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沙青青和他的著作《暴走軍國》日本軍隊如何脅迫政府
幾年前，在日本的一場電視辯論中，不同立場的嘉賓對“日本會不會重新走向軍國主義”這個話題發生了激烈的交鋒。一派對此保持高度警惕，另一派則對這一擔憂嗤之以鼻，認為戰後日本的民主體制早已深入人心，軍國主義化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此時，有一位沉默了許久的學者站出來說，他也認為這不大可能——但說到這裡，他随即話鋒一轉說：“不過，在日本，不需要大多數人贊同才能成事，隻要有5%的人堅決推行，那就存在這種可能。”他說完後，全場鴉雀無聲。
長久以來，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國内，普遍的觀點大抵都将日本近代那段軍國主義的曆史看作是一段異常的插曲，都是“軍部那一小撮壞人”搞得不可收拾；但為什麼這少數人竟能不受控制地挾持着整個日本投身于一場勝算不大的戰争，這卻仍然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
正如政治學者蔡孟翰所言，曆史學家在追溯日本軍國主義的根源時，通常有兩種譜系：一種強調日本在江戶時代就已謀求對外擴張，日本文化内在地也有黩武的一面，魯思·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與刀》便秉持本質主義的觀點，主張日本的軍國主義是日本文化内生的怪物；另一種則認為日本軍國主義是明治時代現代性的産物，而不是日本傳統思想的錯誤，大貫惠美子的《神風特工隊、櫻花與民族主義》強調日本走向軍國主義化，純粹是軍國主義扭曲日本文化的結果。沙青青的《暴走軍國》看來也傾向後一種觀點，突出的是明治維新以後近代日本引入普魯士制度奠定軍國主義基礎，随後在一次次對外擴張中食髓知味，越來越狂熱化，最終不可挽回地走向戰争。
在此給人的印象是：軍部的“暴走”是“正常秩序”的失控所緻。究其原因，所謂“統帥權獨立”當然是重要根源，這使得理論上直屬天皇的軍部無須服從内閣的政治家，而唯一能叫停戰争的天皇卻又是個暧昧的存在，對動用自己的權力說不清是遲疑不決還是置身事外。不過，如果回到近代日本社會的脈絡中去理解，這場“暴走”可說完全是合乎邏輯的。
在此值得指出的一點是，“日本式軍國主義”與其他國家頗有不同。“軍國主義”根據其定義是指統合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所有力量，使之服從于軍事需要。但達成這一點，各國的做法不一：法國大革命時期是以暴力推翻舊政權，以革命的意識形态實現軍事、政治、經濟的一體化；納粹德國卻是通過合法選舉上台，進而以推行政策、掌控軍隊作為對外擴張的工具。雖然很多人将納粹德國和“二戰”時的日本都視為軍國主義的典型代表，但一個顯而易見的重大區别是：納粹統治德國的12年裡，國防軍官兵始終以職業軍人的榮譽自律，絕對服從國家、民族和政治家的需要，除了暗殺希特勒之外，幾乎從未像日軍那樣試圖幹政。
與此相比，近代日本的軍國主義化盡管是明治時代的國策之一，也随着對外擴張和政治狂熱化而加劇，但在“二戰”前推動徹底軍國化的并不是政治家，而是軍人。這在某種程度上意味着日本是更為落後的國家，因而軍隊是這種社會中幾乎唯一有組織的力量。
但近代日本的特殊之處在于：軍隊又并不通過政變或暴力來推翻原有的政治結構，而是讓政府的正式機構癱瘓，進而隻能按軍部意願來行事。古怪之處在于，這種“暴走”看似是脫缰、失控，但其實又完全是在原有的政治框架内進行的——軍部既沒有廢除内閣，也沒有推翻政府，更不敢碰天皇，它隻是以“不合我意就抵制”的方式脅迫政府跟從自己的步調，否則國家政治就會陷入癱瘓。
合議制的問題
這真是一種非常日本風格的軍國主義。除了常被人诟病的“統帥權獨立”之外，軍部之所以能這樣得手，恐怕還是因為東亞政治傳統中的合議制使然。合議制政治中唯有皇帝掌握決策權，國家政策由宰執們通過妥協合議達成最終一緻意見，然後再上奏，由皇帝定奪，形成最終決策。這樣安排的好處是：一旦出現失誤，全體官僚承擔責任，而且權力分散，不會威脅皇權。
随之而來的問題是，為保證能達成一緻，必然要各方妥協，大幅變革勢必難以推行，難以适應變化劇烈的時局。不僅如此，合議者常傾向于小圈子密室政治達成妥協，而一旦出現難以産生共識的重大争執，議事就可能癱瘓，因為合議制下誰也不想承擔責任。此時如果最高統治者意志堅定，就會出面拍闆，但麻煩的是，日本天皇又号稱是“立憲君主”，不直接參與決策，于是合議的官僚中誰敢于堅決、乃至蠻橫地堅持自己的主張，往往就主導了合議的結論。就像《中日戰争時期的通敵内幕》一書中所諷刺的，“日本人遇事一向力求取得一緻意見的這一傾向占了上風，也就顧不上所争論的問題究竟有多麼緊要了”，很多重大事情最終竟兒戲般地決定了。
正是在這裡，體現出日本近代政治的暧昧，它在自身的傳統之上又熔接了新的制度，結果造成一種無法解決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合議制、統帥權獨立這種設計完全都是為了确保天皇不可挑戰的權力；但另一方面，元老大臣又勸天皇以立憲君主為模範，不要涉入政治。其結果，理論上掌握最高權力的人卻幾乎從不正式動用自己的權力，超然于現實政治實踐之上，于是政治運作就下移了，取決于誰能掌控官僚機構，讓自己的意見占上風。此時，擺出一副“誰都不配合”的軍部就變成了别人無可奈何的存在，就像一個家裡任性胡鬧的孩子。
回頭來說，這意味着日本作為一個保守的社會，在近代政治中其實滲透着濃厚的傳統色彩。雖然大正時代已經由原先的薩長藩閥體制過渡到了政黨政治，但整體的政治運作邏輯仍很傳統。由于很多重大決策都是一小群政治精英的密室政治決定的，一個逐漸現代化的社會被喚起的政治參與熱情無處宣洩，而國家政治中又沒有開辟什麼制度化的渠道疏導不同政治力量的聲音，其結果，當“老成政治家”再也無法控制局面時，不滿的聲音就通過軍部這唯一有嚴密組織的團體，以極其激烈的方式爆發出來。
這說到底是政治制度的危機，現有體制與權力結構不匹配，但日本當時卻不是在正式政治體制内公開透明地參政，而是從非正式渠道奪權，然後通過增設臨時性的新機構，繞過原有的官僚體制，一意孤行地決策、造成既定事實之後，再迫使官僚執行配合。軍部雖然宣稱要打倒元老重臣、官僚财閥的舊制度，但事實上，他們也是舊制度的受益者：正是在這樣的制度安排下，他們可以自行其是，不用向政府負責，但出了事之後卻讓政府跟在屁股後面收拾。
這又涉及到另一個問題：為什麼軍部對國家政治這麼有“使命感”？德國恐怕算是歐洲近代最典型的軍國主義國家，但注重軍人榮譽的軍官團，始終自視為國家馴服的工具，因而對于德國軍國主義危險的是政治家；日本則不同，軍人并未認識到“政治是政治家們的事”，而整個社會也缺乏這種分際觀念。“五·一五”事件的兇手們宣稱自己暗殺政治家完全是出于“憂國”和“義憤”，而當時日本竟有多達35萬人簽名請願，要求法院從輕發落。這意味着日本社會缺乏程序正義的觀念，而一味注重結果正義，就像江戶時代的忠臣藏故事所表明的那樣，争取事後原諒要比事前獲得允許容易得多，人們又自認隻要目的合理就可以不擇手段，這樣，他們“暴走”起來還理直氣壯。正因此，那段曆史插曲絕非偶然，這是根植于日本乃至東亞文化中的普遍觀念，至今并未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