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國王學院古典學教授伊迪絲·霍爾與她的著作《亞裡士多德之道》作為人生導師的亞裡士多德
伊迪絲·霍爾是倫敦國王學院古典學教授，她成長于一個新教徒家庭，13歲時不再信神，但不知道該用什麼代替他，險些迷失了人生方向，覺得實踐美德沒有什麼好處，沒有神的話，不知道做好人還有什麼意義。之後她試過各種奇怪的宗教、通靈術和麻醉藥，這樣在道德荒野中生活了六年，沒有人生目标，沒有路标。讀本科時，為了寫一篇關于悲劇中的人物如何思考、做決定的論文時，她讀了亞裡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的第三卷“行為”，完全被驚呆了，發現那正是她在尋找的東西，之後踐行了近40年。讀亞裡士多德的時候，她發現亞裡士多德不像星座、藥物或勵志書那樣虛假、乏味或危險。他建立了一個可行的、有趣的、樂觀主義的道德系統。
幾年前，在霍爾出版《古希臘人》一書後，她的經紀人指出，她老是提到，亞裡士多德是她的人生導師，她應該就此寫一本書給别人參考。她覺得很有道理，人們需要這樣一部書：在年近60歲的時候，她發現有許多朋友經曆了工作危機、離婚、親人去世、生育。她現在也可以寫這樣一部書了，因為在政治、職業和個人生活中，她對這種實踐倫理學有了40年的經驗。
霍爾從亞裡士多德的著作中抽取了一些很有用的片段。比如亞裡士多德很早就提出藝術有療愈功能。他讨論過宣洩，德國古典學家雅各伯·伯内斯解釋說，這是興奮之情之後的身體的釋放，古希臘悲劇的觀衆可能體驗過這種情形。霍爾說，聚在一起觀看催淚電影的人都會體驗到宣洩，那種伴有快感的痛苦有一種淨化和緩解作用。
亞裡士多德認為，人至少到30歲身體才會成熟，智力的成熟要到49歲。霍爾說：“亞裡士多德直到50歲才開始實現他的潛能，所以你差不多肯定還有時間！”
亞裡士多德的觀點有助于我們認識當今的一些問題，那為什麼他被忽視了呢？霍爾認為，這首先是因為他對女性和奴隸有偏見，認為女性沒有理性思考能力，贊同奴隸制。“但如果有經驗性證據的支持，他會樂于修正自己的觀點。”因為他說，在所有的知識領域，所有的信念都要接受調整，“醫學有了提高，跟前輩的系統大為不同，還有體操訓練，以及所有的藝術和技巧”。亞裡士多德認為，希臘人過去的法律太簡單、不文明，比如買老婆和公民持有武器的做法。
普通人不了解亞裡士多德，還因為他的文字太艱深、太專業。但他也寫過一些比較好懂的大衆化的著作，在1000年間，鼓勵成千上萬人踐行德性倫理，其中有些是農夫和鞋匠。古代最偉大的亞裡士多德專家之一提米斯久斯說，亞裡士多德是對大衆最有用的思想家。1986年，哲學家羅伯特·安德森說：“亞裡士多德是跟當代人的關切和焦慮最為相關的古代思想家。”霍爾說，斯多葛派今天之所以複興了，是因為它對道德問題給出了一些具體的答案。而亞裡士多德的倫理學著作中很少有對行為的明确指導，他認為，對于怎麼做才是正确的，人要擔起全部責任，反複做出自己的判斷。
亞裡士多德眼中的民主與科學
英國哲學家朱利安·巴吉尼認為，亞裡士多德關于民主的思考在當前也很有意義。亞裡士多德對民主持負面看法。他更喜歡精英統治，一種根據能力而非血緣的貴族統治。他甚至認為，好的貴族政體比民主政體好。所以很少有人全盤接受他對健康政體的看法。但是徹底摒棄他的論述也是錯誤的。他對民主的批判往往充滿洞見和先見之明，在特朗普時代尤其有意義。
亞裡士多德反對民主的主要理由是民主會破壞法治。一個正常運轉的政府需要一切都由法律來管轄。不然，就無法阻止權力最大的人為所欲為。在純粹的民主政體中，實行統治的是大多數人的意志，而不是法律。如果人民決定處死某個人，他就會被處死，任何反對死刑的法律都阻止不了。如果人民決定，應該沒收某個人或某家公司的資産，即使破壞法律也沒有關系。
現代民主已經接受了實行法治的需要，以阻攔公意及其實施。在當代西方，法治跟民主選擇的代議制政府一樣，都是核心原則。這意味着，西方人珍視的政體不是亞裡士多德所說的民主，而是他所說的共和政體：多數人自我統治的優秀政體。這種民主是文明社會的拱頂石。但西方現在面臨的危險是，一些人對法治失去了耐心，渴望更純粹的民主。這些民粹主義的政黨對選民說，政府沒有滿足他們的要求，是因為政治精英們隻保護自己的利益，所以當民粹主義者說，他們要回到更純粹的民主時，他們是對的。但亞裡士多德會警告說，選擇這種民主，得到的往往是煽動群衆：一個大權在握的領導人毫無約束地強加他們的意志，人民的委任授予了他權力。
除了修辭學、形而上學，亞裡士多德還有許多科學方面的著作，但如美國哲學家麗貝卡·戈爾茨坦所說，在正式的科學史中，亞裡士多德幾乎算不上偶像。相反，他被描繪為科學革命早期的偶像們哥白尼、開普勒、伽利略等人要去逾越的障礙，他們要用真正解釋性的方法論去克服欺騙性的感官輸入。如果說這些現代科學的先驅們敬重哪個古人的話，那應該是柏拉圖。柏拉圖強調了表象的欺騙性。他還提出，數學揭示了宇宙真正的結構，使我們能夠分辨哪些表象可靠、哪些不可靠。科學家至少抛棄了亞裡士多德四因說中的兩個原因——形式因和目的因，後者給所有物理學解釋注入了有害的目的論，比如認為火苗跳動、石塊墜落是因為它們的構成要素想前往正确的地方。但這種科學史是從物理學和宇宙學的角度來講述的。
阿曼德·馬裡·勒盧瓦是一位生物學家，他認為柏拉圖的科學跟神學無異。他心儀的是亞裡士多德，因為亞裡士多德是從具體細節而非抽象數字中尋找因果解釋。
勒盧瓦說，亞裡士多德對所有的東西都感興趣：鬣狗的生殖器、蝸牛的胃、海獅的腳蹼、大象的胃脹。而且，他不隻是描述，還想搞清楚動物為什麼是那樣。為什麼鴿子有嗉囊、大象有長鼻子？為什麼鷹下的蛋那麼少，而魚的籽那麼多？為什麼麻雀如此淫蕩？我們是怎樣看、聽、聞、觸摸的？增長對環境有什麼影響？為什麼有的小孩像他們的父母，有的不像？男人和女人真正的差異是什麼？生物怎樣讓自己活着？它們為什麼會死？第歐根尼在《名哲言行錄》中說：“在自然科學領域，亞裡士多德對原因的研究超越了所有其他哲學家，連最不起眼的現象都被他解釋了。”勒盧瓦說：“亞裡士多德的著作讓人覺得，他的哲學就是生物學，他設計出存在論和認識論都是為了解釋動物的活動。”
伊迪絲·霍爾在《今天為什麼要讀亞裡士多德？》一文中說，最早提到人類活動（過度捕魚）造成物種滅絕的就是他的《動物志》。亞裡士多德認為，我們要過有計劃地生活，要對我們的生存采取長遠的、負責任的态度，所以要是他還活着的話，他應該是一位環保運動分子。他認為，隻有人類才具有道德能力，人類跟許多植物和動物一起栖居在地球上，隻有人類具有保護環境的責任。“壞人造成的損害可以是動物的一萬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