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
作者：[日]吉田修一
譯者：嶽遠坤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
《怒》的開篇，作者吉田修一用三頁篇幅講述了一樁入室殺人案。
兇案當天，東京白天的氣溫超過了37攝氏度，到了夜裡，依然在30攝氏度以上。這天氣，很像最近的北京。被殺害的夫婦二人白天都外出上班，家裡的窗子關了一整天，因此，在作案時間下午6點左右，房間裡的溫度已經達到了近40攝氏度。男人簡直是在桑拿浴的狀态中作案。他沒能順利打開這棟房子裡特殊的空調開關，情緒焦躁地多次捶打天花闆上的嵌入式空調，弄壞了過濾器和主控闆。牆壁的開關上留下了他大量的指紋，地上檢測出他大量的汗水和死者的血迹，以及兇手在汗水和血迹上跌撞的足迹。
作者當然也還原了死者回家前的行動軌迹，描述了他們是怎樣被殺，以及兇手是如何處置了屍體。但這些我已經沒辦法很完整地複述下來，留在我腦子裡的，始終是兇手的從容。
作案後，他在現場逗留了六個小時，其間幾乎一絲不挂。他翻遍了整個房間，還在廚房待了一會兒，吃掉了女死者當天買回來的四片黑麥面包和冰箱裡的火腿、豆腐和三個芒果，然後躺進了客廳的沙發。第二天淩晨1點過後，他推着男死者的自行車離開，碰到遛狗回來的鄰居向他打招呼，還輕輕點了點頭。遇到巡警查詢車牌号，這才丢下自行車跑掉了。
在寫一篇有關推理小說的文章時，時刻提防着自己不要一不小心劇透出兇手的身份，是很必要，也很艱難的。好在不到兩天，作者就讓警察查明了兇手的身份和住處。也就是說，當這本書被翻到第四頁，我們所有人就都已經知道，兇手的名字叫山神一也，以及他的身高體重和住處。隻不過，他在搜查人員沖進公寓時，早已經消失無蹤，整整一年，都沒有被找到。
警察向全國發出通緝令的同時，作者開始了幾乎與案件毫無關系的講述，但事實上，小說此時才真正進入正題。
作者在東京、千葉和沖繩三個地方分鏡，每一個鏡頭下的主人公，都兀自過着自己的生活。隻不過，在每一段關系中，都出現了一個漂泊而至的外來者，用假名字應聘的臨時工，無人島上的背包客，在浴室偶遇的性夥伴。
我們不可能忘了那個還在逃逸的兇手，因此立即認定山神一也就在這三個人中間。于是，在兇手的照片——日常的、模拟其男扮女裝的，以及雙眼皮手術之後可能有的樣子都通過電視發布之後，兇手是誰的遊戲終于開始了。
每個人都來曆不明，每個人都多多少少擁有一些兇手的外貌特征，臉上有連成排的痣、是左撇子之類。這些信息看似是很重要的線索，實則沒有一點用處。通常情況下，判斷兇手依靠的是實證和推理，但是，在關于誰是山神一也的猜測中，我們更多是在依靠直覺。而這種缺少根據的猜測是讓人細思極恐的，因為事實上，它比那種依靠實證、依靠邏輯的推理更加接近日常生活中，人們在企圖獲取一件事情的真相時所使用的方式。
重要的是，這種猜測，或者說是猜疑更貼切？它并不是作為旁觀的讀者的專利，書中凡是看到過通緝令的日本人全都陷入其中。警察局不斷地接到電話：“昨天晚上和我擦肩而過的那個男人有點兒像。”“兩個月前，在咖啡館裡坐我旁邊的那個男人有點兒像。”“直到最近還和一個疑似山神的男人住在一起。”從對路人的懷疑，到對枕邊人的猜疑。
據說，書裡“山神案”的案件原型是日本2007年的市橋達也殺人事件。我上網搜了搜，市橋達也的容貌和書裡的山神一也确實非常接近，吉田修一也許就是看着市橋的照片來寫山神的也未可知。單眼皮、厚嘴唇、臉上的痣這些不再多說，書中讓我印象深刻的描述是：“慣犯的臉上都會表現出諸如厭世、貪婪和幼稚之類的情感。這些情感就像被縫在臉上的線，留下起伏不平。”就是這樣一張臉。吉田修一但是現實中市橋達也的作案手段比書中的山神一兇殘變态太多——警察在市橋達也房間的陽台上發現了一個從浴室撬出的浴缸，裡面裝滿了沙子，扒開後，死者一絲不挂地被屈膝埋在其中。她手腳有被綁的痕迹，全身上下是被毆打數小時留下的淤青。而山神一也隻是很随意地勒死、刺死了兩個被害人，而後将他們穿着衣服的屍體搬進了浴室，最多是在走廊的牆壁上用被害人的血寫下一個字：怒。沒有施虐，也沒有過多的儀式感，手段平庸到作為讀者的我記憶更深刻的反倒是犯案後兇手在現場吃了什麼。
如果說市橋達也的殺人事件是山神案的原型，那麼吉田修一就是在有意收斂，他沒有借用戲劇化的場面，反而特意在書中大大降低了兇案現場的畫面沖擊力。那麼，市橋達也案中讓他真正感興趣的是什麼？不大可能隻是罪犯的容貌。後來，他在一次訪談中給出了答案，承認自己對案件本身的興趣并不大，但聽說在當時的搜查過程中，有數量驚人的通報，譬如說自己身邊有誰可能是逃亡中的兇手，或是在公園偶遇的人長得像通緝照片，便有了個念頭：如果一個人報案說自己親近的人是兇手，此人的心情究竟是怎樣的呢？這個問題貫穿小說始終，在三個分鏡頭的故事中，人們始終沒有給予身份不詳的外來者堅實的信任，即便他們同居，甚至說死後要葬在一起。所謂親密關系，都在一張通緝令照片所帶來的猜疑中一擊即潰。這種潰敗令人唏噓，也是小說中真正精彩的部分。面對一個不知來處、走入自己生活僅僅幾個月的陌生人，很多因素都可以使身體上的距離被迅速逾越，但信任卻往往不能崛地而起。反之，毫無條件的信任往往潰于蟻穴，且沒有重建的可能——“因為我曾相信他，所以才無法原諒他。”
毫無疑問，《怒》是一部典型的“社會派”推理小說。兇案、懸疑都隻是作者借用的外殼，是表達價值的道具和吸引人讀下去的手段。在日本，雖然大衆文學和純文學泾渭分明，但實際仍有很多作家在寫作時會嘗試“跨界”，吉田修一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2002年，他以城市男女合租題材的《同栖生活》獲得日本大衆文學領域的重要獎項山本周五郎獎，緊接着，又以描繪陌生人之間渴望交流的中篇《公園生活》獲得純文學領域的最高獎項芥川龍之介獎。據說，他的單本作品銷量還曾超越過東野圭吾。而我最初知道他，其實是因為李相日執導的電影《惡人》改編自他的小說。社會派推理其實也是一種跨界，推理小說的框架下，作者追求的依然是對人性的揭示。
吉田修一說，他在創作這部小說時，是一邊思考“要如何才能相信某個人”一邊書寫的。他一直在探索，是否隻要有某個東西、某個條件，或者在某種狀态下就能夠信任某人。結果發現并非如此。到頭來他所找到的答案是：隻有相信自己，才能夠相信對方；反之，沒有自信，就無法信任對方。也就是說，這并不是對方該如何是好的問題，而是自己的問題。同時，所謂的憤怒正好相反，那是沒有自信的時候才會湧現出的感情。
“怒”寫在案發現場的牆上，同時也是故事的背景。按照吉田修一的說法，書中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憤怒和鬥争。之于他們自身來說非常重要的本質問題，可能在别人眼裡卻不值一提，這樣一來，當一個人越是認真地憤怒，旁人越是能輕而易舉地避開。三個地點發生的故事都是這樣。據說，他原本打算寫十幾個地點和人，最終變成三個。寫作之初他沒設立明确的框架，三個故事的叙事順序自由雜亂，作者本人在一開始都沒想好到底哪位才是山神，寫到後半部才确定下來。這可能和小說最初是以連載的形式發表的有關。
在結局意外的收場中，山神入室殺人的動機最終也沒能剖白。也許動機根本就不存在？連載時，吉田修一曾經寫過山神小時候的故事，但是成書時删掉了，因為他覺得那不過是作者在安排兇手的作案動機時的自以為是。一起事件固然存在動機，但其中也一定有“不成其為動機的動機”。
就此，書中還談論過一則新聞，是2015年發生在日本新幹線的自焚事件，據說是由于退休金問題所引發。可吉田修一始終懷疑，那并不是真正的動機。真的有人會因為拿不到退休金就在新幹線的車上向自己澆汽油點火嗎？應該不是什麼簡單的不甘心，他們是在說：“這是真格的，我真的怒了！”可是，他想要問：一定要通過死亡的方式才能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對方嗎？沒有别的辦法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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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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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王華懋
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