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越雲：我第一次見她就是專輯制作的前半年左右，在她家，印象中是夏天，我們都癱到她家的沙發上和地闆上。那時候她隻講這張唱片裡頭的故事，不會談到其他的。但是她有說她很少有客人來家裡，她的客人隻有我跟齊豫，她不太喜歡别人突如其來地來找她，她比較希望有隐私。她的家裡跟我們以前看到的她的書，她的人、照片和收藏的東西，都一樣的，沒什麼落差。她講話的聲音是很輕也挺快的，即便是聊天，講話也很像說故事一樣。所以我在她講話的時候都不敢插嘴，生怕錯過重要的東西。
齊豫：在公司，我被賦予這張專輯制作人的工作。我唱了《橄榄樹》6年，都沒有和她見過面。第一次見面，對她還是很敬重的、很緊張的。因為我們說服了她重新寫作，就必須要常常去她家讨論又寫出了什麼東西來。她對每一個環節自己都會有想法，濃縮她某個時期，然後每次寫好了她就會用她那有戲劇性的聲音朗讀給我們聽。詞都是用稿紙寫的，現在已經找不到了。她最早拿來的詞都是像《紅樓夢》那種古典文學的意象，就像《曉夢蝴蝶》，那些她可能收回了。她的父親是浙江定海人，在那邊和台南有收集她的東西的展覽館，我都去過了，目前還沒有找到。演唱會前我們就在想，如果有這個詞作的手稿是很棒的。
三聯生活周刊：她家是什麼樣子，大概記得嗎？
潘越雲：她家是一個中古屋像公寓式的，沒有很高，她好像住在頂樓，是要爬樓梯上去的。
她家外面有一個露天的小陽台，種了一些花，擺了一些古色古香的飾品。其實屋子沒有非常大，但是很幹淨，一塵不染的。廚房本身應該是放碗的地方，她全部擺上很多書，她強迫自己每天要有8個小時的閱讀。
齊豫：是台北的早期建築物，巷弄裡的房屋，沒有很寬的馬路。她很喜歡席地而坐，地上有很大的牛車輪，我們坐在日式的桌子邊。那個房子最後賣給我們的朋友了。三毛曾在文化大學裡兼課，教寫作還有古典文學。《紅樓夢》《水浒傳》她都特别喜歡。我從大學開始讀她的書，那時候有點像書迷一樣的，看到撒哈拉就覺得，哇！很棒！但是那時也會忽略她文字上的能力。因為這次做“回聲”演唱會，重讀她的書，也看到她的文學技巧，不似今天的大衆文學。聽說她在撒哈拉生活也不是那麼富裕，她寫文章回來投稿就會有稿費，所以看過報紙副刊登出的小說、散文後，她會知道大衆喜歡看什麼，例如有趣的遊記，以至于後來大家都說她是流浪的文學。我覺得很多人接觸的隻是她比較大衆的一面，我看了她和那些作家的研讀和通信，才了解到三毛也是有很嚴肅的一面的。
三聯生活周刊：當年做《回聲》專輯的時候，有沒有什麼至今難忘的事情？
潘越雲：歡樂聲很多，畢竟當時我們都年輕，又跟三毛一起工作，跟現在的我們不一樣。
齊豫：對，很難得有這樣的機會，很少可以跟着詞作人一起工作到最後，甚至要進去錄口白（旁白），三毛其實也很興奮。她最早是希望拿來給不同的歌手唱的，那時候“滾石”有很多的歌手，她都想好了，一張專輯可以有10個歌手至少三五個一起來表現她的東西。最後是被我和王新蓮說服的。當時也有一種初生之犢的膽子，有一種書迷的心态，硬是把她給掰成了一個我們想要的樣子。
她很尊重音樂的制作，在音樂方面沒有特别多的意見，隻是在詞作上她是比較清楚固執的。她做完以後很久都沒有聽，直到把整張專輯聽了一遍，她突然發現自己的文字，從平面變成一個立體的感覺，這讓她覺得不可思議，好像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有生命的東西。就像她後來寫劇本一樣，她大概也是很喜歡嘗試不同的藝術形态。
三聯生活周刊：《回聲》是上世紀80年代的音樂創作，卻在專輯中嘗試了不同的音樂風格。
齊豫：主要是因為它的概念性，所以我們幾乎沒有給自己設限，當時沒有想做成很流行的專輯，或者以音樂風格來定位的音樂，因為它是以詞作者、作家定位的。比如我們看到那個詞，就想象這應該是民謠，看到《沙漠》就是我唱，我唱的找什麼人寫，阿潘唱的找什麼人寫，寫歌的時候也沒給他們任何的限定，以至于它的風格是多變的，可是也完全在我們的預料之中。就像《今世》交給李泰祥老師，因為你知道交給他，他必然會寫成那樣子的曲子，交給李宗盛就會出現我們想要的樣子，所以我覺得後來都挺好的。
三聯生活周刊：這次《回聲》的重返舞台有什麼契機？
齊豫：其實是随緣的狀态。剛開始隻是很多人有興趣做齊豫、阿潘的演唱會。後來是一個朋友，他是三毛的書迷，他想要做這件事情，就種下了一個種子。那時候剛好也有人來找我拍三毛的紀錄片，一個西班牙公司訪問我；關錦鵬也要拍她的自傳電影，又有三毛的書重新出版，她的第一本西班牙文的《撒哈拉的故事》也在2016年發行；我還看到有的公司專門做了三毛的旅遊線路。很多的事情一直發生，就有一種不謀而合的感覺，讓我覺得三毛姐姐好像真的回來了。
三聯生活周刊：現在看三毛的書和之前看的時候有什麼不同的感受？
潘越雲：我年輕的時候看的第一本書就是《撒哈拉的故事》，當時我覺得三毛的裝扮、她的衣着，讓我很有認同感。因為這個演唱會，我開始重新看她的書，就放在床頭，有些故事到了現在這個年紀，才明白那種感覺。
齊豫：以前看三毛，我也想去撒哈拉、西班牙，去流浪，就像阿潘說的真的把自己往上貼，但現在看她的文字很有張力。讀很短的一篇文字，那種轉折、那種情緒就會跟着她一起走，你就可以有一趟旅程。
然後我又看了她寫我們做《回聲》的那些文章，我以前沒看過，阿潘有看。當時我們說服她去寫，她還是有一點點抗拒的，至少是有一點點受傷。因為她開玩笑說自己被退稿，她說相信我和王新蓮兩個小妹妹的音樂專業性，沒有想到她們對文字的敏感度也不可以忽視。所以其實後來我有一點點反省，我可能當初太年輕沒有考慮那麼多，特别是對于一個前輩。雖然我們戰戰兢兢講話很小心，但是我們好像對想要的東西要非拿到不可，也沒顧忌你怎麼能去改人家的詞。我們在一個很天真的狀況下進入了她的生活，要求她不得不再回顧那段痛苦的時間，她一定要經過很多的消化重新揭開之後，她才能寫出那些詞，也許她不想再繼續了，但是我們在那樣的狀況之下還在要求，我覺得我們是有一點不體貼的。所以我這次寫《不曾告别》，就有點像要跟三毛道歉的感覺。也謝謝她，她一直在漂泊但告訴我們要堅定地守候。她在一個毫無一物的沙漠裡卻有這麼多的豐收。借着那天晚上星星四面八方我們要一起謝謝她和她的天堂撒哈拉。
想跟年輕人說，三毛的書真的很好讀，拿起來絕對不會覺得枯燥或累贅。現在大家好像從手機就能了解世界，出國也很方便，可是她的那種生活态度，敢愛敢恨的勇敢還是很可貴的。也是對世界觀的啟發，不要把自己關在小世界裡，閱讀的習慣也很重要，多看看外面的世界，不要總是坐在那裡打電動。
三聯生活周刊：如果三毛活到今天，你們覺得她會是什麼樣的狀态？
潘越雲：我覺得應該離不了她的寫作。齊豫：三毛的一生，她的身體是一個很大的包袱，但如果她能活到今天，表示她的身體還是很好的。就像阿潘說的，她一定會繼續她的寫作。我覺得她的個性應該不容易改變，她的堅持、她的勇敢，她就是用很強烈的方式表現她的愛的，她會用更好的方式教育我們如何再去愛，應該也是一個很有智慧的人。
她應該很能适應現在這個時代，能夠到處旅行去到不同的地方和各個民族的人打成一片。她在某個部分也很實際，她不是力挽狂瀾的那種，也不至于一個人的力量就可以抵抗所有，她會用她自己的力量去影響旁邊的人，我相信文字的力量還是很厲害的。現在的電子書可能也會有她的作品。她不是随波逐流，她是順着潮流，她的反叛不是這種反叛，她的内心是有要堅持的，可是客觀環境她還是可以體會的。
至于她的離開，對大家來說都是一個謎，我也不是特别想去探究這個事情，但我覺得跟她的身體是有關系的，甚至到現在我也不相信她是真的要結束自己的生命，我相信是這樣的，因為即便她是一個這麼開朗的人做了這件事，也是在一個不可抗外力的影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