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中學時，班裡有種叫“班副”的生物，除了負責在每節課老師進來的時候叫“起立、坐下”，還負責記錄誰遲到，誰早退，誰和誰交頭接耳，并及時把情況給班主任彙報，她大權在握秉公執法，每個人的名字都曾出現在她的記錄本上……在我們公司，除了上述任務，同事安妮還将“班副”角色演繹出了不同的風格：她将“袁主任”的“袁”字去掉，直呼“主任”，從此，在她口中，老袁的名字變成了姓“主”叫“任”，老袁挺享受這種稱呼，叫的人馴順又乖巧，被叫的聽着親切而又貼心。對安妮來說，這不過是做下屬的一種“禮儀”和“教養”而已。可有人說，每次安妮稱呼老袁“主任”的時候，他都會聽成“主人”，感覺穿越回了奴隸社會。
哪個辦公室沒有等級呢？在塞林格小說《九故事》裡有個故事：主人公是位19歲的少年，母親去世了，不好意思再待在繼父家，于是應聘了一份工作，在辦公室裡，盡管這個少年是個天才的畫家，也不得不“端坐在房間的另一頭，穿着藍制服，打着蘇爾卡領帶，做出一副既警覺又很耐心的樣子，而且還顯得多少是這單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似的”。為了站穩腳跟，取得老闆的好感，他表現得格外乖巧：“從西服口袋裡取出一把繪圖鉛筆，把它們放在寫字桌桌面上，動作盡可能不發出聲音”，“有一回，老闆不知為了什麼原因朝我瞥了一眼，我便回報以一個很過分的想讨他喜歡的媚笑”。
至于如何打破辦公室等級，美國學者尼基爾·薩瓦爾的著作《隔間——辦公室進化史》裡有個例子，網絡公司總裁恰特很看不慣“弄得跟小學似的”辦公室：人們乖乖地坐在自己座位上，除了上廁所不得離開。恰特認為這種環境滋生着褊狹和恐懼，員工無心工作，沉迷于阿谀奉承或内耗争鬥。在這樣的傳統公司，總裁舒服地窩在自己行政樓層的套間中，套間裡配備衛生間，連在廁所與人偶遇的機會都沒有。而在恰特理想的公司裡，踩着滑闆車搖搖晃晃地轉悠在辦公空間的工程師，手裡的玩具箭松開後，也許會飛過開放空間，輕微地砸到董事長的腦門上，而這位董事長，正如傳說中的被蘋果砸到的牛頓一樣，說不定就能發現宇宙的奧秘。
于是恰特進行了一場平等主義辦公室的實驗：公司裡沒有固定辦公桌，允許帶寵物上班，野餐桌不規則地擺放着，邋遢的員工穿着随便的衣服窩在屏幕前，留着華麗的起床頭造型，伴随着隆隆的搖滾樂……實驗的結果是，員工到了辦公室後不知道該待在哪兒，于是便走了。哪怕沒走，也找不到坐的地方——由于沒有固定的辦公桌，人們不得不把沒做完的工作塞進他們的寄存櫃裡，很快櫃子就不夠塞了。人們開始翹班，經理們逐漸找不到員工……實驗失敗了，親曆實驗的人表示，不可能有平等主義的辦公室，這是人性所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