多起類似的案件。
盡管這類私自運營、未進入國家體彩中心系統的彩票售賣行為在我國已觸及了刑事犯罪，且危險系數極高，但仍擋不住普通彩民的熱情。“地下私彩的量級要比我們合法的大得多。”一家互聯網彩票公司的負責人趙權向我們抱怨道。而根據北京大學中國公益彩票事業研究所的市場調查，中國國内非法賭資與合法彩票的資金比例已達到10比1。
被封禁的互聯網售彩
中國财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兼北京大學中國公益彩票事業研究所執行所長王薛紅告訴本刊，每次的世界杯都會刺激彩民們的熱情，但很多彩民會在缺乏辨别能力的情況下被地下私彩所欺騙。另一方面，缺乏便捷的正規購買渠道也被認為是私彩泛濫的一個重要原因。“這裡不讓買了，大家就都跑到私彩那裡去買了，結果就是越合規的做得越可憐，越是非法做私彩的人賺得越多。”趙權說。
在趙權看來，互聯網彩票如果有效疏導，能夠成為合法購彩的一大渠道，不應該“一刀切”地封禁。但自6月20号起，幾乎所有之前霸占AppStore熱門排行榜的彩票類APP均停止了出票服務，“天天中彩票”“人人中彩票”等APP均在用戶購買相關彩票時顯示“系統升級，暫停服務”的字樣。而導緻出現這種情況的直接原因就是在6月20号，國家體彩中心針對世界杯期間的銷售異常情況，在全國多個省份内封停了數千台體彩銷售終端機，這些銷售終端被認為在世界杯期間銷售異常，有涉及互聯網銷售的嫌疑。
“這次是體彩中心強制把它停了，就是他們通過系統能看到哪些銷售終端可能有異常了，比如可能接了一些網絡上的訂單，他就把你這些終端機器給封停了，相當于掐了你的源頭。”曾繁榮對本刊這樣解釋道。
沒有了連接到國家體彩中心系統上的終端機，任何一家互聯網彩票公司都沒辦法再賣彩票了，除非他們要違法自己賣私彩。“我們從6月20号之後就完全不賣了。”趙權無奈地說道。而當6月20号失去了互聯網渠道後，彩民們要麼得自己跑到線下的實體店去買，要麼就流入了地下賭博和私彩的市場上，喂飽了于德春們的口袋。随着禁令一出，世界杯第二周的競彩銷量相較于第一周近119億元的數字就立刻下滑到了94億元，之後一周又繼續跌到了79億元。有“涉及互聯網銷售的嫌疑”成為國家體彩中心雷霆一擊的原因，這讓那些對彩票行業不了解的人感到吃驚，畢竟這是一個互聯網的時代，你幾乎能在互聯網上買到所有你想要的東西。然而在現實層面，雖然并不違法，但使用互聯網進行彩票銷售在我國卻仍屬法律層面的“違規”行為。
事實上，從10年前的2008年開始，因為互聯網技術的逐漸普及和成熟，互聯網彩票業務就進入了監管層面的視線。财政部、民政部、國家體育總局在當年1月聯合下發通知，強調禁止彩票機構利用互聯網銷售彩票。到了2010年，财政部發布了《互聯網銷售彩票管理暫行辦法》，其中再次明确規定：“未經财政部批準，不得利用互聯網銷售彩票”。
此後的幾年間，互聯網彩票行業就長期處于趙權所言的“關關開開”的狀态中。直到2014年，當時恰逢世界杯在足球王國巴西舉行，經過此前幾年智能手機、移動支付等技術的發展和普及，互聯網彩票在當時迎來了一次大爆發。通過當時的QQ、淘寶等大衆渠道，不少人第一次接觸到了彩票。在2014年世界杯開賽首日，淘寶上就有超過200萬人購彩，其中首次購買足彩的球迷就有近100萬人。據當時的報道，淘寶彩票在世界杯期間最高日銷量達到1億元。
始料未及的競彩狂熱與随之滋生的犯罪被認為是導緻監管部門對互聯網彩票行業施以重手的直接原因。2015年4月，财政部、公安部與國家體育總局等八部委聯合發布公告，稱要“堅決制止擅自利用互聯網銷售彩票的行為”，這讓所有的互聯網彩票業務變成了“違規”行為。趙權告訴我們，當年公告發布之後，他們的銷售額就下跌了一半，其後一路下滑，到今年世界杯開始前就隻剩下當初的十分之一了。
“就目前技術手段而言，對互聯網銷售彩票無法實現全面、充分的風險監控。”陳海平給出過這樣的總結。财政部相關負責人此前也曾表示：“利用互聯網銷售彩票的方式具有虛拟性、網絡化等特點，涉及面非常廣，監管難度大，安全風險高，社會責任重，世界各國對此普遍予以嚴格監管。”而在難以區别合法與非法的情況下，政府監管部門隻能選擇“一刀切”。
堵還是疏？
在這10年中，趙權的公司和大多數互聯網彩票公司一樣，政策嚴了就消停一會兒；風頭一過，大家就“春風吹又生”。王薛紅也說這個行業能反映出中國人“撐死膽大，餓死膽小”的特點，“平時悄悄地做一做，要是真的查到我了，我趕緊停掉就行了”。
曾繁榮告訴本刊，這裡面的主要原因是“管不住”。從企業的角度講，互聯網彩票是一塊難以割舍的肥肉。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業内人士告訴本刊，除了像趙權這樣的中小型創業公司，互聯網彩票也是很多大公司賺錢的重要工具。據該人士透露，在AppStore上評分人數接近4萬的“天天愛彩票”與網易公司關系頗深，而曾攀升至AppStore免費下載排行榜第一的“天天中彩票”則是騰訊投資的。趙權則告訴本刊，除去固定比例的返獎金額與上繳國家公益基金的金額，互聯網彩票行業的傭金抽成比例在7%到8%之間，這意味着對很多用戶量大的公司來說，他們每年在這個領域的收入能過億。而像趙權這樣八九十人的小公司一個月的流水也有兩三千萬，再乘以8%的利潤，每月的純收入也能有200多萬元。
作為财政部旗下研究機構的學者，王薛紅直言，問題在于我國财政部門作為行業監管機構沒有被賦予相應的執法權，甚至目前的市場監管能力也是很不夠的，不管是财政部、民政部還是體育總局目前采用的方式都是用下發文件的形式加強管理，執法隻能依靠公安部門或工商工信等其他職能部門的配合和努力。而根據目前所有的行政條文，這些互聯網彩票公司都不在财、民、體這三部委的管理職權範圍内。“比如說我這家公司要做彩票采購業務，如果我不直接跟你體彩中心發生關系的話，你還管得着我嗎？”曾繁榮說道。所以體彩中心想要嚴格管理，就隻能如同這次世界杯期間的做法一樣，從源頭上直接封禁自己的彩票終端機。
10年前的禁止，10年後還是禁止，曾繁榮也坦言國内在互聯網彩票政策方面的确缺乏進展。王薛紅雖然認為中國的彩票行業在過去幾年還是保持了穩步增長，但她同時也說：“對我一個行業專家而言，我認為中國偌大一個市場，‘穩步增長’是不能滿足、不能解釋中國彩票業的發展的。”
因為等了太久，趙權已經有些失去了希望。“每年都說有政策，哪怕就發出來三個牌照、五個牌照的，這也是個事，但是到現在也沒有。”他告訴本刊，他公司的線上訂單要遠遠多于線下，如果沒有了線上業務，線下的實體彩票店光靠賣彩票是很難經營下去的。而在目前全國範圍内的30萬個彩票投注站中，其中大約有數萬個都要依靠線上導流獲得足夠的收入。
大公司的日子也不好過。500彩票網是國内第一家上市的彩票公司，股價曾在2014年世界杯期間達到過38美元的高位；随後一年，在政策面的打擊之下，其股價也一路下滑到了7美元。即使作為國内目前僅有的兩家互聯網體彩代售業務試點單位之一，他們也隻能在夾縫中尋求突破。5月份，500彩票網提出了“新零售”的戰略，就是用戶在線上完成投注的流程，然後到線下機器上通過掃碼去支付和取票，整個流程和線上購買電影票頗為類似。在獲得了天津市體彩管理中心的同意後，他們已經在6月份在天津開了一家“500彩票天津智慧體彩店”。其董事長張永紅表示，“因為購彩行為是直接在售彩終端上進行，資金信息也是直接跟國家的中心系統相連，這就解決了國家和用戶的資金安全問題”。
除了500彩票網，蘇甯也幾乎同時在南京開設了一家智慧彩票旗艦店。雖然這種方式還是得麻煩用戶到線下實體店裡掃碼取票，但曾繁榮還是覺得有了這種形式也總比沒有好。在看不到政策松動的情況下，這種所謂的“線上線下打通”的新零售嘗試成為企業們不多的選擇。
曾繁榮告訴我們，國外對互聯網彩票的監控也是很嚴的，目前歐美的主流模式也是政府自己開設一個網站或APP進行彩票銷售。但無論采取何種模式，在中國彩票市場增速年年創新高、今年收入預期将突破5000億元的局面下，應該有更積極的疏導和回應。“現在的問題不在于商家是不是看中這個市場，而是我們的彩票發行管理機構沒有積極回應這個市場，相應地，這個市場就容易被人觊觎。”陳海平說。
（應受訪對象要求，文中于德春、趙權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