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JenniferPercy編譯蕭東兮
高松裕子待在日本近海下方的某個地方。海嘯已經過去5年了，始終沒有人找到她。事實上，根本也沒有人在尋找她，除了深愛她的丈夫高松康雄。高松從妻子消失的銀行舊址找起，沿着女川海岸，一路找到山上的森林。兩年半後，2013年9月，他轉向大海。
他找到當地的潛水店，開始學習潛水。潛水教練高橋正義平時帶志願者潛水，清理海岸線一帶的海嘯殘骸。這個團隊曾經發現過鎖在車裡以及随波逐流的遇難者遺體，高松相信，高橋教練一定是那個能幫他尋回裕子的人。在潛水店，高松坦白了自己的計劃。“我已經56歲了，”他說，“想要學潛水的真正原因是想找到在海中的妻子。”
高橋教練保留了高松每次搜尋的地圖和記錄—在哪一片海灘，潛了多深。有時，他們在同一片區域反複搜尋，因為遺體和殘骸可能随着洋流返回同一個位置。每次搜尋的方式都不同：循環搜尋、半循環搜尋、橫穿洋流搜尋。高松經常冒出新的想法，說他妻子就在大海的這裡或那裡，對此高橋教練總是盡量遷就。然而有很多地區是受限的—捕魚航線或是洋流洶湧的地方—高松每次潛水前，都要和海岸警衛隊以及漁民協調。
第一次潛水，高松坐船出海，害怕極了。海水算不上清澈，海面下更是危機四伏—他可能被繩子纏住或是被廢墟割破身體；腳蹼可能打到他的頭，氧氣面罩可能進水，潛水調節器可能失靈；他可能會恐慌，可能死于體溫過低或是減壓病。
他到達的深度是海面以下16英尺（約5米）。他本以為那裡很安靜，實際上，大海有自己的聲音。用高松的話講，那是一種嘶啦嘶啦的聲響，就好像燒着的頭發或是蛇發出的聲響。高橋教練要他小心，手或是蹼不要碰到海底，因為那會揚起沙石，令他辨不清方向。于是高松總是保持頭朝下，腳蹼高高仰起的姿勢。
高松曾經拜訪成田正明的家。57歲的成田是魚類加工廠的經理，在海嘯中失去了26歲的女兒惠美。惠美跟裕子都是七十七銀行女川支行的職員。這家地方銀行總部位于仙台。海嘯發生時，女人們撤退到銀行的屋頂，但海浪還是一下子把所有人都卷走了。高松很同情成田的遭遇，答應幫他尋找惠美。但成田決定還是要自己潛水。2014年2月，高松把他介紹給高橋教練。
高橋教練幫助成田準備潛水的那個早晨，剛剛下過一場大雨。那是2016年1月，暖冬的清晨。成田很晚才到店裡，穿着藍色的木屐和卡其色防風褲。房間裡充滿白蘭花的香氣，聞起來有松木的味道。潛水店的T恤上印着“DiveIntoYourLife”。一隻盒子裡塞滿了潛水的宣傳單，上面寫着“女川，夢想之地”。
我們駕車去了女川主港口東邊的竹浦海灘。海灘上布滿貝殼碎片、浴室瓷磚，還有碎了的瓷碗。捕魚繩像絞索一般挂在松樹上，橙色的浮标點綴着樹枝。
成田把氧氣筒背到背上，身體晃動幾下，又緊了緊腳蹼。妻子上原和他一起朝船的踏闆方向走去。她舉起手，做出擋住陽光的樣子。丈夫每次潛水她都要跟來，海裡危險重重，上原不想再失去親人。
“如果我死了，把我的骨灰撒到海裡。”成田說完這句話之後便潛入大海，從視線之中消失。
每到周末，上原都會準備特别的午餐，在周日送去海裡。午餐有惠美最喜歡的豬骨湯、牛肉餅、炸蝦天婦羅。上原把它們裝在可分解的盒子裡，在船隻的滑道邊、碼頭、岩石架附近把盒子投向海中。她已經堅持了5年。海嘯過後，他們被安置到30分鐘車程外的石卷市，每天清晨5點，她和丈夫都會開車出門，在工作開始前去女川的海邊為女兒送午餐。
“為了孩子，你什麼都可以做。”她說。成田一家唯一保存下來的合影，海嘯毀掉了一切
一
高松是在1988年認識裕子的。那時裕子25歲，是七十七銀行女川支行的職員。高松是日本陸上自衛隊隊員，是他的上司介紹他們認識的。他們很快戀愛。在高松眼中，裕子很溫柔，他迷戀她的笑容和她的謙遜。裕子喜歡古典音樂，還會畫水彩畫—那些畫，她隻拿給高松看。
2011年3月11日，周五。海嘯那天，高松駕車送裕子去女川港海濱地帶的銀行上班。此後，他又送嶽母去石卷市的醫院。當他走到醫院門口時，發生了9級地震。震動持續了6分鐘。公路上的信号燈壞了，他隻能沿着鄉間小路駛回女川，通過廣播獲知有關海嘯的新聞。他收到在仙台大學念書的兒子的短信，但始終聯絡不到妻子和女兒。
終于，15點21分，他收到裕子的短信：“你還好嗎？我想回家。”高松以為裕子已經撤離到堀切山上的醫院，那裡距銀行約800英尺（約245米），是鎮上的應急撤離點。但高松無法到達那裡，消防員封住了通往醫院的道路，因為山坡上的一幢房子着火了。他沒有辦法找到裕子，隻能回家。
他告訴我，裕子之前也消失過一次，那是在他們最初幾次約會時。高松在跨年夜帶她去了一座神社，叮囑她不要在人群中走散，但她還是走失了，整整20分鐘，直到高松在出口的人群中找到她。他永遠不會忘記這20分鐘。
第二天一早，高松去了醫院。“我來找我太太。”他告訴護士。醫院工作人員讓他在一張日曆的背面寫下名字。他四處打聽是不是有人知道銀行職員們遭遇了什麼，醫院的很多人都看到過他們—他們尖叫着拼命張開雙臂—但沒有任何人開口。最後，一個女人告訴高松，她聽說有一些職員在屋頂被海浪卷走了，她很确信沒有人幸免于難。“但我不知道裕子。”她補充道。
高松不相信裕子已經死了。他找遍醫院的每個樓層，一無所獲。他又去了體育館、小學、旅店—所有的應急撤離點。途中，他碰到很多朋友和鄰居，得知他的女兒很平安。但仍然，沒有人見過裕子。
海嘯那天下雪了。天空是鉛灰色的，幾乎一片漆黑，女川灣海峽間的風勢很猛。海浪的高度差不多有10英尺（約3米），最早一波在下午3點20分抵達海岸，掀起的海水高達45英尺（約14米）。當它退去時，鎮上的房子開裂了，由于自身的重量倒向一側。海水冰冷，一些幸存者費力地向醫院的方向爬行，卻在半途死于體溫過低。有些年紀大的人甚至在抵達安全地點後死于寒冷。
海嘯後的第二天，陸上自衛隊隊員抵達女川，開始在廢墟中搜尋遇難者遺體。他們使用的是長杆—有些地方的廢墟深達15英尺（約4.5米）。毯子包裹着遺體，暫時擺在街邊，等人認領—一共613具。
直到6月，高松依然堅持在周末尋找妻子。在最初的幾次搜尋中，他的目标是七十七銀行。高松小心地穿過一片廢墟，已經變形的火車被遺棄在山坡上；一輛汽車懸吊在5層樓的一扇窗戶上；一盞街燈彎成90度。
有時，高松走過士兵身邊，偷聽他們在步話機裡的對話。一旦聽到發現遺體，他就會走過去，詢問遺體的特征—裕子穿的是黑色長褲和駝色外套。他極力尋找裕子的遺體，但隻要确認不是她，他還是會長長地出一口氣。
海嘯之後一個月，銀行清理辦公場所時，有人在停車場發現了裕子的手機。那是一部粉色翻蓋手機。高松看到一條他沒能收到的信息，寫于海嘯發生當天的15點25分—“海水太大了。”他那時才知道，直到15點25分，他的妻子還活着。他猜那時海水已經沒過她的腳踝。
高松康雄和高松裕子在海嘯發生前的合影二
成田聽說銀行職員們在屋頂被海浪卷走的消息後，跑回家，哭了。一天前，3月10日，他最後一次見到女兒惠美。那天是他妻子成田上原的生日，惠美送了一隻蛋糕。地震發生時，上原在石卷的醫院裡工作着，直到第二天才知道發生了海嘯。他們的房子被卷走了，成田暫時住到親戚家。13日早晨，惠美的丈夫騎着自行車趕到女川，第二天成田也開車去了那裡—他們一起尋找惠美。在銀行的舊址，他們呼喚着惠美的名字，在一片泥土裡找到了她的名片。
4月，海嘯發生6周之後，在女川海岸相反方向的塚浜海岸的廢墟下，人們發現一具漂浮的遺體。那是丹野美智子，54歲，已經在銀行工作了二十多年。附近還有七八具遺體。丹野的姐妹慶子和景子把這個消息告訴了高松。她們說遺體的情況很好，“是完整的”。
第二具銀行職員的遺體被沖上竹浦的海岸，是在2011年9月26日。那是25歲的田村健太，遺體已經在海水中浸泡了将近7個月。
健太的父母被叫去太平間認領兒子的遺體。他的身體已經嚴重腐爛，所以工作人員隻是擺出了他的衣服。“我們很難過，很害怕看到他。”健太的母親說，“所以我們沒有勇氣問‘可以看看孩子嗎？’”她要求警方進行DNA測試，确認這就是他們的兒子。之後，他們掩埋了遺體。她說：“現在想起來，就算很害怕，還是應該在太平間看看他。”
“我知道還有人沒找到自己的家人。”健太的父親說，“我總是告訴自己，能夠找到兒子應該高興，但即便如此，我還是覺得像地獄。直到他們找到他前，我們始終抱有希望。”
高松擔心妻子會是下一個。如果真的找到她，他不知道自己還可以盼望什麼。他說，在竹浦海岸，他找到過一個服裝模特的頭，一時以為那是裕子。那是他最接近找到遺體的一次。
位于仙台的東北醫科藥科大學的法醫病理學家新保
海嘯那天，他正在東京教課。應警方請求，他回到仙台，去往安置遺體的體育館。接下來的8天，他檢查了近200具遺體。
哲也介紹：“如果屍體被卷進海裡消失，很難講它究竟會遭遇什麼。沒有人真的知道大海是如何運動的。如果屍體栽進相當的深度，它就會留在那裡；如果它碰到捕魚設備，可能一路漂往太平洋，甚至在夏威夷出現。海中的屍體常常會變得像奶酪一樣軟，一碰，皮膚頓時支離破碎。屍體也可能形成屍蠟，那樣的話就會像塑料一樣堅硬。”
之所以形成屍蠟，是因為屍體的脂肪腐爛，這需要在寒冷、潮濕及無氧的環境中才能形成，他解釋。如果屍體不斷漂浮，是不可能形成屍蠟的。“屍體可能會在幾天内腐爛，也可能需要好幾年。”哲也說，“在女川，海嘯過後，可能需要半年時間屍體才會變得像‘奶酪’，一到兩年之後，脂肪完全腐爛，剩下的就隻是骨頭了。”但這也跟季節有關，他說，還有其他因素，包括海裡可能吞噬屍體的生物。
哲也介紹，海嘯的遇難者多是溺水而亡，但也有人死于低溫和外傷。還有燒傷的—在石卷市，一輛漂浮在海面的校車着了火，搜救隊找到四具燒焦的孩子遺體。
住在山上的人是看不到海嘯襲來的，但住在稻田邊的人則不同。在地勢平坦的地方，人們眼看着海浪湧來，卻沒有足夠的時間逃生。田地附近一間養老院的負責人決定把老人都集中在一個房間。等他們被人發現時，已經悉數遇難。成田上原将為女兒惠美準備的午餐投入海中三
跟高橋教練訓練了3天後，高松取得了潛水初級執照。他先是在淺灘練習，學習怎麼戴上和脫下氧氣罩，怎麼調整自己的浮力，怎麼使用繩索，怎麼在陰影中辨明方向。他花了很長時間才讓自己的呼吸平穩下來，肌肉放松，然後跟着高橋教練潛向更深的海中。
高松也跟着其他普通潛水愛好者一起練習，沒有人知道他來這裡是為了尋找遺體。
每次潛水前，他們都要再三檢查裝備。在高橋教練的監督下，高松檢查了連接調整器、E/O連接器、通訊設備、壓力計和深度計。他總是帶着一支手電筒—高松希望可以下潛到100英尺（約30米）。他練習了一整年才下潛到80英尺（約24米），最深到達85英尺（約26米），在那裡，他大概可以待上10分鐘。
高松沒有獨自潛水的經曆，要麼有高橋教練在，要麼有其他人在。每個月，他們都像海牛一般，安靜地、緩慢地潛入海裡。他們的手電筒照亮過死狗的骨頭、死鳥的骨頭，如同沙土中亮起的星辰。
“你看到過什麼？”我問。
“跟人有關的林林總總的東西。”高松說。2013年12月，高松每天都要花上1小時，閱讀一本厚達350頁的教科書，準備國家潛水資格考試。如果拿到那張證書，他就可以在海中清除殘骸和尋找遺體。2014年2月，他通過了考試。幾個月來，他跟着志願者一起潛入海底，在北部海岸線附近清理廢墟。他總是找回一些小東西，比如釣魚繩什麼的。一次，他找到一個頭飾，将它系在繩子上，讓海面的志願者拖上船。
6個月後，高橋教練開始教高松一項特殊技能—怎麼在海裡搜尋人體。高松學習到，海的不同深度顔色不同，這會有助于他判斷屍體所處的深度。天氣晴朗時，他潛入碧藍的海水，暴風雨來時，他潛入棕色的海水。他慢慢知道，溺水的屍體常常保持臀部朝上的姿勢，雙臂和雙腿懸吊着，就像死去的蟲子。
到今年1月，高松已經潛水110次，每次持續40~50分鐘。他不僅搜尋遺體，也搜尋錢包、衣服以及首飾—任何有助于确認他妻子身份的東西。
“我知道這很難，但這是我唯一能做的。”高松說，“除了繼續尋找，我别無選擇。在海裡，我覺得離她很近。”
法國作曲家西爾萬·吉内在聽說高松的故事後，為他寫了一首曲子，名字是《高松裕子》。高松常常聽這首鋼琴獨奏曲，在他上網購物時，熨衣服時，開車時，睡覺時。我問他，這首樂曲是不是讓他記起了跟裕子有關的故事。“沒有，”他說，“因為我從沒有忘記過一點一滴。”
我們總以為搜尋是一種運動，一種在時間中不斷向前的運動；實際上也可能與之相反，是時間的暫停，記憶的暫停。海德格爾曾比喻式地說起疼痛，說它是“裂縫的彌合”。如他所說，在裂縫之間，存在着被撕裂的一切，也孕育出新的空間，在那裡，歡欣與悲傷得以共存。我相信，高松一定是在海中找到了這道裂縫。在這道“失蹤”與“已逝”的裂縫之間，他與妻子相互依偎。
高松跟着其他普通潛水愛好者一起練習，沒有人知道他來這裡是為了尋找遺體四
1月11日下午，穿着銀色運動服、白色高幫運動鞋的高松趕來觀看一次由海岸警衛隊隊員執行的搜尋任務。成田穿着有些臃腫的夾克，戴着毛皮帽子和深色太陽眼鏡。慶子和景子—那對姐妹，是帶着吃的來的，一些包着生蚝和酸李子的蒸飯團。
這次搜尋是成田的主意。他不停地向日本海岸警衛隊提出申請，要求他們對他女兒的遺體展開官方搜尋。他在5月申請了一次，接着是10月，再後來是轉年的1月。政府讓成田自己決定搜尋地點。這一天，他選了一條歸政府管轄的航線，他絕不可能自己在那裡潛水。
到場的隻有銀行遇難者的家屬和高橋教練，還有零星幾個當地人。日本媒體的數量超過圍觀群衆。
海岸警衛隊隊員一共7人，穿着橙色的熒光潛水服，戴着厚重的黃色頭盔。他們計劃沿着放置在海面下的一條繩索，下潛約1小時。搜尋時，他們會為高松和成田錄下所看到的一切。隊員們一副軍人做派，很有儀式感。他們排成一排，向長官行禮，簡單的發言後，再向家屬行禮，然後逐一登上距海邊20米遠的船隻。
上原往海裡倒了一杯咖啡，是給惠美的。她走向我，指着大海說：“今天我準備的是牛肉餅，是惠美最喜歡吃的。”潛水員重新浮出水面時，我們已經等了整整一個小時。他們一個接一個爬上船，回到岸邊。潛水指揮官簡單地向家屬講述了這次搜尋。
“我們什麼也沒有找到。”他說。成田點點頭，擦了一下鼻子。高松看起來很平靜。
“沒有發現任何異常。”潛水指揮官繼續說，“易拉罐看起來都是新的。不過，你們想不想看照片？”
“想。”成田說。
在一輛貨車後面，人們聚集在一台筆記本電腦前觀看在海底拍攝的照片。成田和高松的身子微微前傾。指揮官說起潛水時看到的場景：那裡有一處建築物，本來是鐘塔；這裡是一隻可樂罐。
高松靜悄悄地從人群中離開，走向大海。他又開始了新的搜尋—他踩上一片岩石，雙手撐在膝蓋上，仔細地盯着海水。這不是大海撈針，這樣的搜尋，尋找的是在這個世界上存在過的一個具體的人。而這個世界，從沒有像失去心愛的人時那樣，顯得如此廣袤無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