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之後雙方都出現皇位更替：1735年秋雍正帝逝世，25歲的弘曆繼位，是為執政長達63年、自稱“十全武功”的乾隆皇帝；而沙皇的更換就頻繁多了，安娜之後是伊凡六世，然後是伊麗莎白、彼得三世和葉卡捷琳娜二世。兩位男沙皇比較悲催，在位極短，死于非命，基本是女主坐天下，所謂牝雞司晨，讓大清君臣不免有些蔑視。
在位前期，乾隆帝一反父皇的殘忍忮刻，基本能虛懷若谷，改革力度很大，不僅對内大行寬仁之政，對外也頗能放下身段。俄國沒有派使團緻賀，來了一個商務代表蘭格，觐見時行三鞠躬禮，乾隆帝不僅未加責備，待之還很親切，召至寶座跟前親切絮話，并賞賜禦用食物（皇上吃過的剩菜）。這位蘭格曾随伊茲馬伊洛夫使華，也曾跟在後面當庭向康熙帝下跪，此後長期留于邊界辦理貿易事宜，自是懂得天朝禮節，卻拒絕對新帝跪地叩首。乾隆帝也知其明知故犯，場面上寬宏大量，允許俄商隊在京貿易，心中則難免不快。蘭格還以為與中國皇帝混得不錯，回國前提出當面辭行，哈，免了吧。
7年後，女沙皇伊麗莎白派出信使紹庫羅夫，通報其繼位之事，“希望維護已簽訂的各項條約和俄中兩國間的和好關系”，并送來三名留學生。理藩院友好接待了這名信使，鄭重告知皇上決定贈送俄國女皇一宗禮物，這位俄軍少校以沒得到女皇旨意婉拒。噫，這可是匪夷所思！為了不緻使皇上惱怒，清朝官員花了一整天時間反複勸說，這小子就是不接受（原因在于他聽神甫說這會被稱為賞賜，對沙皇帶有輕視意味）。乾隆帝本來是要派一個使團赴俄祝賀的，一氣之下予以撤銷。
此時京師已有了不少俄羅斯人，最先一撥是在黑龍江下遊抓獲的俘虜，接着是第一次雅克薩之戰的降人，被編為鑲黃旗滿洲第四參領第十七俄羅斯佐領，安置在東直門内胡家圈一帶。清廷對他們很優待，分配妻子與住房，定期發放饷銀糧炭與四季衣服，派給傭人，甚至還在附近建造了一座東正教堂（俗稱“羅刹館”）。當年在冰天雪地中奔竄搏命的羅刹，如今落入溫柔富貴之鄉，美酒佳人，經常喝得醉醺醺的，大多數已然樂不思蜀。
就在這時，兩國締約，老家來人了，被安置在羅刹館居住。異國相見，自然有許多話語，可還真沒聽說俄羅斯佐領有什麼勾結犯禁之事。早期的沙俄使者大多很乖覺，鞠躬不行就下跪磕頭，三叩九拜也遵照如儀，使清朝君臣的虛榮心大為滿足。康雍二帝雖明知來華俄人是要做生意賺錢的，對他們仍頗為友好。紫禁城東南城牆外、禦河西側的原會同館改為俄羅斯館，理藩院對他們妥善照顧，管吃管住，帶來的貨物常迅速銷售一空，歸國前還贈以各種禮物。于是，天子腳下出現了一些忙忙碌碌的俄商，肩扛卷成筒狀的皮張與毛毯，被谑稱“扛毯子的”。但沒過多久，絡繹不絕的俄國商隊就把清廷搞得不勝其煩，出台了一些限制措施。有本書寫羅刹喜歡酗酒，有司特意選派功夫高強者跟随，見其鬧事就從背後踹倒，而打着綁腿的“大鼻鞑子”很難爬起來。呵呵，瞧那時大清國民的優越感！
其實俄羅斯館絕不僅僅是扛毯子的，還有沙俄官員、軍人、宗教人士與學生——官派前來學習滿文與漢語的留學生。雍正六年（1728）簽訂的《恰克圖條約》中，專有一條寫到沙俄可向中國派遣6名學生，自此來華俄國學生取得合法身份。他們被安排在俄羅斯館居住，到國子監學習，不光俄國發放補助，清方每月也有3兩銀子的津貼，學制一般為10年，俄國早期的漢學家基本上出于來華留學生。
本文要寫的弗拉迪金，是随蘭格商隊于雍正十年（1732）春抵達北京的，一住就是15個年頭。當時理藩院缺少外語人才，接俄國來函，常請其在華留學生翻譯，弗拉迪金也曾擔任譯員。他漸漸成為一個中國通，還被聘為俄羅斯文館教習，後來著有俄文版《簡明滿語語法》《滿漢詞典》等。但這位仁兄并非純正的學者，在京讀書時酗酒滋事，聯合其他俄生向理藩院強硬借錢，向國内控告在華東正教大司祭，更為嚴重的是他的間諜行為。對每一個來華教士和學生，俄外務委員會都會提出搜集情報的要求，但真正照着做的并不甚多，弗拉迪金則時刻放在心上。他在1741年起受聘擔任理藩院翻譯，同時又任文館教習，機會來了，當年即通過商隊向國内提供密報。俄羅斯文館〔康熙四十七（1708）年始建〕學生中有不少滿蒙勳貴子弟，弗拉迪金利用當老師之便，有意結交，目的則是獲取有價值的情報。1746年夏，商隊總管列勃拉托夫斯基提出經黑龍江将軍所屬索倫地區回國，并帶回兩名留學生弗拉迪金和貝科夫，獲得理藩院同意。大清理藩院貌似強硬，實則辦事常缺根弦兒，極為簡單粗疏。這個商隊為什麼要舍近求遠？乃因二人提供了關于黑龍江的重要情報，在途中正好進行實地觀察印證。
忽忽又是8年過去，輪到弗拉迪金帶領商隊來華洽辦貿易了，他的進步并不算快，臨時才由九等晉為八等文官。理藩院官員開始應該有些高興，畢竟是熟人，是我天朝培養的學生哦，豈知所學所知全被用來争吵、對抗甚至敲詐——被偷走1匹馬，就要求賠償10匹。他的商隊在北京待了約半年，帶來的4名留學生被退回，10名宗教人員留下6名。同時帶回三封理藩院緻樞密院的信，其中有兩封涉及他本人：其一說他在京期間表現惡劣，“在貿易方面既無經驗又很愚蠢”，所以沒有得到皇帝的賞賜，并要求以後不要派遣原留學生當商隊總管；其二解釋了退回留學生與傳教團部分人員之事，并說皇上已傳谕禁止弗拉迪金進入中國國境。
弗拉迪金是無權閱讀這些密封的公函的，怕也意識到可能對己不利，回國後也呈上幾份給樞密院的報告。他解釋了退回人員的理由，強調清廷對俄特别傲慢，“内心對俄國不滿和仇視”，“總是像對待真正的敵人那樣盡量回避和提防俄國人”。他也說到一部分準噶爾人已加入清朝國籍，實在不新鮮，是發生在兩年前的事情。不了解俄廷是否對弗拉迪金作出處分，大約不會，但他也自此離開兩國交流的舞台，似乎成了一個還不錯的漢學家。仕而不優則學，也是一條人生徑路。
至于他原來提供的情報，隻知道有一份從滿洲某高官府上弄到的黑龍江地圖，後文中我們還會談到。
（待續）
1861年《倫敦新聞畫報》插圖：北京的俄國東正教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