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孔明明編輯劉洋圖尹夕遠
出了北京的五道口地鐵站的南口，左轉兩個彎，就是華清嘉園。在小區15号樓20層，兩間二居室被打通成一個600多平米的空間，名曰“706青年空間”。
最多的時候，這個空間可以住滿50個房客。住宿區裡的上下鋪狹窄、簡陋，每個床位每月租金2000多元也不便宜。但這并不妨礙越來越多的青年在706青年空間聚集起來。“看中這裡的氛圍。”入住者說。
就算晚上9點，你依然能看到有人坐在大廳地闆上籌備展覽，辦公室坐滿員工，有人在餐廳招呼大家去吃自己做的飯；沿着左邊樓梯上去的圖書館，整面牆的書架上擺滿了社科類圖書，住客和參加活動的人都可以自由取閱；沿着右邊樓梯上去是間小活動室，有人正準備健身，有人正計劃在這舉辦沙龍；從這裡出去就是天台，那裡放置了一些桌椅，有人坐着聊天，有人在旁邊自顧自地彈着吉他。
這裡就像他們夢中的烏托邦，可以“探索生活更多可能”。
“不正常”青年們
21歲的張雅馨在法國學法律，剛讀大一。還在南京讀高中時，她在網上看到許多人在706青年空間的頁面上讨論各類問題，經常會跑去圍觀、轉載文章、認識作者。
2013年暑假，張雅馨來北京辦事。飯後，朋友說，“帶你去706參觀一下”。當天，一個品酒師正在天台做品酒會，許多人在那裡喝酒、聊天，“感覺都很有思想”，有人給她講了他們從五道口暴走到天安門廣場的事情，讓她覺得這裡的人“有點不太正常，但又很好玩”。
當大學老師要求他們要完成暑期實習時，她立刻就聯絡了706青年空間，成為這裡的志願者。從6月1日開始，她已經連續工作了兩個月，每天接待房客、安排住宿、輔助其他活動。雖包吃住，但她不拿工資且任務繁重，日常下班時間是晚上9點左右，周末也會被各種活動塞滿。
剛到706青年空間，張雅馨就被準備留學的房客趙春皓每天拉着聊天，一聊就到淩晨4點。大她3歲的趙春皓愛好哲學，在706青年空間舉辦了一系列“蘇格拉底對話”活動，張雅馨是主持人，兩個人從哲學聊到感情，“腦洞特别大”。
“學校有時候挺無聊的，大家想的都是眼前那些事兒。如果你要拉一個人聊聊曆史或者哲學就會很奇怪。”張雅馨說。如果有機會來北京工作，她應該會選擇在706青年空間住上一陣，“如果不來這兒，很難找到一個地方能遇到這麼多神奇的人。”
706青年空間，對這類神奇的人有巨大的吸引力。1990年出生的戚澤明就是其中一員，他是706青年空間住得最久的住客。大三那年，因為“想不清楚自己應該做什麼”，戚澤明選擇休學。之後，他去參加“到中國農村基層鍛煉一年”的青年發展項目。再之後，他決定來北京創業。
在休學的一年中，戚澤明意識到：如果要找工作，自己永遠都無出頭之日，隻有一個之前沒人進入的行業才能承載“出人頭地”的目标。“之前就對演講視頻感興趣，網上能找到的演講視頻都看完了”，戚澤明選擇了服務有講故事和演講需求的人，做一個“類似美國總統撰稿人”的角色。
但矛盾還在：戚澤明希望成為商人，總在聊商業模式和融資，偶爾還會炫一下朋友圈裡的最大咖—中歐商學院的一位課程主任；同時，他又覺得名和利都不是他的目标，那隻是有價值的事情被市場認可後的自然結果。他找到了一個新詞形容自己，“我是一個新的自由人”。
理想和現實，金錢和事業，是706青年空間近乎不變的主題。最近，生于1986年的胡偉就在做一個“結構思想者派對”的系列活動，活動每期都會就一個主題對話一個人，已經舉辦的兩期對話主題分别為“為了金錢而工作是人類理所當然的宿命嗎？”“若人生如戲，我們每個人是否都需要演技？”接近100人的微信群會就這些問題持續讨論，不能到現場的人也會讓群友分享活動現場錄音。
學哲學的胡偉至今單身，也沒什麼朋友。他總是穿一件不合時宜的褐色西裝，在咖啡廳拿出藍色的運動水壺喝水，大聲在公衆場合聊隐私：得過抑郁症、不婚主義者、不願意跟任何人交換感情，他認為自己“特别荒誕、行為怪異，隻會按照自己的節奏去生活，不想被任何人打亂”。他有穩定的工作：他是網劇策劃，最近在他的推動下，公司正準備拍攝一部哲學主題的網劇；但他需要一個溝通的平台，706青年空間滿足了他的這個願望。
除了張雅馨、戚澤明和胡偉，這裡的住客更多的是剛剛畢業的學生，或者準備出國、考研，需要短暫過渡的人。這些人平時幾乎毫無交叉，但706青年空間容納了他們，并且帶給他們找到興趣相同的朋友的可能，以及探索自我成長的可能。
自然生長
彙聚這些人，正是706青年空間最初的設想；這些人衍生的價值，寄托着706青年空間成長的希望。
2012年2月，12個不同學校的年輕人，或者因為學校活動、或者因為朋友介紹而相識，每個人都投了5000~10000元，“大家一起湊了點錢，租了個場地，希望辦些活動。”706青年空間創始人之一程寶忠說。
即便沒有清晰地看到，他們也隐約感受到了這樣一種趨勢。一方面，大量人口迅速湧入城市，傳統的熟人社會正在瓦解；另一方面，高校擴招的步伐遠超學校變化的腳步，青年學生并沒有從學校中找到歸屬感，但他們需要優質的公共空間。
四個月裡，這裡舉辦了40多場沙龍，錢理群、秦晖、劉蘇裡、梁曉燕、許知遠、張鳴、周濂，還有很多記者甚至修行者都曾來到這裡和青年們分享知識和閱曆，這裡很快成了許多青年心中的“朝聖之地”。
“在這裡面，我覺得自己又重新讀了一遍大學。”在程寶忠看來，大學的分配太随機，其中的競争成分也太多，706則提供了更多的開放和更多元的價值觀，“很充實”。
不過，随着暑假的到來，出國的、創業的、工作的……12個人走了一大半，恰逢房租到期，唯一全職在做這件事情的邬方榮開始思考：這件事情能不能持續下去？如果能，我們應該怎麼做？
當時，邬方榮有個朋友在做一個“健與行”的公益項目—去雲南香格裡拉遊學，類似風靡一時的禅修班。邬方榮參與了前期籌備，于是就跟着一起去了香格裡拉，暫時關閉了706青年空間。
在雲南那個與世隔絕的藏族村子裡，二三十個人每晚圍坐在篝火旁邊，聊哲學、聊宗教、聊政治，“那是一種回歸的狀态”—邬方榮在很多場合講過這個場景—“我們就隻是純粹地面向自己的内心。”邬方榮決心重新開放706青年空間，他相信常态化的類似空間可以讓更多年輕人有交流的氛圍和機會。回到北京後，他馬上就重新租了房子。
2012年10月，706青年空間在追夢網發起衆籌，“尋找1001位主人，再造有書有靈魂的706獨立青年空間”，兩個月内，437位主人彙來了127875元。之後半年，這都是追夢網最大的一筆衆籌。
召集衆籌文章中的一段話，被認為是邬方榮和其他小夥伴創辦706的初衷：“我們需要在北京五道口附近做一個足夠溫暖的獨立青年空間，有更多的藏書和CD，可以打造這樣一個氛圍，讓無數有意思的、懷抱理想和夢想的全國各地的年輕人，可以聚到一起，随意看書，聊天，也可以自由舉辦沙龍讀書會和戲劇表演等等活動，通過彼此，看到一個不一樣的世界，發掘更多的價值觀，和發現更多的生活的可能性。原來生活如此多姿多彩，原來，我們每個人，都是可以改變自我和世界的。”
當時，12人創始團隊隻剩下4個人，但更多的志願者開始投身這裡。白天，大家聚在一起策劃活動和尋找嘉賓；晚上，女生睡沙發，男生就直接睡在客廳地闆上，“大家都有很多熱情在裡面，而興趣是非常有凝聚力的。”程寶忠說。
2013年年中，706空間搬離最開始的地址，租下華清嘉園15棟頂層的一間二居室，上下兩層加頂層露台，大概有300平。很多人慕名拜訪、參加活動，“我們變成了一個旅遊勝地”，程寶忠回憶，人越來越多，有人晚上回不去或者想住在這裡，青旅應運而生；随着活動增多，這裡開始供應咖啡等飲品。後來，咖啡和床位就成了706青年空間最主要的營收來源。
問題的關鍵在于，所有這些都不能讓空間壯大。程寶忠承認，他們之前并沒有什麼長遠計劃，“甚至半年計劃都沒有”，大家更多是聚在一起做些臨時起意的事情，“一直是一個自然生長的過程。”他甚至認為，就算運營者不在了，這個組織依然可以運行和發酵下去，“它的機制已經建立了，勢能也還在，靠志願者的力量也能維持下去。”
理想與商業
2013年年中，剛搬入15号樓時，邬方榮和當時還留着的幾個創始人開始慎重考慮：706青年空間到底該走向哪裡？
從青年啟蒙空間到教育公司，再到公益項目，幾個人圍繞着怎麼讓這裡變成社會企業激烈争論，“吵來吵去，吵了兩三個月。”邬方榮回憶，吵得最激烈時，一個創始人就躺在客廳，告訴他們：“我不想在這裡待了，這裡讓我很傷心，我要去旅遊了。”邬方榮過去踹他，“不行，你是很重要的元老，你走了，我們怎麼辦？”
邬方榮說，既然每個人的價值觀在短時期内都很難改變，那就隻能讓青年空間自然地往前走。誰覺得看不到希望或者覺得這個地方已經變味了，誰就選擇先離開。生性比較溫和的邬方榮覺得，可以慢慢探索一些可持續的商業模式，不用特别快做決定。
不久後，706青年空間的slogan從“一代人有一代人夢想的聲音”變為了“探索生活更多可能”，烏托邦開始向現實靠攏。
到2015年1月，當初的12個創始人中隻有邬方榮和程寶忠還在堅持，他們又租下隔壁的二居室，活動開始多樣化，合作機構也在增多。按照程寶忠的說法：一個組織如果做了三年，不死就說明它有生命力。但三年的重複還是讓他們倦怠，他們想把事情做好，也要維持正常生活。
從2014年11月開始，程寶忠到各地青年公寓進行市場考察，結果發現各個公寓“都在坑裡面，很艱難”，他懷疑706是不是不太适合做這件事情。但到了2016年，他們決定還是要繼續做，因為“這件事情是正确的，符合消費升級的趨勢，并且在創造價值”。
2015年5月，706青年空間注冊了公司，開始嘗試“生活實驗室”、“自治委員會”等創意。更重要的，邬方榮和程寶忠開始思考：怎麼把手上的幾件事情做好？他們把這些東西逐個拿出來進行讨論和細化。
6月，他們甚至啟動了旅行創業項目“達人旅行”，借助706空間的學生資源，他們找到一些各地的當地人，由他們發起項目，“本質上就是當地遊”，但會挖掘一些非旅遊景點的東西，這樣計劃看起來文藝而清新；他們還租下隔壁13号樓的三個房間，30個租客很快填滿這些房間。
現在，邬方榮和程寶忠又把旅遊項目分割出去，并且對706青年空間的業務進行了規劃：新媒體更強調生活方式，他們會嘗試各種方式，也會孵化團隊來推動品牌輸出；“共享社區”的入住者需要經過審核，讓志同道合的青年人在大學畢業後3~5年的過渡期中共同學習和成長，這個過渡期決定了他們能否脫離社會對自己的定義，找到和堅持自己；“生活實驗室”可能免費，找一些小有成績的人一起居住和工作，大家可以合作項目，變成半工作、半住宿的關系。
雖然還沒有找到很明确的商業模式，但程寶忠認為，在這個“後互聯網”時代，社交模式已經從熟人社會、虛拟空間進化到了線下聚會，而他們所服務的是青年中的一小部分，是“一群有想法的文藝青年”。
至今，他和邬方榮每人每月隻拿5000元左右的工資，剛剛研究生畢業的程寶忠覺得自己“現階段不是特别在意這個事情”，在2012年邬方榮甚至向朋友、親戚借錢，補貼了706青年空間一年多。
自我探索
不隻706青年空間，在這之後成立的30多個青年空間都在思考怎樣生存和發展。
706青年空間的來訪者已經超過5萬，還成了北京前十位的線下活動主辦方之一，但邬方榮和程寶忠還是常有争執。邬方榮“不太有規劃，更喜歡不确定性”，他不希望将706青年空間快速商業化；程寶忠則希望能快點進行各類嘗試。和以前不同的是，兩個人學會了講道理，找共識。現在，邬方榮負責活動策劃和共享數據，程寶忠負責商務合作、内部管理和内容生産。他們對空間的價值有共識，在獨生子女時代，這裡能讓那些走出校園和遊離在集體之外的人找到歸屬。但随着沒錢交房租、發工資的事情不斷發生，所有人都必須思考商業與理想：“真正無欲平等的烏托邦不存在，必須要加入商業化基礎性的東西，才可以鼓勵更多人進入這個行業，那才是真正的烏托邦。”邬方榮認為，單獨的個體無法解決這些問題，他需要一個空間、一個氛圍，互相碰撞。
白戚澤應該認同這個想法。1990年出生的他大學畢業後在青年志工作了一年半，很快就心生厭倦，“10年之後，我可能每天到處飛、見客戶、見被訪者，拿出洞察，做成報告賣給客戶。這不是我特别期待的生活。”
白戚澤裸辭了，同時不停思考個人使命。直到有一天，一位學心理學的朋友将白戚澤描述為“超級連接者”，白戚澤覺得自己終于找到了那個“提起來就會哭，真正有使命感的事兒”。
經過反複分析，Someet于2015年3月正式上線，白戚澤希望通過線下活動連接年輕人，這些活動都由用戶自己發起、自己篩選、自己組織。他說，中國的年輕人正變得更加獨立、更有個體意識，Someet可以通過連接和分型讓他們知道用什麼方式去社交、建立關系、探索個人興趣，甚至輸出個人價值和天賦。一年多來，Someet已經在北京舉辦了3000場活動，并正在上海和廣州複制。
比白戚澤大一歲的沈博倫大學畢業進入一家活動公司後，也很快陷入困惑，“當時特迷茫，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對工作和生活沒有激情。”和身邊朋友聊天後，沈博倫發現和他類似狀态的人很多，從大學到社會的3-5年過渡期讓很多人無所适從。
有一天，沈博倫的大學室友問了他一個問題：你覺得工作究竟可以給自己帶來什麼樣的實際意義？這對你的人生來說有什麼意義呢？“感覺當時被說中了。”沈博倫開始思考，并決定辭職去創造一些獨立的、屬于自己的價值。
2013年7月辭職後，沈博倫開始了名為“＋box”的項目。三年間，+box項目在中國的10個城市對話了1000餘位青年，年齡跨度大約在18-40歲之間。每段對話以被訪者對世界的一個疑問開啟，現場記錄，後期剪輯，通過社交媒體進行每日發布。
在沈博倫看來，提出問題非常重要，提問意味着質疑和反思，内省是年輕人改變生活狀态的必經之路。他希望通過收集問題，看到更多年輕人的選擇，記錄這些真實豐富的青年生存現狀，并通過這樣的方式啟發更多年輕人提出問題，學會思考，主動選擇。
就像Airbnb和Uber，程寶忠和邬方榮想将包括品牌和渠道在内的一切資源分享出來，和青年們互動，用大量小而美的産品實現社群經濟的目标。他們想用706青年空間把大量青年集中起來，再把這些人和五道口的優質公司、機構連接起來，用他們的創意營造出一個優質的公共空間。之前，他們希望這裡可以讓青年們的靈魂得到休息；現在，他們還希望這裡可以幫助青年們實現想法。
邬方榮因此也是一個超級連接者，他的微信已經加滿了5000人，跟人聊天成了每天的必修課。回想起做706青年空間的這幾年，他會告訴你這麼一個場景：兩個志同道合的朋友陪他在天台上喝酒聊天，直到天亮，擡頭，太陽正從天台上空緩緩升起，橙黃、柔和、溫暖的夕陽照耀在天台上，那時候的他，最為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