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沈谕最不喜歡串門的一個春節假期，但她正月初四還是去了朋友家相聚。對方是她的高中同學、十年好友，剛從北京回到大連，正抱恙不能出門。
“在哪裡工作，有對象了嗎？”這是春節期間幾乎所有長輩都會問的問題，朋友的母親也不例外。這也是第一年，沈谕的回答終于讓每個人都滿意了。
2016年，沈谕以第一名的成績通過公務員考試，就職于二線城市的政府部門。同年，立業與成家雙修正果，她的訂婚儀式年前舉辦，正式婚禮定在2017年。
關上房門，1990年出生的沈谕卻再次說起辭職這件事。
沈谕不是她的本名，而是她作品中主角的名字。作品中，鄉村少年沈谕從城裡來的表妹的講述中，窺探到未曾想象過的一方天地。表妹返城後，把幻想帶走了，他卻在失落的漩渦中越陷越深。終于有一天，很平常的一天，他被一種沖動捕獲，想要離開，卻隻是在村口轉了一圈，又回到了生養、囚禁、侵蝕着他的村莊，慢慢地度過一生。
高三那年，沈谕靠這篇作品在新概念作文大賽中獲獎。與自主招生失之交臂後，她順利考取名校新聞系。之後7年，她重複着《了不起的蓋茨比》作者菲茨·傑拉德的故事，奮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斷地向後推，最後回到往昔歲月。
直至有一天，她發覺與自己筆下主人公的身影漸漸重合了。
高中生沈谕在作品中的隐喻被大賽評委一眼看穿：這個孩子沒有農村生活經曆，但她是在寫真實的生活和真實的向往。
從頒獎台走下來，閃光燈跟随着背影咔嚓咔嚓，太像夢想開始的聲音。
在沈谕的奮鬥史中，她就是那個不斷掙紮的少年，始終扮演着沖決者的角色。可她的所有努力，再也沒有擊破過校園之外的任何一層束縛，以勝利者而不是逃離者的姿态。
1
沈谕最後一個想要逃離的地方是灰色的機關大樓，在入職後的第7個月。
機關大樓離大海不遠，班車行駛時能聽見海風長鳴，可大樓裡的人際關系，用她的話講，像淤泥一樣難堪。“想到這個就受不了。”
婚禮的請帖在年前就發下去了，沒有包括讓她很反感的一位領導，這個領導“毫無理由地”指責她的工作。幾個同事偷偷告訴她這麼做不合适，或者邀請每一個人，或者任何一個人都不要告知—必須像護着玻璃杯一樣維護和每個人的關系，即使明知那麼做多虛僞。
“想要離開的理由就是這個。”沈谕說。至于“待遇低，失去競争力”，沈谕一點都不在乎。
保留一個“足夠清閑的鐵飯碗”，同時寫點東西，是沈谕說服自己報考公務員的理由，而不是此前時時感受到的來自家鄉強大的拉力。父母希望女兒回鄉陪伴他們，男友想要早點結婚。在讀碩士的最後一年，這樣的電話像蚊蠅一樣糾纏着她。
更重的籌碼，是實習期間所有的激憤和委屈，讓沈谕陷入深深的懷疑之中。這個看起來有些草率的判斷，徹底把她推落到後來無限的挫敗感之中，盡管這份挫敗是僅對她一人而言的。
四周湧來的贊譽和順理成章的成家立業，成為緊緊環繞她的漩渦。
房子也買好了，是89平方米的二手房，瓷磚地面。沈谕固執地在主卧南側用地闆圈了一個五六平米的區域，當作寫作間，并買了一張老榆木的書桌。男友不贊成，說桌闆太重，會砸到小孩。男友和未來的婆婆，都已默認那是将來孩子的玩具區域。
她隻剩下自己的堅持了。
從搬進新居開始，男友就興沖沖地裝點着他們未來的小家。每發一個月工資，就購入幾件家具。每個周末，沈谕都要和他去家具城挑選，有時覺得溫暖，有時又覺得“像在牢籠上多打下一顆釘子”。
生活中唯一符合她的期許的，是“清閑的鐵飯碗”的确如約而至，這是她用才華為自己赢取的最後一份禮物。
沈谕是辦公室裡唯一的新人，“他們把工作都推到我身上了”。她的臉上挂着淡淡的不屑，那些工作對她而言，不費吹灰之力。更多的時間，她被人際關系的謎題深深困擾，無所事事的狀态又把這種焦躁無限放大。
“如果不走，我就會死在這裡了。”進來送水果又旋身離開的朋友母親，沒有聽見這句驚心動魄的話。長輩看“别人家的孩子”那種混雜着熱切與贊歎的表情，在沈谕的學生時代如影随形，現在她卻前所未有地反感它。
2
離而立之年越來越近，沈谕感覺身上的壓力也越來越複雜沉重，也清晰地認識到選擇的代價越來越大。
沈谕覺得自己一直是理想主義者。而理想主義就像冰箱，讓人長期保鮮，而難以成熟。實際上，如果不是無法忍受道德感和完美主義的反複炙烤，平行世界裡的她或許是另外一種模樣。
2016年2月，她決然離開實習兩年即将轉正的一家機構，以一種遠比此刻徹底的姿态，離開了一線城市。
點燃失望的導火索在2015年11月。她把一個喝醉的客戶扶上出租車，送回酒店，客戶借酒動作不軌，領導拒絕她報警，并向她滔滔不絕地講述職場的利益與成熟的标準。
她放棄這個至少在畢業後可以短暫栖身的機會，就像扔掉一顆不漂亮的石子。她傾訴過許多看上去無懈可擊的理由。但她念念不忘的是寫作夢，當時的工作是實現它的一種途徑，但她很快發現，這似乎不是她喜歡的。
2015一年，沈谕很多時間都在給朋友寫信，傾訴她的迷茫。
“我們接受着相對開放的教育，也因此懷抱單純的憧憬，最終面對的卻是一個對理想極其苛刻的社會。餘華十八歲出門遠行，他這樣描述看到的世界：天色完全黑了，四周什麼都沒有，隻有遍體鱗傷的汽車和遍體鱗傷的我。我無限悲傷地看着汽車，汽車也無限悲傷地看着我。”
“可是我很害怕，有一天自己會被完全嵌入社會角色的模闆之中。假如我有一天再也不願坦率直言，我的導師和長輩會不會對我說‘這就是成長’？—成熟無疑是我們所缺少的部分，但眺望未來的時候，我卻漸漸發現這恐怕也是一個正在逐漸變成借口的詞，是為自己的懦弱和放棄尋找一個冠冕一些的解釋。這種‘規勸’像接力棒，一代傳向一代，誰都意識不到這其中深深的諷刺意味。”
最終，她決定報考公務員。這對她的朋友來說，是“驚訝到宛如核彈爆炸的消息”，因為公務員和她看上去是來自陰陽兩極的兩種事物。
“不用閱曆來助推，就隻能用空閑來包容，無論從事什麼職業，我總是一個寫字的人。”她這麼解釋。
在人和無力感的對峙中，她曾試着融入眼下的環境。沈谕跟一群同事去吃自助餐時，角落擺着一台鋼琴。一個小領導吩咐她“給大家彈一曲”—像命令3歲小孩子的語氣。
無數幹脆的拒絕徘徊在唇齒間，她一聲沒吭。上前彈了一段《驚愕》，這首曲子她其實很不熟練，但她記得那旋律是海頓寫來諷刺那些俗氣、蠻橫，卻又附庸風雅的貴族觀衆的。
有掌聲在耳畔響起，她站起身回到座位上。
3
27歲的沈谕一直對王小帥導演的電影《冬春的日子》印象深刻。一對才華橫溢的畫家夫婦，在京城靠着一點點賣畫的收入艱難維生，在日複一日似的晨昏裡，他們做愛、争吵、疲憊、茫然、絕望……周而複始，最後女主角遠走，男主角瘋了。
她不斷回憶起男主角在街邊借酒痛哭的一幕—撕開一切僞裝之後，他第一次承認擊敗自己的還是生活。
這個畫面反複叩擊她的心。在朋友家留宿時，沈谕說了許多話。臨睡前，她說自己最終應該不會辭職，但會繼續寫下去，人生第三局的成敗不會這麼早揭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