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總統那一晚，嫁給美國人剛半年的陳艾瑜感覺“對美國的所有信任被瞬間删除了”。與她的絕望相對的，是周邊社區的平靜無事，以及丈夫的保守大家族裡特朗普支持者的喜悅。
“對很多美國人來說，2016年的這場大選仿佛将國家撕成了兩半。”《紐約時報》曾用技術手段，根據投票結果的差距，畫出了“兩個美國”。
唐納德·特朗普的美國包括全美超過80%的郡縣，它的邊界卻被沿海地區的民主黨支持者所侵蝕。
希拉裡·克林頓的美國包括了洛杉矶、芝加哥和紐約這樣的大城市，它們被包圍在特朗普支持者的汪洋大海中，像一串斷斷續續的大島礁和小島鍊，雖然面積不大，卻擁有美國過半的人口數量。
作為在社會主義國家成長、在紐約接受高等教育的寫作者，陳艾瑜天然屬于小島鍊上的國民。大選促使她試着“打開一個耳朵去聽和我們不一樣的聲音”，随之而來的聖誕假期則讓她不得不随丈夫深入“汪洋大海”，去與和自己政見截然相反的人歡慶佳節。
大選之外，這是一個“90後”中國女性跨越“兩個美國”，試圖了解外部世界的故事。
迷惘
盡管在美國已經生活了5年，陳艾瑜在大選之前幾乎沒見過聲稱自己是特朗普支持者的美國人。
到美國後的大部分時間，她都居住在紐約。在她想象裡，特朗普的支持者要麼是随身帶槍、脖子被曬紅的白人男子，出門橫着走路；要麼是住在鄉村，從沒出過遠門的閉塞村夫。她所在的翻譯公司有一個白人男同事宣稱要投特朗普，陳艾瑜氣得跟他“劃清界限”，“用最敬業的精神與他保持友好的距離”。
但在聖誕假期回家的第一天，她和丈夫就發現屋裡添了新裝飾—男孩子們的卧室門上，一幅大大的藍底紅邊的海報，上面寫着：特朗普，讓美國偉大複興！
在位于密蘇裡州聖查爾斯縣的這個白人中産階級大家庭裡，萬事都遵循着傳統規矩。家族裡的男性最常選擇的職業是醫生或律師，女性則虔信宗教，操持家務；男孩熱愛打獵與運動，女孩的心願是随慈善組織去第三世界服務貧民。
25歲的亨利·克裡夫是第一個打破傳統的人，他從紐約娶回了中國妻子陳艾瑜，把家安到了遠離聖查爾斯縣的大城市亞特蘭大。當他的弟弟在神學院潛心學習，希望成為神父時，他研究的則是最尖端的人工智能技術。
陳艾瑜生長在浙江省，在北京讀完大學，收到紐約大學提供全額獎學金的碩士錄取通知書後，來到紐約，認識亨利。她曾總結夫婦倆的共同點是“都熱愛自由”、“叛逆”。
而現在，參加過亞特蘭大抗議特朗普遊行的年輕夫婦回到家中，隻能看着亨利的外公在聖誕派對上對少數族裔客人大談“特朗普是人民的大救星”。
“我們這兒做生意的人盼特朗普都盼了好久了，你知道嗎？”外公對年輕夫婦邀請的來客說，“民主黨征稅實在太多，小生意根本做不下去，大企業也都跑到國外去，國家都被他們搞壞了……唔，作為律師，我不想輕率使用‘偉大’這個詞，但必須得說，我關心美國這些小企業的命運，我的經驗告訴我，特朗普上台對這個國家是好事。”老人家侃大山侃得正起勁，亨利突然從背後冒出來，笑嘻嘻地問：“外公，您可真能說，為什麼不對全家人大聲說出您的意見呢？”
外公癟癟嘴，不再講話。在這裡，避免與政見不同的人聊政治是一種美德。2016年年中，外公身在加州的長子特意在Facebook上@他，給他推薦了《共和黨60大佬關于唐納德·特朗普的公開信》。這封公開信來自共和黨内特朗普的反對者：
“美國的政治現狀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特朗普極受歡迎。對此，我們有義務來清晰陳述我等的反對意見：
“關于美國在世界上的實力與影響力，他的見解在原則上充滿了矛盾與搖擺。他可以在一句話中，從孤立主義搖擺到軍事冒險主義。
“他對貿易戰的鼓吹，将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導緻經濟災難。
“他充滿恨意的反穆斯林言論削弱了打擊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嚴肅性。他的言論更威脅到美國穆斯林被憲法所賦予的自由。
“他堅持墨西哥應在美國南部邊境築牆的提議，激發了毫無幫助的情緒，并且建立在一種對我們南部鄰國徹底的誤讀與蔑視之上。
“他徹徹底底是一個不誠實的人。”
在投入丈夫老家這片紅色的“汪洋大海”之前，陳艾瑜通過接觸在紐約的知識分子朋友、閱讀《紐約時報》和《紐約客》來了解美國。她喜歡何偉、歐逸文這些美國記者對中國社會有同理心的描繪，喜歡這些媒體在報道中展露的國際主義精神，對公平公正的堅持，以及對弱勢群體細緻入微的關切。哪怕婚後搬到了亞特蘭大，她依然訂閱這些報紙雜志，并準備了一本剪報本，每天把報上與中國有關的報道都一一收集起來。
“美國這個地方特别好的一點是，你不用怕自己是邊緣族群，越是女性、少數族裔或者有什麼殘疾，你就越是受優待，生活會比别人容易。”大選前，她曾發表過這樣的看法，“美國人輿論的壓力、社會的嘲笑，都是奔着那些最強、最掌握權勢的人去的，因為他們相信掌握社會資源的人同時也肩負更多責任，所以有錢有勢的人得活在媒體苛刻的審視下，他們的言行不一最容易被人揭發和指責。而普通人的日子可以過得很自由快活。”
也正因為這個信念，大選前《紐約時報》預測希拉裡将有約85%左右的概率能赢得選舉，陳艾瑜笃信不疑。
把非法移民斥為犯罪分子和強奸犯，反對同性婚姻，無視美國憲法“人皆生而平等”精神，還不止一次對女性口出污言穢語的唐納德·特朗普，看起來無論如何不像是正派人能投下去票的美國總統人選。
大選當天臨近半夜，當特朗普赢得選舉的局勢逐漸明朗之際，一些前所未見的事情發生了：一家在紐約創建的、通過短信為人提供危機心理幹預的公益組織（CrsisTextLine）迎來求助高峰，求助短信數量攀升到了平時的8倍，“選舉”和“害怕”成了當晚的關鍵詞。淩晨一點至兩點，美國預防自殺生命熱線(NationalSuicidePreventionLifeline)湧入了660個求助電話，是平時的2.5倍。第二天，一些專門服務于LGBTQ青少年的自殺求助熱線也被打爆，其中一位負責人告訴媒體，上一次他們機構這麼忙碌，還是奧蘭多同性戀夜店大屠殺的時候。
政見分歧在家庭中也投下了陰影。回家那天，站在屋後的小溪邊，亨利對最小的妹妹說：“特朗普是個大壞蛋！”“對的，你知不知道？”陳艾瑜接着問。
11歲的小姑娘低頭沉默了。表情好像有點迷惘，又好像有點受傷。
當地時間2016年11月8日，紐約曼哈頓，一名特普朗的支持者在總統大選之夜靜觀選票結果
大選臨近半夜，當特朗普赢得選舉的局勢逐漸明朗之際，一家在紐約創建的、通過短信為人提供危機心理幹預的公益組織迎來求助高峰
分裂
陳艾瑜一度想象不出該如何面對丈夫的家人，想到他們給特朗普投了票，就難過得不願與之相處。
對像她這樣的自由派年輕人來講，這次大選結果不遜于另一次“9·11”—被撞倒的高塔，是她們心中對美國的信念：為什麼擁有了自由的環境，美國人還是那麼輕易被仇恨煽動？
發現貼在家裡的特朗普助選海報後，亨利在接下來24小時裡都沒怎麼跟父母講話，陳艾瑜亦是如此。當晚，他們去見了老朋友：住在中産階級社區中的自由派老夫婦。他們是他倆在故鄉能找到的僅有的聊大選的人。
“老實說，大選後，如果我得知某個人把票投給特朗普，我對他或她的尊重感就會消失一點。”這家的女主人說，“我們從前是怎麼教育孩子的？你對殘疾人得懷着平等對待的心，你不能欺淩弱小，你必須對世界抱有愛意……可是現在呢？人民選出來的總統，所作所為卻完全與此相反。”“那些非法移民，好多是連飯都吃不上一口的窮苦人，女人，小孩，給一點點工錢就能拼命幹活，可是電視上看到的抗議者，吃得好胖好胖，舉着對非法移民的抗議牌大吼：‘滾回你們祖國去！’為什麼？他們怎麼能說出這樣的話？美國人怎麼會變成這樣？”女主人說得幾乎哽咽。
在充滿了憤懑以及傷感的氛圍中，陳艾瑜問出了那個問題：“我就是不明白，為什麼現在沒有人出來阻止特朗普呢？”
“不，我們不能。”
對方平靜地說。與陳艾瑜抱有類似情感的民主黨支持者可能不在少數，但這裡的人更習慣用另一種方式去處理問題：尊重大選結果，同樣堅持行使批評與抗議的權利。當選總統後，特朗普與互相抨擊多時的美國多家互聯網企業高管舉行了會議。此前，有些與會嘉賓還曾暗示說想用自己研發的新火箭把特朗普送到外太空去。
現在，他們齊聚一堂。會場上，特朗普稱：“你們需要任何幫助我們都會盡力滿足。”會場外，谷歌、微軟和蘋果的數百位員工在一份聲明上簽名，表示如果政府要創建任何根據種族、宗教信仰或原國籍對人民區别對待的數據庫，他們會拒絕參與這類工作。
當選兩周後，特朗普到訪了對他批評甚多的《紐約時報》總部，成為第一個拜訪該報辦公室的候任總統。在那裡，他會見了記者、職員，與大家座談，甚至撫着記者弗蘭克·布魯尼的胳膊說：“我一定能讓你為我寫點好話。”
弗蘭克注意到，出現在時報總部的特朗普“沒什麼熱情去調查希拉裡·克林頓的電子郵件或克林頓基金會”，“在全球變暖問題上願意聽取科學家的意見”，“對邊境建牆一事絕口不提”并且“毫不猶豫地否定白人民族主義者”。
“在我們的會議快要結束時，他甚至預言自己或許可以完成前任們不能完成的事業：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建立持久的和平。”弗蘭克随後在專欄文章《在時報總部會見一個渴望被愛的川普》中寫道，“假如這真的成功了，我們到時候一定會寫非常非常好的好話。”
“我想，要說我們能夠做什麼，答案就是米歇爾·奧巴馬說過的那句whentheygolow,wegohigh（當别人走向道德窪地，我們選擇繼續往高處行）。我們應當盡自己的努力去做好事，關愛他人，影響身邊的人；當特朗普幹出什麼瘋狂的事情，我們可以去抗議，去抵制。”飯桌上，女主人擦擦眼角，告訴陳艾瑜，“也許人們的情緒就像鐘擺一樣，一時會擺到極端的地方，但終究會平靜下來。不管到了什麼時候，愛，才是解決問題的答案。”
這家男主人收到過同社區的居民在郵件群裡傳播的假新聞，主要内容是“自從奧巴馬上台後，美國丢失了多少工作崗位，經濟衰退了多少”。他想跟這些消息較個真，于是一一核查了假新聞中的數據，指出錯誤，發回了郵件群裡。
然後鄰居憤怒地回應：“你為什麼要用真相來歪曲我們的本意？”
經濟，是很多分析家指出的特朗普在搖擺州獲勝的原因。大選後，陳艾瑜第一時間買了一本講述“鏽帶”（鐵鏽地帶，也被稱為制造帶）工人階級家庭生活的書。讀着讀着，她感覺書裡的人“跟國内東北老工業區的人特别像”：曾經是驕傲的中産階級，生活富足，但在全球化大潮中，随着企業外遷、整個工業帶的衰敗而越發困頓。
“當他們日子都過得捉襟見肘的時候，民主黨卻在很激烈地讨論應不應該讓變性人改上廁所，要不要把‘父母親’改成‘家長一’‘家長二’，這會讓他們覺得自己才是利益遭到漠視的弱勢群體。”
即便讀完了這本書，她還是不能諒解夫家：他們并不是見識有限，或者生活困頓，平時也都一心向善，為什麼卻可以安心選擇特朗普？“這是最讓我難過的—他們有的選，然而他們選擇了一個特朗普這樣的人。”
亨利也收到過母親轉發的假新聞郵件，主要内容是奧巴馬可能是穆斯林，以及他并不在美國出生，等等。亨利氣得回郵件問對方：這些消息有說出任何可信的出處嗎？你怎麼會相信這個？
特朗普當選總統那幾天，陳艾瑜的Facebook時間線被紐約朋友對新總統的抗議聲占滿了，她甚至覺得“自己不發聲都有點不好意思”：“我們很習慣失敗了就轉移方向，哪個投對了哪個就是好漢。美國人的精神在于他們的理想不會因為現實的羁絆而改變，反而會在逆境中更加堅定地團結起來。”
她為紐約人感到驕傲。“美國的聲音就是這些個體的聲音的總和，不會被一個人給壓制。”
說完又補充道，“當然，我的Facebook上也全都是知識分子，我聽不到另外一種聲音。”
底特律街頭的廢棄汽車。美國一些老工業城市的衰落讓工人階級和許多曾經的中産倒向特朗普一邊他們未必在生活中見過穆斯林，也不知道中國究竟有沒有立交橋，但對于自己擁有多少權利，卻清楚得很
憤怒
亨利的母親，克裡夫太太，幾乎每時每刻都在幹活。大多數時候，她在廚房裡：要把11個蘋果削成細小的薄片，做孩子點名要求想在聖誕節吃的蘋果餡餅；要把6條香蕉、5個芒果和一堆草莓切成小顆粒，做一份夠15人吃的水果沙拉；拿出家裡珍藏的風幹鹿肉，和香腸、蘑菇、奶酪拌到一塊兒，塞進烤爐，做成聖誕大餐最重要的主菜。有那麼十厘米見方的一格是不加奶酪的，那是給吃不慣奶酪的陳艾瑜留的。
當食材的準備告一段落，她把削下來的果皮和殘渣拿去喂後院裡養的兔子。院子裡還養着雞鴨，2016年12月24日這天，一隻雞下了雙黃蛋，個頭大得驚人，她把雞蛋拿給兒媳婦看，笑盈盈地拿筆在蛋殼上寫下了“12·24艾瑜”，讓她第二天當早餐。
她對陳艾瑜帶回家的中國朋友問了很多問題：中國人都不吃奶酪嗎？中國人愛吃蝦嗎？你們都吃不慣美國菜嗎？都喜歡在菜裡放辣嗎？
最後得出結論：艾瑜是個紐約範兒的中國姑娘。
對亨利·克裡夫的父母而言，如下幾點信念是堅定不移的：政府應當減稅，不幹涉民衆的生活，尊重他們的信仰，保護生命、反對堕胎。
他們未必在生活中見過穆斯林，也不知道中國究竟有沒有立交橋，但對于自己擁有多少權利，卻清楚得很。
這是一個典型的美國保守中産階級家庭。克裡夫一家居住在遠離都市的白人社區，家裡簡樸至極，除了聖母像，沒有其他軟裝。“孩子的笑聲勝過任何裝飾”是夫婦二人共同的信念，他們生育了7個孩子，還從南美洲領養了一兒一女，兒女們從幼兒園到初中的課程都由克裡夫太太親自教授。他們的私家車上貼着貼紙：孩子是上帝賜予的禮物。
每一年，克裡夫先生都會參加“無國界醫生”組織，去海地為當地人義診。
克裡夫家屋後是大片的林子與一條小溪，有時候人們會在那裡獵鹿。亨利在林子裡為他的妹妹建了一座樹屋。
這種生活方式足以讓他們向共和黨投出堅定的一票。特朗普和陳艾瑜至少有一個地方相似：他們都是《紐約時報》的忠實讀者。《紐約時報》也試圖去了解特朗普支持者的想法。“這個出乎意料的（大選）結果讓我們看見美國各地白人工人階級的浪潮”，他們在視頻新聞中描述道。一個頭戴印着“讓美國偉大複興”口号鴨舌帽的白人大學生對該報說：“我挺開心能看到這個（大選）結果。我沒想到他能表現得這麼好。在先前的民調中，希拉裡·克林頓在大部分州會勝出。不過能看到這群與我價值近似的人對大選結果有所影響，實在是很有意思。”
“特朗普是有些言辭不大優雅。關鍵并不是他有多好，而是人們已經厭倦了被欺騙的感覺。希拉裡身上就帶有這種老派政客的風格：掩蓋事實，欺騙民衆。”北卡羅來納州的一位白人中年男子說。
如果新聞報道還能保持持平與客觀的話，大多數時候，知識分子在專欄中對候任總統的吐槽毫不留情。
“特朗普正在組建一個由億萬富翁和偏執者組成的團隊。我們需要用堅定的反抗來讓他認清，”該報的另一位專欄作家寫道，“他是被選舉出來擔任總統，而不是被加冕為皇帝。”
《華盛頓郵報》有專欄直接分析“怎樣才能把特朗普從他的位置上挪出去”。
另一方面，反對這種意見的聲音也同樣尖銳。同樣是在《華盛頓郵報》的專欄，有人寫道：“民主黨精英現在就好比在開一個大型的顧影自憐的派對，除開有那麼點可悲之外，這一幕簡直稱得上滑稽。”
《時代》周刊将特朗普評選為2016年年度人物，并稱他是美利堅“分”衆國總統。
這種分裂至今沒有彌合。1月10日，奧巴馬回到故鄉芝加哥發表離職演說，沒講幾句，台下的支持者們就開始吼：“再幹4年！再幹4年！”
奧巴馬停頓了一下，說：“我不能做這樣的事。”
在1月的金球獎頒獎典禮上，“終身成就獎”獲得者梅麗爾·斯特裡普炮轟特朗普：“這種羞辱弱小的本能，被一個掌握權力的人在公衆場合下随意實踐，它的破壞力正滲透到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中去……當手握強權的人利用他們的地位随意欺辱個别人時，他就是在欺辱我們所有人。”
在YouTube網站的這段視頻下面，網友吵成一團。自稱是“工人階級”的網友留言：“就是因為他們這種心态，我決定投票給特朗普，在兩個壞人當中，他壞得還更輕微點。而這個女人就是那種自由主義精英，還以為每個人都應該關心她想的那些事情，就好像她有多超凡脫俗似的。”
另一個頭像為女性的網友則寫道：“梅麗爾你閉嘴，你就是一坨垃圾，你知道每天不停地付支票、付支票那種過日子的感受嗎？你們不過是一群被寵壞了的大嘴巴。我們這些人已經說出了我們的選擇，你要是不喜歡，走開呀。”
吵嚷間，似乎很少有人記得特朗普在勝選時候說過的話了：“現在是美國弭平分歧傷口、團結一緻的時候。”
對亨利與陳艾瑜來說，這樣的局面委實令人沮喪。就在半年前，他們還對家庭、國家充滿希望。當他們籌備婚禮時，當這個國家的領導人還是首位非洲裔總統貝拉克·奧巴馬時，他們說服了父母，沒去天主教堂行禮。最終在當地大學教堂舉辦的婚禮，完全體現出新婚夫婦多元化的理念：亨利請來非洲的朋友在婚禮上發言，請他出櫃的同性戀表哥當伴郎，請殘疾的大舅舅遞上婚戒，陳艾瑜則讓伴娘和花童穿上中國傳統的旗袍。
主持婚禮的、為各種信仰人群服務的牧師聽說他們的故事後，特意在婚禮上說了一段話：“出生在兩個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家庭背景下的兩個年輕人，能夠相知相惜，走到一起，相比那麼多比鄰而居卻從不知彼此所思所感的人，這一段姻緣，是多麼奇妙呢。”
“一切看起來都是那麼理想，大家都放下芥蒂，彼此言歡，”亨利說，“然後，‘嘭’的一下，大選了，他們都投了特朗普。”
彌合
關于保守家庭的聖誕節，有一點是陳艾瑜沒想到的：候任總統特朗普并不是克裡夫家庭的話題。
回到亨利家之後，除了兄弟們卧室門上的海報和很愛侃大山的外公，她沒有接觸到任何與特朗普有關的事物。全家人都默契地閉口不談政治，電視機再也沒調到新聞頻道，整個聖誕期間都在播放體育比賽。
聖誕節一大早，克裡夫一家聚在聖誕樹下。亨利的父親把幾十份聖誕禮物一一分給在場的孩子。加上陳艾瑜，現在他們有10個孩子了。驚喜、贊歎與歡笑在克裡夫家的客廳裡此起彼伏，陳艾瑜收到的禮物包括一串聖誕主題的風鈴、聖誕風格的廚房用品、一整套彩色的飯盒、一套小遊戲，等等。
婆婆忙着上來跟她解釋：“這串風鈴不一定是配合‘耶誕’，而是整個冬天都可以挂在門上的……”
這個虔誠信仰天主教的家庭送給媳婦的禮物，沒有任何宗教色彩，風鈴是雪花的圖樣，廚房用品的圖案是紅紅綠綠的槲寄生，彩色的飯盒是“先鋒女性”牌的，每個飯盒上都印着自信昂揚的女性形象。
這可能是他們印象中第一次面對一個分歧如此巨大的候任總統，但如何面對“意見不同”，他們并不生疏。在另外的情境下，這個傳統的家庭，也會面臨各種不理解與不認同。“以前我遇到過一個女客戶，一聽說我生了7個孩子，就對我說‘你真惡心’。我回答她說，等你看到賬單的時候，就知道‘惡心’這個詞是什麼意思了。”聖誕派對上，外公得意地對陳艾瑜說，“拜托，這兒可是美國，随你怎麼看不慣我，可别想逼我去幹你樂意做的事兒。”
外公年輕時候參過軍，一度在英國服役，那時他們最大的敵人就是鐵幕下的蘇聯。他大約也想不到，有天自己的外孫會成長為社會主義者。
特朗普并不是他們生活中唯一要面對的分歧。
當全家人跪着祈禱時，亨利雙手抱在胸前，面色平靜地看着他們。
陳艾瑜會對婆婆聊到她關注的女權話題：一部紀錄片，入圍了奧斯卡獎，“那部片子特别有意思，說的是一個留學生，她想關注家鄉的女性議題，于是回到老家，跟拍一群上街抗議社會黑暗的女權分子……咦？媽媽，媽媽您聽到我在跟您說話嗎？”
克裡夫太太沒有回頭，也沒有回應。亨利轉過頭來，對着妻子眨眨眼，說：“艾瑜，我聽着呢。”
剛結婚時，陳艾瑜告訴克裡夫夫婦，按照中國的習慣，她婚後不冠夫姓，還叫陳艾瑜。
克裡夫太太不是很理解這些在紐約泡過幾年的小年輕在搞什麼，也不是很懂“不冠夫姓”是怎樣一種狀态。聖誕前，陳艾瑜收到了婆婆的信，收信人寫着“艾瑜·陳·克裡夫”。
老右派外公總催亨利去他家“收破爛兒”，他有兩盞燈罩碎了的蒂凡尼燈具。為了哄老人家開心，聖誕第二天，亨利出現在了外公家。看着一盞據說是某個先祖買的燈，他問外公：咱們家有家譜嗎？
答案并不意外。這個最傳統的美國保守家庭，也是來美不過百年的移民。
若從外婆那一系來看，亨利·克裡夫是這個家族在美國的第四代。1892年，他的高外祖父帶着年幼的子女從德國來到美國。
“上世紀80年代，你亨利舅舅上大學的時候，還回過德國，據說老家那兒的教堂裡，有一整面牆，都刻着名字叫‘亨利’的家庭成員。”外公告訴亨利。
德國的親戚也曾到美國來拜訪過。就在亨利翻着家譜的那間屋子裡，這些人得知了柏林牆倒塌的消息。“他們坐在沙發上，彼此都說不出話來。隻是抽泣，握手，”外公說，“那情形，叫看過的人一輩子難忘”。
當地時間2016年11月6日，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聖保羅國際機場，一群包括多名華裔在内的特朗普支持者正在集會尋根
“這是我的曾外祖父，亨利·J·韋斯特爵士。4歲時，他跟随家人從德國的威斯特伐利亞來到美國，從埃利斯島登陸。為了給家裡的農場幫工，他在三年級時就辍學，但良好的智慧與常識使他随後入讀聖路易斯大學法學院。1961年，他被選為密蘇裡最高法院院長。當他退休之後，另一位律師曾形容他‘一絲不苟、在經濟上和數字上都極其精确地引證先例，以邏輯與公正去判決案件……哪怕所有的法律書籍都被付之一炬，亨利·韋斯特恐怕也能作出正确的宣判’。能與這樣令人敬佩的人分享同一個名字和同一份血脈，是一種榮耀。”
聖誕過後，亨利·克裡夫在Facebook上更新了這樣一條狀态。
他的家族從踏上美國的第一代起，就是堅定的共和黨支持者，他們守護着傳統價值觀。翻找了資料後，亨利告訴陳艾瑜，當時，亨利·韋斯特法官出身低微，兄弟姐妹都是做小生意的，因為這個緣故，他體恤底層平民的辛苦，抗議征稅，抗拒政府對普通人生活的幹預。
他耿直，虔誠，有原則。這些為人處世的風格，也随着他的女兒、外孫女，一路影響到亨利的生活。
他們的世界觀已經過時了，亨利覺得。這個時代，人類不能隻掃自家門前雪，世界各地的人應當團結起來，了解彼此，共同想法子應對全球變暖。但這并不影響他對曾外祖父的尊重。
陳艾瑜一度注銷了Facebook賬戶。看她總在憂愁特朗普上台，亨利給出的建議與心理醫生在媒體上給大衆的建議是一樣的：不要再時刻關注新聞報道了。他建議妻子閱讀一些歐洲的曆史與文學著作，體會一下啟蒙運動的思想内核。哪怕特朗普當選了，但西方世界從啟蒙運動以來對選舉、理性的信念并未被撼動。
她依然會惆怅“世界為什麼會變成這樣”，但也意識到，民主黨有做得不夠的地方：“他們一直在說要尊重多元化，尊重弱者，但是卻形成了嘲笑保守派的風氣。如果你要伸張言論自由，是不是也得尊重與你觀點相左的人的言論呢？可民主黨一直以來都在喊口号，支持種族、膚色、文化、性取向的多元化，唯獨沒有包容與自己不同的政治觀點。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逐漸把那些支持特朗普的人邊緣化了，自己還沒發覺。”
某些時候，她會想起亨利外公的話：“拜托，這兒可是美國！”
每個人都可以很不同，而他們的“不同”會受到保護與尊重。你可以發聲，也可以用選票去改變，哪怕在特朗普當選的那一天，那長長的選票上其他選項，還同樣是自己改善社會的機會：譬如亨利，在大選投票日當天，除勾選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裡·克林頓，他還面臨着對另外十餘個與佐治亞州市民利益有關的法案的選擇。
他給撥款擴建亞特蘭大城市鐵路系統的法案投了贊成票。
“我需要有一個紮實的根基，才能根據新聞提供的事實做出獨立的思考與判斷，而不是完全跟着他們的意見走。”新年伊始，在亞特蘭大城區歐洲風格的小公寓裡，陳艾瑜重新拿起了寫詩的筆，“我的聲音和觀點，雖然微弱，但在這個國家裡會受到保護，是有人聽、也大有人可以讨論的。”
久違的雪天又降臨到了這座城市。有關部門早早發布警告，大小學校都在大雪降落前提早下課，以求最大限度避開交通不便。合上報紙，生活裡的一切依舊井然有序。
郵箱裡躺着克裡夫太太寄來的感謝卡，這一次，收信人改成了“緻亨利·克裡夫先生與艾瑜·陳太太”。
距離特朗普入主白宮還差10天的時候，芝加哥在一片寒風中迎來了奧巴馬總統的告别演講。“……因此我希望你們相信，不僅僅相信我的能力足以帶來改變，同樣相信你們可以改變國家。我希望你們去相信，相信先賢在建國憲章中寫下的信念，相信那些被奴隸和廢奴主義者輕聲傳遞的觀念，相信移民、家庭主婦和為正義上街遊行的人們高聲傳頌的精神，相信那些将旗幟插上海外戰場與月球表面的人所重申的信條—那是每一個還未曾寫完人生故事的美國人所共有的信念：是的，我們可以改變。”
對陳艾瑜來說，在總統選舉前後，“美國”的含義多少有了些不同。
可以肯定的是，她并非一無所得。在面對特朗普的“迷茫”中，這個90後華裔女性也經曆了“成長”：“重要的是，我們都在學習，并且打開了一個耳朵去聽和我們不一樣的聲音。雖然，無比困難。”
（應受訪者要求，陳艾瑜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