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闆凳頭兒”
單田芳生前的工作習慣，是每天早上4點左右起床，工作到晚上8點，中午稍微休息會兒。女兒單慧莉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說：“到了晚年，父親會先把書做一些标記，不用的地方折上，然後把編好的東西打印出來，用筆勾勾畫畫，記在腦子裡，用聽衆能理解的自己的語言來錄書。雖然後來有了廣播，不用在茶館現場說書，但是父親仍然會把要說的書都記在腦子裡，這是幾十年養成的習慣了。再後來，有一些比較生疏的人名，父親會寫下來先熟悉一遍，說的時候就能記住了。”
在單田芳的兒子單瑞林眼中，父親每天的生活也就是書：“比如他當年看‘三國’的時候，會在上面标注一些生僻字的字音和來源，在《新華字典》上查閱。每出一個新的版本，他都會買來看。”
單田芳原名單傳忠，“田芳”是後來的藝名。他父親單永魁是彈三弦兒的，母親王香桂是說評書的，但他父親一直希望“改換門庭”，根本不想讓兒子說評書。單田芳上面三代都是說書人，他小時候幫助母親做過很多記錄，包括《隋唐演義》《大明英烈》《三俠五義》等等，但是自己從來沒想過做個評書藝人。18歲那年，他父親遭難被抓，母親要離開父親，單田芳不敢相信這件事，從沈陽跑到母親正在說書的齊齊哈爾求證。當他得知母親已經辦好了離婚手續時，心灰意冷，回家途中，他決定挑起養家糊口的擔子。
1954年冬天，他和一位走得很近的叔叔李慶海踏上了從沈陽去營口的列車，也踏上了說書之路。曲藝界的拜師收徒，在今天看來也許顯得老派，但是民間藝術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延續下來的。在營口的一家飯店裡，李慶海當衆收徒，單田芳恭敬下跪：“師傅在上，受弟子一拜！”
後來單田芳在自傳裡回憶那段日子：“當時老師在台上說我在台下記錄，每天到了晚上都是藝人們最愉快的時候。在演藝圈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大部分人都是陰陽颠倒，白天發困，晚上精神。到了晚上，師傅開始給我上課，教給我說評書的要領以及表演人物的技藝等等。”“由于我師傅沒有文化，他需要參考，很多書就由我來讀，他聽，我們爺倆相輔相成，應該說在那段時間對我未來評書的發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1955年，21歲的單田芳到了鞍山市曲藝團，認識了很多曲藝界的前輩，其中包括趙玉峰。趙玉峰後來和單田芳成為了師徒，他教會了單田芳手眼身法步、故事情節設計、詩詞歌賦等等很多東西，也和單田芳切磋單家的看家書《明英烈》。
到鞍山不久，單田芳跟曲藝團說要登台說書，但是登台需要考試，單田芳靠《明英烈》中的段子摘得冠軍，文化局的領導點評他時用了三個字：“準演員”。單田芳覺得自己一下子“從一個什麼都不是的人變成了準演員”，心情很好。當時鞍山有7個茶社，每個茶社每天有早中晚三場，都有正式演員表演。于是，曲藝團開創了一個“闆凳頭兒”的先例：中場和晚場之間的空閑時間。單田芳開始在一個叫“前進茶社”的地方說“闆凳頭兒”。曲藝團讓單田芳給大家講《明英烈》，單田芳勤學苦練，用他自己的話說，“餃子是什麼味兒都沒吃出來”，“連做夢也在說書”。
1956年的大年初一，對單田芳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日子。第一次登台，單田芳十分緊張，按照“闆凳頭兒”的安排，要說4段，每段30分鐘。可是單田芳一口氣說了兩個多小時，把這事兒給忘了。茶社經理過來跟單田芳說：“單先生你跑到這兒來過書瘾來了，你看看都幾點鐘了？”單田芳恍然大悟，聽衆大笑。這次說書，讓單田芳得到了在當時來說算是豐厚的報酬，也讓他徹夜難眠，恨不得第二天馬上接着說。他開始喜歡上了說書這件事兒。
單家擅長“長袍書”，但是對武俠書比較欠缺，于是單田芳開始跟師兄楊田榮學習。楊田榮給他講《三俠五義》，單田芳回憶這段過程：“田榮兄每天抽出時間來到家裡，不管刮風下雨，酷暑嚴寒，準時不誤。哥倆面對面坐着，把房門一關，也就沒有幹擾了。”
成角兒
父親出獄後，對單田芳走上了說書之路十分不滿，改換門庭一直是他父親的願望。單田芳請來了父親很敬重的三舅勸說，三舅的一番話讓父親的态度有了轉變。三舅還說：“他将來在曲藝圈要變成角兒不也是一件好事嗎？”誰都知道，成角兒很難，成了家喻戶曉，成不了就永遠在江湖賣藝。幸運的是，單田芳真的成角兒了。
1958年底，曲藝團由個體變成了集體，這也是評書藝術的一個轉折點。1962年，文化主管部門規定，傳統藝術一律停止，演員必須說“新書”。這對于說書人來說是一個壞消息，因為他們繼承的故事講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在天津說過新書的楊田榮開了一個新書學習班。雖然擅長說“舊書”，但是單田芳學習新東西很快，後來說了《新兒女英雄傳》《戰鬥的青春》《林海雪原》等30多部小說，賺了不少錢。
“文革”開始後，他經曆了被批鬥、去農村、逃亡的生活。從1966年開始，書不能說了。他和信任的人平時閑聊的話，成為了他被批鬥的理由。但說書也在關鍵時刻幫了他。有一次單田芳去郊區買苞米面，被找麻煩的人攔住，他靠說評書給自己解了圍。
在這樣的經曆中，單田芳領悟到很多與不同的人相處的智慧。這些在他的說書生涯中也有所體現。那些艱難日子裡，單慧莉和單瑞林都在父親身邊。在接受本刊采訪時，單慧莉說：“父親跟我說過一句話，和人交往的時候，夏天一把傘，冬天一把火。他在評書中也提到過，有時候愛交朋友的人，會有交友不慎的時候，‘摸摸腦袋就是一個’，酒肉朋友在飯桌上，南山打過虎，北山刨過狼，吃完了喝完了，沒事兒則罷了，一有事兒跑都跑不了。”
70年代初期，單田芳一家人還下放在農村。有一天，單田芳聽單慧莉說，縣城的新華書店有《三國演義》和《紅樓夢》賣了，十分高興，趕緊讓女兒去買了一部《三國演義》和一本字典。單瑞林清楚記得那是1973年：“把《三國演義》買下來得兩塊多錢，對我們家來講是什麼？我父親一天掙七分錢或者八分錢，極少數幹活多的情況下能掙一毛一或者一毛二，一個來月才能買得起這一本書，這對我們家來講是一個挺大的支出。這意味着很多東西就先别買了，如果吃鹹的，隻能吃大粒鹽，沒有醬和醬油了。三頓飯改成兩頓飯，油是不存在的，好在這一年春天我們有了一塊自留地可以種點東西。因為當時一家人住在一間房子裡，說話沒有什麼隐私，父親跟母親悄聲提買書的事我也聽到了。父親說，怎麼回事，讓看‘三國’了？那能讓說（書）嗎？不能。父親自己就否定了。然後父親又跟母親說，咱家得買這本書。能買到這本書我父親非常激動，那個時候我們精神上很貧瘠，有了這本書一家人精神上都很快樂。我爸還叫我也背‘三國’，現在很多開場我還能背下來，烙印太深了。”
1974年，單田芳帶着家人從農村逃了出來。逃出來後，單田芳一直過着提心吊膽、東躲西藏不踏實的日子，這樣的生活足足過了4年。1978年，當單田芳終于看到了平反書上寫的他的事情屬于假案，恢複公職，恢複名譽，回歸曲藝團工作，補發10年的工資時，他喜極而泣，放聲大哭。
1979年，單田芳重返舞台說《隋唐演義》。走進茶社大門，門前擠着四五十人，裡面200多個位置都坐滿了。單田芳回憶這段日子，當時的情形令人潸然淚下：“我往台下看了一眼，台下爆發出熱烈的掌聲。我聲音顫抖，嗓子哽咽，眼含熱淚，頻頻緻謝。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了下來。我心想，難道這是真的嗎？是做夢咋的？”
形容自己的這段經曆時，單田芳用了一個詞：兩世為人。我們後來聽到的單田芳獨特的嗓音，是他經曆磨難後，不得不呈現的樣子。後來在1984年，他幹脆把自己剩下的牙都拔掉，換上了假牙套。他從百人的小茶社走進了萬人的體育場說書，有一次用力太猛，牙套噴了出來，單田芳用水清理幹淨後重新戴上，繼續說。用單田芳自己的形容，這件事兒惹得觀衆“笑破了肚皮”。
曲藝團推薦單田芳去電台錄書，這樣也可以帶來很大的收入。單田芳早在師兄楊田榮在電台說新書的時候，就很有表演的欲望。有了這個機會，他十分珍惜。當時，單田芳剛剛動過手術，嗓子還需要調養。他上午去電台錄制廣播評書，下午去茶社說書。後來為了每天節省兩小時的嗓子，他辭掉了茶社的工作，專心在電台說書。《隋唐演義》的反響特别好，段數一再增加，扣子吸引着聽衆，最後錄到了240講才結束。單田芳靠這部作品再次火了起來，接着錄了十幾部評書，紅得家喻戶曉。
單慧莉回憶，當時和父親一同出門，他時常被人認出來。有一次在鞍山的三道街市場，幾位攤販認出了單田芳，追出100多米，希望賣他幾條褲子。有一段時間，單慧莉都不願意跟父親出門：“我跟我爸說不跟你出門了，我爸問我為啥，我說你怎麼老被包圍呢，跟你出趟門這個勁費的。”
随着名氣越來越大，曲藝團決定讓單田芳在全國各地巡回演出。營口之行，是單田芳從小茶社走進大劇場的第一次體驗。在能容納1300多名觀衆的遼河劇場，單田芳壓軸出場，但卻沒有達到想要的效果。他苦思冥想，如何能夠在現場掀起熱潮？最後他想出了辦法，一個是登台之後先說一段诙諧又有現場感的上場詩，然後再說幾句現實的包袱和觀衆拉近距離。這種“接地氣兒”的表達方式，也是單田芳評書的一大特色。
評書的處境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單田芳的評書火遍家家戶戶的時代。評書演員劉朝現在北京戲曲藝術職業學院任教，她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說：“那個時候也沒有别的形式，在廣播中講故事，上到達官貴人，下到平民百姓，沒有誰不喜歡聽的，隻要你講得好。那個時候藝術很單純，也沒有其他的傳播媒體。其他藝術形式也還沒有流傳進來，一些通俗歌曲80年代才開始鼎盛。戲曲、京劇也有，但是比評書少得多，因為評書有連續性。正如現在的電視劇，關鍵時刻，一集定格結束了，就像評書留扣，下次解扣。”
單田芳喜歡新鮮東西，嘗試過電視評書，但效果不如所願。曾在電視台工作、與評書大家合作過的史豔芳告訴本刊：“當時單先生希望台下有觀衆能夠互動，我們發了征集觀衆的通知。但是由于這樣的方式成本太高，需要場地，所以這種有觀衆的情況很少。”
“評書為什麼可以是廣播藝術，而不是電視藝術？因為總是盯着評書演員一個人，畫面沒有切換，身體固定在沙發上，實在不夠賞心悅目。如果是聽，我可以張開想象的翅膀，對同一個人物形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象。”劉朝分析說，“一直以來，說書藝人都是個體戶、小作坊，評書的前身是一個人，一部書，不需要别人幫助。能吸引人聽，說得比較長，就有飯轍了。也正因為如此，評書也常常是一個流派一脈相承，各自為政。評書對演員的全能要求太高，一般人幹不下來。說學逗唱，聲台形表，從創作到表演到發聲到闡述能力，還有你的文學功底，對社會的觀察和反思，對生活的體驗，塑造人物的能力，這些都體現到作品中，有多少人能吃這個苦？我也搞過聲樂、小品，相對來說評書難多了。在台上說一部書，得有多大能耐？評書演員有年輕的嗎？幾乎沒有。要幹出點成績都得是四五十歲以上。”
說到評書作為一個藝術門類的當下處境，劉朝說：“原來在茶館，一毛五聽一次書，五分書錢，一毛茶錢。現在這類場所很少。唯獨江浙一帶的評彈保存得比較好，因為這種藝術形式本身給人一種曼妙的感受。有些藝術形式，如果大家覺得可有可無，它也就慢慢消失了。”
肖建陸在1994年與單田芳相識，1995年後擔任北京單田芳藝術傳播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他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說：“單老師的經典一直會流傳下去。《白眉大俠》《亂世枭雄》，重播多少回了，每次聽衆都不少。很多‘的哥’對内容也許很熟悉了，但仍然愛聽。也許已經成為習慣，聽到他的聲音，心裡就特踏實。”
（參考資料：《言歸正傳：單田芳說單田芳》，中國工人出版社，2011年1月）
“在台上說一部書，得有多大能耐？評書演員有年輕的嗎？幾乎沒有。要幹出點成績都得是四五十歲以上。”評書表演藝術家單田芳（視覺中國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