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建永已經很久沒有走進新華書店了。
他最近一次探訪這家國有老店，是在2016年8月。他是4月24日即将播出的新華書店80周年同名紀錄片總撰稿人。為搜集素材，他從北京去了趟哈爾濱新華書店旗下的果戈裡書店。
實際上，自10多年前起，鄧建永就鮮少踏入新華書店。60歲的他已習慣網絡購書，也有了更好的閱讀環境，無需再像幾十年前那樣，把新華書店當作第二個家。
他跟新華書店的關系，被時代潮流沖出了一道不斷加深的溝壑。不過，這并不意味着他對新華書店的情感被稀釋、被割舍。“它在我心中的地位沒有變，是觇标，是溫暖的思想燈塔。”在中國傳媒大學附近的咖啡店裡，鄧建永對《博客天下》說。
某種程度上，新華書店陪伴了他從少年到青年的成長，收藏了他不同時刻或隐秘或挂在臉上的快樂與哀愁，也幫助他完成了最初的文學啟蒙。老店員趙金城，前10年在王府井新華書店工作，後21年待在東單課本門市部，算盤是他最好幫手同為50後的作家馬原有類似的記憶和經曆。在那個物質短缺、娛樂匮乏的年代，遍布全國的新華書店就像是一個巨大的精神倉庫，收留了大量無處可去的年輕人。他們在那裡買書、看書、等人、約會、社交、打發青春—說是書店，更像是一個禁止喧嘩的廣場。
馬原還記得那個紮着兩個麻花辮的前女朋友。當時他中專畢業，被分配在遼甯阜新鐵路系統工作，享有免費乘坐火車的權力。每隔幾個月，他都會乘4個多小時的火車去沈陽見在那裡工作的女朋友。他們的相處大多在新華書店度過，閱讀是他們無聲的交流。
如今，近30年過後，他跟鄧建永一樣，很少再踏進新華書店，“好幾年前為配合出版方，去各地新華書店辦過簽售會，但自己去買書，基本沒有了”。他購書讀書、獲取信息、擴建知識結構、與人聚會等需求，有了更多的渠道和選擇。
最初因為政治需要而在抗戰期間的延安誕生的新華書店，在從一個小小的場地成長為擁有近萬家門店的共和國“巨無霸”後，身上的多層色彩在慢慢褪去。可能它本質未變，仍然是國有，仍然以賣書為主營業務，圖書品類也越來越多，但它承載的内涵已遠不如從前豐富。
它一度濃烈的政治意味随改革開放而淡化，獨特的文化啟蒙光輝因出版業興盛和民營書店的崛起而消散，書籍被音像制品、電子設備、文化産品“圍剿”，安靜的讀書氛圍被打破，馬原記憶裡那種拼命壓低聲音卻難掩激揚神态的文學讨論氛圍，已難以再現。
回過頭看，它的進化和發展更像是一個返璞歸真的過程—從一個充滿象征意義的複雜場所，回歸到通俗意義上的書店。
“參加書店就是參加革命”
86歲的趙金城把稀疏白發在後腦勺系成了一根小辮，走路須拄拐杖，耳朵也有點背，記憶卻出奇地好。時間潮水般正在從他身上退去，他腦海裡一些事情卻像石頭一樣留在了岸邊。
他是王府井新華書店的第一批店員。1949年2月，解放軍進駐北京，接手了政權的共産黨開始接管一切。他記得當時各個行業都在換血、重建，街頭報紙上百分之八十都是招生廣告。小學畢業的他因為在西單文具店做過幾年學徒，而達到王府井新華書店招生廣告中“在社會上工作過兩年”的學曆放寬條件，并通過了考試。
讓他印象深刻的是考場上主考官的考前講話：新華書店是革命書店，參加書店就是參加革命；部分店員要随着部隊一塊兒南下，打到哪兒，新華書店就建到哪兒。
聽說要跟部隊走，3000個考生差不多溜了一半。趙金城留了下來，他被“隻要有共産黨，你就有飯吃”打動。“當時對于一個平民老百姓來說能吃一頓飽飯就不容易了。”他說。
實際上，新華書店的政治基因從它建成那一刻就被注入。
新華書店最早叫新華書局，誕生于1937年4月24日的延安，原本是為了對外發售中國共産黨的理論機關刊物《解放》周刊。當時沒有門店，工作人員在延安萬佛洞底層的兩門洞窟外放上一張桌子，既當辦公桌也當賣書櫃台。
洞窟裡沒有書架，雜志和書籍堆滿床闆、桌子、拐角，遮蔽了造像與壁畫。在佛像下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它最早被賦予的政治使命。
鄧建永查閱資料時發現，毛澤東曾3次為這家書店題寫店招。第一次是1939年9月，1946年初第二次，最後一次是1948年底。“1939年的題字拘謹收縮，第三次的四個字就特别潇灑好看，這反映了共産黨不同發展時段裡，毛澤東的心境不斷變化着。”他把這個頗有意味的細節寫進了北京伯璟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制作的紀錄片《新華書店》的解說詞裡。
王府井新華書店被稱為“共和國第一店”，開業之初，趙金城記得賣得較多的是《王貴與李香香》《小二黑結婚》《新民主主義革命》《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等描述解放區日常生活和共産黨政策一類的圖書。200平方米不到的店堂每日接待五六千名讀者，水洩不通，趙金城和同事忙得吃不上飯。随東北率先解放而早先建成的東北新華書店，成了他們的遠程倉庫。店員們白天賣書，晚上跟着大卡車去前門貨車站一趟一趟取貨，“夜裡我們都很少睡覺”。
1953年出版的《新華字典》，是新華書店曆史上熱銷的幾個爆款之一（截至2015年7月，這本書全球發行量已達5.67億本，後創下“最受歡迎的字典”和“最暢銷的書”兩項吉尼斯世界紀錄）。因為當時正在搞全國掃盲運動，大家給它起了個綽号，叫“不發言的老師”。為了讓普通人都買得起，《新華字典》在周恩來的過問下，一直奉行低定價策略，每本售價近似于一斤豬肉的價格。
《毛澤東選集》是新華書店的另一個爆款。1953年初，從人民東北醫學出版社轉入王府井新華書店的成有清，趕上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發行《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這批著作到店後，店員們須先戴上白手套再拆分，這是一項表示恭敬的嚴格規定。
每次發行一卷《毛澤東選集》，店門外都會排起至少一百米的長隊。為控制接近瘋狂的購書局面，1960年推出《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時，成有清琢磨了一個辦法，規定排隊者每十人一組進店，分流至5個收銀櫃台買書，快速清場後再放下撥進店。“我們專門挑了一晚上彩排，把其他門市部的店員借調過來，查看哪個環節不合理。”
王府井新華書店裡的政治濃度，在“文革”時達到最高值。一紙通知，店内文藝書籍被全盤打成“封資修”，貼上“大毒草”标簽，或入庫封存或銷毀造紙。書架空了，又滿了，一本本《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以及馬恩列斯著述碼上去，一樓成了“紅海洋”，二樓賣毛澤東挂像、畫像、徽章、字帖……
那樣一個狂熱又敏感的年代，新華書店内部也很注重政治性。
臨街玻璃展櫃的布置、美工設計、擺放内容等都得先經上級批準，享有櫥櫃展示特權的無一例外都是思想政治類圖書。它們的擺放頗有講究，例如，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須放最中間，左側擺列甯全集，右側是斯大林全集。“列甯全集設計得比較矮，得給它墊上木塊，這樣看過去才齊平。”成有清對《博客天下》說。8個樣闆戲的書，他們也都是遵照報紙上先《沙家浜》後《紅燈記》的順序排的。
甚至1970年王府井新華書店第二次擴容，也是黨中央以發行“紅寶書”的名義特意批複，僅建設半年就交付使用。
一代人的精神糧倉
新華書店因政治需要而建，但政治并非它的唯一屬性。它跟更多的人發生關系，是因為它的貨架上還擺着哲學、文學、曆史、藝術等種類圖書。
在精神産品匮乏、教育落後、全城唯一的文化場所可能就是新華書店的年代，它在幫一代人完成了最初的文學啟蒙、藝術啟蒙、哲學啟蒙的同時，也承擔着一個國家文化複興的重任。
曾經的文學青年鄧建永與新華書店有兩個“10塊錢”的故事。
一次發生在他10歲那年，炎熱的夏日裡，他帶着10元“巨款”領着小他3歲的妹妹，逛遍了天津市和平路上的四五家新華書店，最終換回鼓得發沉的書包。回家後，他一口氣讀完了《雁紅嶺下》。随後，他挨了媽媽狠狠的一頓打——那天，是他去世的父親火化的日子，他和妹妹被留在家裡，他到處亂翻時翻出了床墊下面的10塊錢。第二天，爺爺帶着他去新華書店一家一家退書。講述這個故事時，鄧建永兩手捂了捂臉，松開時眼角明顯泛紅。
一次發生在他17歲時，全家因為支邊搬至甯夏石嘴山大武口鎮的第5年。在農場插隊、負責看管煤泥廠拉卸貨業務的他，某天在收到10塊錢貨款後沒有入賬，而是跑到鎮上的新華書店買回《金光大道》《西沙兒女》。這成了他青年時代的一件隐秘心事。
對58歲的作家止庵來說，新華書店堪稱他文學夢想開始的地方。
1978年4月，王府井新華書店拉了一卡車文學書到北京醫學院。對文學感興趣但自小家中藏書全被抄走的口腔系學生止庵，排在一二十人的隊伍裡，最終買到了《魯濱遜漂流記》《安娜·卡列尼娜》等外國小說。那是他第一次因為強烈的個人興趣而主動買了那麼多書，所以印象深刻。
自此，他幾乎每個周末都會去逛新華書店。他有一個随時補充新内容的筆記本，上面記滿了從各種報刊雜志上搜集來的感興趣的作家及其作品名字。
出了王府井新華書店，他啟動腦海裡線路最優的“逛書店指南”，把北京内城的各家新華書店一一逛完。饒是如此，并不是心儀的書都能買到——買書人委實多，供應的書卻有限，他從黃牛手中購得一套《古代白話小說選》，代價是每本書加價三毛。
“讀書塑造了我的人生觀世界觀，新華書店是我最重要的買書之地。”止庵對《博客天下》說，“一點不誇張，很大程度上，新華書店讓我成為了今天的我。”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科幻作家吳岩一樣也是王府井新華書店的常客。他是60後，1971年上小學起便經常往新華書店跑。那會兒，父母每天給他5分錢零花，他舍不得買冰棍，攢起來買書。
吳岩起先隻在一樓兒童圖書櫃台前轉悠。再大點跑上二樓，跟負責科技書櫃台的店員軟磨硬泡，買“不屬于小孩讀”的成人書。等到上初中，幹脆翹掉每天的課間操和眼保健操，利用有限的30分鐘從燈市口中學一路沖刺至王府井新華書店。
“新華書店确實是特别重要的，我後來的一生就和它有關系，包括我一直跟書打交道，包括我走上科幻創作道路。”吳岩告訴《博客天下》。
2016年6月，在建築行業工作一輩子的孫允平退休後開始寫作。他學會在微信上用拼音輸入法打字，從晚飯後一直寫到第二天淩晨。一個月多後，7萬字的關于回憶北京北新橋的故事成型。“我寫這東西的緣由就是在東四新華書店看的一本《北京的傳說》。”他說。
1964年暑假，13歲的孫允平從廣播裡聽到《北京的傳說》一書，穿越胡同步行四五裡路找到了它。第一天他沒讀完。第二天又去，讀完了。第三天第四天還去—兜裡的幾分錢距離0.4元的售價太遙遠，可喜歡曲藝的孫允平不願放棄這個“聊天”素材，索性天天跑去背。“那會兒我感覺自己像做賊一樣，臉上特發燒，紅一陣白一陣的。”他向《博客天下》回憶。等參加工作有了積蓄後，孫允平開始像要報複似的，頻繁出入王府井新華書店，大量購買文學書。
出生于上世紀70年代之前的人，對新華書店大都懷有特殊且綿長的情感。他們經曆過文化大蕭條，博物館、圖書館幾近關閉，民營書店1980年後才得到發展，唯有新華書店大門常開。
1978年5月1日，“文革”期間遭禁的35種中外文學名著重印出版，經由全國新華書店統一銷售。這是無數人企盼已久的盛事——鄧建永已10年沒讀過它們了，吳岩隻聽過它們的名字，上海新華書店原員工汪耀華稱其為“中國的新的文藝複興”。
在北京，王府井新華書店店外天蒙蒙亮就已排起長隊，甚至有人裹着棉被在那裡過了一夜，以求排到隊伍前面；在上海，17歲的汪耀華被人流擠進新華書店南京西路門市部，玻璃門、玻璃書櫃全被擠破；在天津，南開大學中文系一年級學生鄧建永也在排隊，店外警察和店員一同維持秩序，店内，讀者忙遞錢，店員忙包裝、收銀，“亂哄哄的”。
1982年，國家放開出版社的圖書印刷權、總發行權。由此，新華書店失去圖書批發壟斷地位，但這并不影響它的門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于各城鎮的十字路口。在民營書店氣息尚弱的日子裡，它仍是大多數城市的文化地标，和學生的第二課堂。
1987年出生的孔麗麗是山東臨沂人，小學至初中時段的業餘時間都在羅莊區那間50多平米的新華書店内度過。書架之間距離很窄，地上坐不了，就斜靠着書架站着看書。這樣的姿勢能持續一天，她不餓也不渴，也不注意店外夕陽西下，直到店員着手掃地拖地，她才戀戀不舍地離開。
據點
止庵喜歡逛書店的習慣一直保持到了現在。不久前，他還和一位朋友晚飯後去了王府井新華書店，花半小時左右挑到一本書。他享受淘書的樂趣。翻書時的“嘩啦”聲，油墨味，無意遇到一本好書時的驚喜，這些都是吸引他進入書店的理由。
人們常用“一起扛過槍，一起下過鄉，一起同過窗，一起分過贓”來形容朋友間深厚的感情。到了止庵這裡，好朋友的标準應該是：一起逛過新華書店。
在文娛設施阙如的漫長年歲裡，新華書店有兼具社交功能。
止庵和翻譯家、河南建業足球隊前總經理戴大洪的友誼就是從王府井新華書店開始的。其實，最早是止庵的哥哥在買書時認識了戴大洪，之後他把戴大洪介紹給了止庵。兩人第一次正式接頭是在美術館，止庵帶着女同學，戴大洪帶着男同學，見面後兩位同學去約會，他倆繞道至王府井新華書店買書。
後來，他們每周日都結伴逛書店。其間，最重要的一項活動，是站在櫃台前翻閱《社科新書目》和《上海新書目》，以知道哪些書快要出版。他們還在一起研究，哪些作家的哪本書如果出了應該買，有些連名字都沒介紹過來，他們就根據外文資料自己翻譯成中文記在本子上。詩人江河和顧城也都是止庵的書友。止庵和江河曾一度這樣過周末：先逛西四新華書店的機關服務部，再溜達到景山公園玩會兒，最後到王府井新華書店。1951年10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在北京王府井新華書店銷售1970年代末期的沈陽太原街新華書店見證了馬原和一批讀書人的“柏拉圖式”交往。那家書店第三層全是文學書籍，“那真是三分天下”，如今常駐雲南的馬原在電話裡感慨“現在大書城裡文學書怕是三百分之一都不到了”。那時的馬原，去兩三次書店後，總能遇上幾個熟面孔，眼神再度交會時，他們會互相點頭微笑，但不興說話，“我不主動開口，也沒有人和我搭話”。
類似的場景再度出現，是在拉薩市主幹道人民路（現改名為“宇拓路”）上的一家新華書店。與前次不同，這次他們打破了沉默。
1982年，馬原從遼甯大學中文系畢業後，成為1000名奔赴西藏工作的大學生之一。他在拉薩進入了個人文學創作的巅峰，也迎來與新華書店最親密卻也是最後的一段緣分。
這家書店挨着國營百貨店和黨委辦公樓，是一間100多平米的平房，外牆裝修與内部陳設均不起眼，店内的書籍擺放也沒有章法，橫七豎八的，但倘若耐心翻找，會詫異于書籍内容的豪華—文藝書占到一小半兒，西方現代文學著作、漢譯世界學術名著一應俱全，一些新書一上架迅速脫銷，又迅速增補。
這裡是拉薩文學青年的一個重要據點。買書，聊書，總能看見三五個年輕人湊在一起交流讀過的作品。彼時在西藏電台做記者的馬原到訪頻繁，久而久之在書店結識了一批志趣相投的好友。有詩人、文學評論者、攝影師，也有進藏學生和土生土長的藏民。“新華書店把一撥撥買書的顧客凝聚成了緊密團體。”馬原回憶。
時間一長，讀書團體便開始搞私下聚會，其中馬原家最受青睐，因此有了“西藏第二文聯”之稱。“我家每周末都有人來，有時兩三個，有時四五個，常來往的有幾十号人。”牛肉餅、土豆燒牛腿、東北豆腐魚，這些是馬原招待好友的拿手菜式。天氣晴朗時，他們會漫步至拉薩河河心的太陽島野餐、遊泳、鬥雞、唱歌……
随着時代的變化，人們的社交場所越來越多，已很少有人再把這裡當作交友、約會之地。受多種因素影響，甚至人們到這裡買書的需求也大大降低。一些地方的新華書店，更像是學齡兒童與年邁老人的新領地——裡面的兒童閱讀區永遠人頭攢動，小朋友坐着翻繪本、動物書、漫畫，老人們則大部分背靠書架閉目養神。愛讀書的年輕一代，少數徘徊于一樓暢銷書區域，多數坐在電腦前或點開手機APP一鍵下單。趙金城收集的新華書店老照片，80歲的書店有着滿滿的故事底色
孫允平的身影在新華書店消失許久了，改變始于2000年。“賣的東西全變了，光盤啊，複讀機啊，點讀機啊，所有那帶聲音的電子設備，還放音樂，鬧哄哄的，把安靜的環境攪亂了。賣光盤、教參書的地方人多，賣正經文化書的地方人少。連出版的書，質量都開始下降。不行了，我忍受不了。”
曾拒絕網絡購書的吳岩已積累三四年網購經驗。“體驗實在是好，書籍信息一目了然，打折力度夠大，省時省力省錢。”偶爾，他經過新華書店時也會進去待上二三十分鐘，可不大淘書買書，取而代之的習慣是用手機拍下封面回家上網買。
互聯網的沖擊來得猛烈又迅疾。一邊是營業額逐年下降，一邊是房屋租金持續上漲。因為無法生存，近年來大批實體書店倒閉。
新華書店一樣受到影響。每到一個城市出差都會去逛逛當地新華書店的止庵，有一個強烈印象：各大城市的新華書店跟郵局一樣，大都開在繁華路口，曾經人流擁擠；如今，它也跟受快遞業沖擊而式微的郵局一樣，門庭冷落，不少店面甚至租出去一部分，“書店變成一個小的巷道”。
86歲的成有清也覺得，“新華書店現在遇上困境了”，國家的免稅政策似乎是它手中唯一的砝碼。
不過，無論如何，新華書店仍舊是中國實體圖書龍頭。作為遍布全國的“巨無霸”系統，新華書店如今共計有8000餘處發行網點。
趙金城和成有清曾工作過的王府井新華書店，在1994年11月為配合王府井大街整體改造工程而被拆掉。最後一個營業日是入冬以來最冷的一天，上萬名讀者冒着紛紛揚揚的雨夾雪跑去為書店送行。關門時刻，店領導帶着全體店員站成夾道歡送隊伍，送走最後一位讀者。其間，人群中一位老師傅抽泣起來。“我管這叫體面的拆遷，大夥兒給送走了，還盼着你回來呢。”成有清說。
6年後，離原址不遠的地方，王府井大街南側，一幢高8層、門臉長110多米、總面積超一萬平米的現代化玻璃高樓拔地而起。重新歸來的王府井新華書店，店招去掉了“新華”二字，像是要刻意淡化掉這兩個字曾賦予它的複雜印記。
或許有一定效果，但不可能完全抹去。就像鄧建永雖然不怎麼去新華書店了，甚至不怎麼買書了，但他仍然清晰地記得1978年五一節那天，他起了個大早，趕第一班公交車進城，到天津最大的新華書店門口排隊買書。
那是“文革”後35種中外文學名著解禁重印，由全國新華書店統一銷售的第一天。那天，他捧着巴爾紮克長篇小說《幻滅》走出店門時，“看到東方的太陽綻放出萬丈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