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作家阿迪娜·霍夫曼及其著作《直到我們建起了耶路撒冷》民族國家的建築
在兩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上，人人都覺察到，有很多以往的東西已經不可挽回地改變了。這種改變的主基調，通常被認為是一件好事：殖民地和民族解放的浪潮随之而來，很多國家的名字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在世界地圖上，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在這樣的進行曲中，很容易被人忘記的一點是：随着民族國家模式在各地一個接一個地被不斷複制，加上“二戰”期間尤為殘酷的民族清洗、人口交換和國家邊界強化了其不可滲透性，以往那種民族多樣性、文化多元的盛況，在世界的各個角落差不多都遭到了重創。
以色列當然也不例外，何況這個國家的建國神話之一，就是一群回歸“故土”的離散者，在“沒有人民的國土”上重建的家園。在這樣的意象中，在他們遷入巴勒斯坦時，這裡的景觀要麼是無關緊要的，要麼就應當恢複到《聖經》時代的樣子——除了成為猶太民族的家園之外，它不應當是其他任何樣子。顯而易見，這意味着從建築到旗子，都要發出清晰的信号，以捍衛以色列這一核心認同；在這種情況下，多元文化的景觀是艱于生存的。
對耶路撒冷來說，這一新命運就尤為不同尋常了。在幾乎兩三千年的曆史上，作為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三大宗教的聖地，這裡一直是人流混雜之地——在它的曆史上曾被不同勢力占據又收複多達44次，但沒有哪一個能一直占據絕對優勢。在奧斯曼帝國統治的時代，錯綜複雜的城區裡每一片居民區都有一個不同的民族居住；盡管彼此對立的天主教和東正教都宣稱對聖地擁有最高守護權，但聖墓大教堂長期以來都由天主教、基督教、亞美尼亞、塞爾維亞、基督教馬龍派、格魯吉亞等八個教派所有。耶路撒冷從來都不專屬于哪個民族：作為世界中心，它當然也向全世界人開放。
1917年冬天，當英國人從土耳其人手中接管這座聖城時，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個中世紀城市，看上去狹小、破舊而又陰郁。不久，英國宣布它為巴勒斯坦的首都，這是自十字軍東征之後耶路撒冷首次成為一國之都。為了在安置歐洲猶太新移民的同時保護城市原貌，英國當局規定：耶路撒冷新建房屋的外表必須由沙岩建造。的确，在建築傳統上，巴勒斯坦不是一個剛剛誕生的國家，但既要延續傳統，又要創新，這無論在哪裡都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使命。
美國作家阿迪娜·霍夫曼講述的雖然隻是耶路撒冷在很短一段時期内（大體在1922～1948年間）的城市建築史，但它所隐含的意味卻是幾乎所有傳統的城市在現代化時都會遇到的難題：如果缺乏對傳統和文化多元的尊重，現代化所帶來的常常是城市面貌的粗暴破壞和貧瘠化。這麼說并非聳人聽聞，至少在耶路撒冷之前，另一座聖城羅馬就曾有過類似遭遇：在1870年被定為意大利首都之後，原先的宗教儀式和修道院都遭到清理，很多名勝毀于一旦。英國作家奧古斯都·黑爾在僅僅一年之後出版的《羅馬行記》中就抱怨說：“醜陋的新街道模仿着巴黎和紐約的樣子，讓想起以前羅馬面貌的人很生氣。”他甚至認為“撒丁王國12年的統治對羅馬的美景和名勝古迹造成的破壞，比哥特人和汪達爾人當年侵略羅馬造成的破壞還要大”。當時的很多外國觀察者都會同意他的這一看法：房地産開發給羅馬造成了空前的大破壞，很多新房子又高又醜，作為剛完成統一的意大利首都，還常常充斥着某種民族主義的單調風格。
一個失落的理想
上世紀30年代的耶路撒冷要說有什麼不一樣，那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是因為它是英國的托管地——盡管這是一種變相的殖民統治，但作為一個自由主義的帝國，英國至少也有足夠開放的格局，沒有興趣非要将某種特定的民族藝術風格強加給這個城市，容納不同教派種族的“國際性大都會耶路撒冷”至少是一個可取的願景。在那些年月裡，德國猶太人埃裡希·門德爾松、英國人奧斯丁·哈裡森和阿拉伯人斯派羅·霍利斯這三位不同文化傳統的建築師，都在1948年巴以沖突的大浪卷來之前，為這個夢想而砌築一磚一瓦。
如果說這一切看來令人感慨，是因為它代表了一個失落的理想、一個曾經可能的選擇：不分宗派和種族，為這座城市裡的所有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空間，并将之建成為新國家的精神中心。在審美上，這還意味着虛心向本地阿拉伯傳統請教如何建造更适宜巴勒斯坦強光、炎熱環境的建築，摒棄那些粗暴、倉促移植過來的鋼筋混凝土結構。脾氣暴躁的門德爾松雖然在1933年納粹上台後不得不流亡在外，但他并不因此就隻擁抱猶太民族傳統這一種文化，對他來說，建築首先仍意味着如何更好地安置當地人的生活——不論當地是什麼民族，也不僅僅包括日常生活，還有他們的精神生活。為此他狂熱地相信理解當地景觀的必要性，甚至步行觀察這個國家，他怒斥過分濫用的玻璃完全不适應巴勒斯坦的氣候，這些建築式樣“幾乎惡化成了一場瘟疫”，但這不是說巴勒斯坦的建築就完全與衆不同，因為他相信每一處環境都與别處擁有共同的本質特征——它遠遠超越了國家的邊界。
顯然，對正在孕育的以色列民族國家來說，這是格格不入的。以色列第一份總體規劃的主規劃師阿裡耶·莎倫代表着這個初生國度的官方審美：他尖銳地抨擊現存的傳統态度，立志消除“所有這種老套的、多愁善感的、‘原始’的東西，以及其中最糟糕的——那種屬于‘東方的’痕迹，他們似乎要讓猶太人自身卑微且離散的曆史，以及這個國家更近代的（阿拉伯的）曆史解體”。在新的以色列國家，猶太人的文化遺産得到最高推崇，而别的則變成了無處藏身的幽靈。
門德爾松卻不僅排斥混凝土，還欣然接受本地的材料，堅持發展一種融合創新的風格，他還繼續保留着自己世界主義的生活方式和觀念——他說，唯有“與阿拉伯人密切合作”，才看得見巴勒斯坦猶太人在政治上的希望。他是一個不恨阿拉伯人的猶太人。這是曆史的另一種可能：在一個多元開放的政治架構下，與其他人和諧相處，這個國際化的未來共同體可以複興曆史上阿拉伯人和猶太人成為“世界啟蒙領導者”的那些煊赫文明。不幸的是，這種世界主義的理想，在當時常被人和帝國主義混在一起，隻有當這段曆史煙消雲散之後，人們才會逐漸意識到，原先那個更加包容、更為豐富多彩的文化記憶也随着帝國主義的退場一起變成了往事。
這當然并不僅僅隻是一曲挽歌、一段拯救出來的記憶，實際上也是一種批判。這樣的世界主義本身有着19世紀歐洲老派自由主義的印迹，它不受限于空間和邊界，但在進入20世紀之後邊界分明的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裡就漸漸無所容身。看看《佩拉宮的午夜》，伊斯坦布爾也同樣從一座無所不包的世界性都市，一步步變成了民族國家的大城市。對現在的以色列來說，它必須在兩個身份之間做出選擇：要麼成為一個族裔主導的“猶太國”，要麼成為一個對所有公民一視同仁的國度，但這兩者同樣都不包含那種超越民族和國家邊界的理想，因為以色列建立的目的就是為了給全世界的猶太人一個避難所。
盡管如此，就像100年前一樣，如今的人們仍然有理由去設想自己所居住城市的未來可能形象——曆史并沒有真正過去，盡管它的某些細節或許已被人遺忘，甚至有的風采也已褪色，但那些未竟的往昔仍然啟迪後人：那一種可能的确是存在的。盡管它當時夭折了，但如果它真的是更值得追求的未來，那麼為何不能在可能的時候再次嘗試實現它？曆史的确不會重演，但曆史上這樣的事例也屢見不鮮：一個被埋沒的理想，不屈不撓地等待着時機，終于在嘗試多次後，等到了生根發芽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