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城市設計不夠人性，甚至導緻人居環境“與人為敵”。那麼，使用者要如何維護自己的利益？建築師去哪裡找尋居民的需求？雙方又該如何創造自洽的環境？
一條人行道上的“随機事件”
7月19日早上9點半，北京時不時下一陣雨。北京大學景觀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李迪華背上雙肩包，從北京大學萬柳公寓出發，徒步到3公裡外的北京大學本部。他走在前面，身後是50多名學生，像一條在人行道上遊弋的大魚，魚尾是另一位火遍網絡的建築師，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院講師何志森。他們兩人帶着在北京大學參加全國高校營造社暑期交流的學生，讓學生在看似平常的街道上随機發現問題。
26年前，李迪華讀研究生時，經常陪外國專家考察，發現歐美學者剛到中國“不會走路”，經過小溝小坎都可能摔倒。那時，他便被這些專家教育，“步行環境中不應有這樣的風險存在，如果有人因此受傷，責任人将面臨巨額賠償”。後來他自己留心觀察，發現街上的問題随處可見，李迪華形容這些是“與人為敵的人居環境”。在北京大學開設景觀社會課程後，他就經常帶着學生在城市裡轉悠，在觀察中把将城市啟蒙帶給既作為使用者又作為未來設計者的建築系學生。“無界的牆”與菜市場一牆之隔一行人轉上人行道，放眼望去，彎彎曲曲的盲道便映入眼簾，盲道上的井蓋、電線杆，一應俱全。李迪華帶着學生們在路口的轉彎處停下，指着兩塊斜拼起來、提示行走的盲道磚，磚上有長條的突起。又指向不到三米遠的四塊提示停止的磚，每塊磚上有25個圓點。“盲人走路其實不是很慢，他們習慣勻速走，每小時大約4公裡左右，頻繁地停止、轉向會讓他們抓狂。”李迪華說，一個施工項目落地，需要經曆項目策劃、規劃、方案細化、施工圖、施工、使用和維護等步驟，每一個步驟本都可以修正之前的缺陷。但是，盲道修不直，卻難以揪出原因。他跟學生們講的，是更深層次的問題。“按照規範，人行道都要建盲道，但它真的有用嗎？街道應該是讓每個人都能安全地行走。”
人群站定的地方，距盲道不遠處是兩個黃黑相間的防撞警示杆。一個還在，一個隻剩下高出地面數厘米的螺栓。如果說盲道是看似必需，實則有些多餘，那麼這些螺栓就像是“馬路暗器”。“國外的規範規定，人行道上的障礙必須在1.1米以上，行人即使撞到，也隻是撞到腰。而如果被螺栓絆倒，很可能造成重傷。”李迪華彎下腰，摸着已經鏽迹斑斑的螺栓。李迪華帶着學生繼續走，“你們看路邊灰色的球形隔離墩，隻到行人小腿的位置，晚上燈光暗，行人難以分辨，很容易撞上”。他感歎，在建設工程時，人們把規範當成了一個最高标準，隻需要滿足規範的基本要求。但一個安全、友好的城市，規範和标準應是最低要求，“或者說，今天的城市建設規範太低了”。造成的結果是，人從規劃和設計中消失了。
“真是個調研的好天氣。”行至每個路口，人行道盡頭都是一攤積水，這就是李迪華口中“好天氣”的由來。“水往地處留，這是常識。在馬路上，拐彎的地方就是水彙集之處。那為什麼不把雨水篦子設置在路口的地方？”李迪華告訴學生，“并不是花很多錢的設計才是好設計。”
走在人行道上，李迪華頻頻在電線杆旁停下，拉着電線杆的固定扳線給學生們看，鐵線末端有一個巨大的結。“這個結正好是嬰兒車的高度。”他對學生們說，“城市管理條狀分割，綠地、市政、基礎設施等城市管理部門，每個部門都在城市街道上做想做的事，唯獨行人沒有發言權。本來，規範裡要求人行道寬度不得少于1.5米，但放上電線杆、街樹，甚至報刊亭之後的寬度就不管了。”躲過電線杆，他又在一條地磚被樹根拱起，前方的路被報刊亭壓縮，學生大半跑到自行車道上行走的路段停下，指着旁邊被圍欄保護起來的寬敞的綠地說：“這些園林部門強烈要求留出的綠地真的有用嗎？”“事實上，人行道上的規範可以被任意地侵犯，不同部門為解決一個問題，往往會引出另一個問題。”在行至北大本部前，他把學生的注意力引向路邊的白色護欄，它的功能是防止在人行道上亂停車。“但在别的地方，有個小孩穿這護欄玩兒，把脊椎擰斷了，沒有救過來。”李迪華反問學生，“如果無法避免小孩子的悲劇，那整治亂停車就一定需要使用這種高風險的設施嗎？就不能罰款嗎？”
李迪華是生态學出身，他自身的研究方向是大尺度的城市生态研究，對城市規劃和建設十分關注。他告訴我，自小他便會感知和留意環境中的危險與不合理的習慣，但即使具備了專業的背景，他仍不願多談問題背後的原因。“我也曾試過自己尋找原因和解決。2007年時，我每天要到清華西門等公交車，公交站亭很長，有一路到我家的車在站前，另一路在站後，中間相差50米。我在一側等着，如果另一側車來，就跑過去。但站亭中間建了個報刊亭，我為了躲它，要不就要跑到危險的自行車道上，要不就得繞上很窄的人行道，誤了很多次車。”他氣憤地投訴，先給北京市的城管打電話，被推到海澱區城管，又被告知報刊亭屬于電信，電信告知他，報刊亭沒有電信的編号，他們不管。當他再往城管打電話時，就沒有了消息。
“我們做研究會習慣性地探究自發形成事物背後的原因，但中國的建設不是自發的過程。”走到臨近北大校園的最後一個路口前，李迪華對學生們說，“故作高深地探究原因沒有意義，每個人都有感知力，我們需要的是讓人們知道，自己在路上被絆倒了，不應怨自己沒注意，而是感到城市的不舒适，主動去表達自己的不滿和憤怒，要求改變。”他把市民服務熱線視作市民可以集體發聲的途徑，“12345被打爆了，問題被關注，就有希望解決了”。
“跟蹤”民間智慧
“你看樹坑裡的自行車，我就覺得很好啊。這是人們不得已，想出的方法。”學生們把李迪華層層圍住時，何志森站在最外圈。他戴一副黑框眼鏡，穿着利落的白T恤，莫西幹的發型，頭發高高翹起。他裝扮時尚，卻喜歡觀察最“下裡巴人”的地方，“在伯克利，路上的樹坑就被設計成停自行車的地方”。
跟随人流，何志森一路有些沉默。相比于李迪華發現城市中的設計缺陷，呼籲使用者要求管理者改善環境，他更喜歡靜靜觀察在惡劣的設計中，民衆閃爍的智慧。他曾帶着學生到城中村體驗盲人的生活，發現那裡的盲人依靠氣味和聲音辨識方向，盲道确是多餘。“而在南方一個城市的地鐵裡，盲道被用作了小販攤位的分界線，盲道内擺攤，盲道外走人，那是城管與商販協商之後的結果。”
如果民衆意識到城市設計的問題，設計師如何滿足他們的需求？何志森的答案是向民衆學習。他的視角同他個人的經曆有關。他在山裡度過童年，沒有同齡的玩伴，父母都是教師，沒時間陪他，他自小就喜歡跟在大孩子後面默默觀察，“每一個人的生活就是一本書”，何志森母親的話在他心裡紮下根，但尚沒有發芽。待他赴墨爾本讀建築學博士，一開始也仍是學習參數化，想着建高樓大廈。
直到他遇到在墨爾本的房東。房東為了在他房間裡安裝一隻照明燈，詳細詢問他每天不同時段的活動習慣，繪制了“燈光路徑圖”後，最終确定燈要裝在天花闆的一側，才能最大限度減弱陰影對他的幹擾。“為什麼一個隻有高中學曆的郵遞員比建築師做得還好？”而當他來到街上，澳大利亞地廣人稀，像個大農場，看上去很破舊，但他有一次來到一個小鎮，發現街邊有一排一米多高，斜口朝向自行車道的小罐子，“當地人喜歡騎車抽煙，設計師便在街邊建造了這個裝置，騎車的人可以随時把煙蒂扔在裡面”。
北京大學景觀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李迪華（王旭華攝）
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院講師何志森（王旭華攝）“像北大那條路上的電線杆，我在國内見過太多，對它們的用法也太多了。”徒步調查結束後，何志森告訴我，墨爾本的所見，使母親的話發出回響，他開始思考如何将兒時的愛好與自己的專業結合起來，從參數化轉向人文的方向。“雖然在國外參數化也是主流，但人文的方法不會被視作旁門左道。我的導師拿到救助流浪者的項目，把GPS放在發給流浪者的枕頭裡，跟蹤他們的行蹤，然後實地走訪，發現哪些設施需要改進。”他回到國内，也開始在街巷裡尋覓城市設計中缺失的人性。“有些地方，電線杆沒有豎在馬路正中間，小販就會圍着一根電線杆，在其他電線杆之間拴上繩子，支起攤來，礙事的設計，反倒成了他們的機會。”
而與李迪華直接的觀察不同，何志森将觀察與跟蹤結合起來，希望發現混亂現象背後的規律。2010年，他在廈門的華僑大學看到一名賣飯盒的小哥用晾衣竿往校内送飯，“這種草根策略，給了我特别大的靈感”。于是，他用四年時間追蹤這位小哥的送外賣生活，了解小販如何賄賂保安、雇用内線，把外賣送到圍牆背後的學生手上，最終形成了他探讨日常生活與建築設計關系的博士論文。“設計師們想要通過創造各種邊界來阻隔不同人群的交流互動，而那些遊離在邊界周邊的人，卻可以用他們的生活智慧，輕而易舉地逾越職業設計師創造的控制系統。”
“博士畢業答辯時，評審老師問我，打算如何把學到的知識帶回國？‘Mapping工作坊’就是我的答案。”何志森口中的“Mapping”是要“繪出”隐藏在地圖（map）背後的東西，通過連續的觀察、發現、記錄、推導、重組和創作，呈現日常生活空間，來體察和理解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和他們對日常空間的使用和需求。他介紹，“這個工作坊有六個步驟：第一，選擇一個目标，可以是人，可以是物，越小越好；第二，長時間地跟蹤觀察這個目标；第三，把自己變成目标；第四，發現這個目标與城市之間的關系；第五，呈現這些關系；第六，基于這些關系提出設計主張”。
他帶學生走進城中村或弄堂，讓學生觀察居民們的起居，甚至讓學生跟蹤賣糖葫蘆的阿姨，在幫助她賣糖葫蘆之後，發現上廁所與賣糖葫蘆不能兼得。為此，學生用闆車為阿姨設計了一個“變形金剛”。“它可以變成廁所，還可以變成賣花的、賣衣服的，不同地點有不同變法。”何志森用這種方式“啟蒙”未來的設計師，培養他們的“同理心”，“我希望設計師能向使用者學習，了解他們真正的生活和需求。”何志森為此不遺餘力。自2015年回國，他已舉辦50餘場mapping工作坊，又在今年初，把自己的上述觀察搬上《一席》，“工作坊做不過來，我需要借助網絡平台吸引更多關注，請使用者反推設計師，改善他們的設計和理念。”他如願以償，成為如今《一席》點擊量最高的一期演講嘉賓，“小賣部的阿姨都在轉發我的節目”。
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他成為“網紅”後，建築師被很多人當成了全能的英雄。每當有人問及，他的觀察能否改變居民的生活，他便想起此前為站街女做的調查。
他曾帶着學生，每天分成兩批，輪流調研長沙的站街女。第一天半夜，他接到學生電話，說有一個學生特别難受。“等我趕到大廳，發現一個特别高的男生，坐在凳子上不說話，看見我就開始流淚。”另一個學生解釋說，因為無法近距離觀察，他們租了一個空間，從上到下去觀察。他們看了站街女一天，知道了她一天能賺多少錢，卻不能靠近她，不能為她做任何事情。學生問他：“為什麼讓我們做這個作業？”何志森回憶，“那時我心裡特别開心，因為這一刻學生終于知道，設計師不是萬能的。”
當同李迪華一起走完3公裡的徒步，何志森想到更深的問題，“如果居民獲得了應有的權利，設計師也滿足了他們的需求，使用者擁有了一個完美的路段，但他們在這個路段前面随地吐痰，在後面随意停車，這會是一個良好的人居環境嗎？”
使用者的覺醒
“澳大利亞的很多城市沒有盲道，盲人走在路上用棍子左右敲地，感知障礙，行人看到盲人會自動讓開一條路。過馬路時，會有行人在盲人兩側主動保護他的安全。而即使那些乞讨的流浪者，也會随身拿一個帶水的塑料瓶，把自己抽剩的煙頭扔在裡面。”面對國内街道的混亂，何志森想到國外在設計之外，人本身創造出的秩序。
“路上的磚壞了，周邊居民要求管理者換磚，與他們自發把磚換上，哪個更好？”
何志森的疑問是個比喻。他與李迪華在一次評圖時相識，一拍即合，都感到建築設計中人的缺失。去年開始，他們合作在北京大學舉辦暑期的北大校園營造mapping工作坊，集合一些關注邊緣群體的建築師和規劃師為學生做講座，讓學生做出方案，設計自己的校園。“我們希望使用者能變成設計師，通過自己的參與，改善人居環境。”而出乎何志森意料的是，他的設想在廣州的一個菜市場裡得到了實現。
這個菜市場服務于廣州東山口的竹絲崗社區，由何志森擔任副館長的扉美術館也坐落在那裡，美術館所在的大廈與社區有一段U形的圍牆。何志森和美術館的館長葉敏發現，全市乃至全國去美術館參觀的人絡繹不絕，但社區裡來此看展的人寥寥無幾。一年前，他們同藝術家宋冬、徐坦共同發起“無界博物館”計劃，打算把美術館融入到社區居民的生活裡。藝術家宋冬把U形的圍牆打造成“無界的牆”，用上百個從北京運來的舊玻璃窗、門框組成牆面，把從廢品回收站淘回來的700多盞老式燈具放在牆裡，牆中的展品多是周邊社區捐贈的老物件。“居民把自己東西放在這裡，一下覺得有了歸屬感。”何志森告訴我，“那裡曾經是白領抽煙的地方，如今變成了藝術活動聚集地和社區居民的散步道，當地居民時不時繞道來看看，維護衛生和秩序。”
然而，“圍牆”仍未被打破。一牆之隔的菜市場仍與藝術的場所融入不進來，菜販也很少到牆的另一邊參觀。今年年初，何志森便用三個月時間把自己的mapping課程帶到這裡，嘗試把菜市場變成美術館，将菜販吸引到牆的另一側。
“你知道為什麼所有攤販都把西紅柿擺在最外面嗎？因為每個人買菜時都喜歡觸摸，西紅柿的手感最好。”何志森告訴我，他沒有給學生下任務書，而是鼓勵學生自己發現。韋平是他的一名學生，在校醫院給被割傷的手拆線時，突然發現手上有很多痕迹，它們記錄着自己的童年和大學生活。“右手上有三個傷疤，其中一個是9歲清明節拜山回來，我拿一塊白切雞喂狗吃，被狗咬了。當時血從手背向泉水一樣湧出來，弄得我現在見到大狗就怕被咬。”他意識到菜販的手也會有許多故事，向何志森提出這個想法。
“建築空間是場所，手為什麼不可以？”何志森很贊賞他的想法，推薦他照手，将照片做成展覽，并讓他思考“手在菜市場的意義”。于是，韋平嘗試與菜市場“交流”，除了在菜市場裡跑步、幫着菜販賣菜，他試着給菜販們的手拍照，但很多人都不想理他。“他們說電視上常說有騙子拍指紋，支付寶的錢就沒了；還有說我是看相的，怕我算走生辰八字，要先考考我怎麼看手相。”韋平在菜市場中拍攝的花販的手起初受挫的經曆被畫畫扭轉。“我希望畫出一雙手，能相對直觀地給大家介紹我想做的樣子，并讓大家接受我是來畫畫的，而不是刺探他們隐私的記者。”随着韋平在攤位旁越畫越久，菜販一個個走出菜攤，圍在他旁邊，對着畫面上的攤主開玩笑。“我畫畫時，賣水果的大哥請我吃西瓜，賣腸粉的大叔給我留位置吃午餐。我開始理解大家之前的怕和讨厭，他們不喜歡别人帶着‘專業’的眼光去研究他們，他們也明白了我的行為。我們逐漸相互理解。”
“我開始拍照他們的手，并探知他們的賣菜生涯和背後的生活。”韋平和人打交道的經驗逐漸豐富，看到手上有傷痕的，他就問疤痕的來曆；手上沒有明顯特征的，他就以學生的身份，和菜販們聊孩子。他收獲到許多動人的故事。“有位賣菜阿姨告訴我，她手指上的戒指是她奶奶把自己的一隻頭钗熔了後打的，她戴了30年；腕子上的手镯是女婿孝敬她的，她戴了7年；她手背的一塊膏藥貼，是老了會長骨刺的地方。在阿姨的手上，我看到一個女人長大、結婚、變老的過程。”
韋平把拍好的照片放在牆的另一側做“手美術館的展覽”時，是希望菜市場外的人，通過看照片、聽他講述菜販雙手的故事，走過牆來，用看待藝術品的眼光看待菜市場。“辦展覽時，我預感菜販們不會過來，但我有天晚上布展時，賣豬肉的阿姨路過看到我，問我吃飯沒有，又看到大家的手。之後，她們便一波一波地過來找自己的手。”
韋平同菜販們一起把照片搬進菜市場，他觀察發現，用于展示的相框在菜市場裡并不合适，材料需防水、耐用，尺寸也得多樣。菜販們放照片的位置各種各樣，他們有些把照片和原有招牌融合，或是用鐵絲把照片捆上，挂起來，不會妨礙日常做生意。路人和媒體到此參觀，菜販們便會向他們講述自己的故事。
“有些人把照片放在營業執照旁邊。”何志森向我回憶他看到菜市場展覽時的場景，仍有些激動，“那張營業執照意味着他們正規攤販的身份，而手的照片是他們的生活，把二者放在一起，有無窮的意味。”
（韋平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