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發的霧霾頑疾，也讓京津冀在環境領域成為命運共同體。
2017年1月，中國人民大學首都發展與戰略研究院舉辦《京津冀霧霾治理政策評估報告》發布會暨霧霾治理政策讨論會。霧霾的成因如何，治理為何難見成效，霧霾治理的難點在哪裡？本刊記者專訪中國人民大學首都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報告發布人石敏俊，從經濟視角解讀霧霾治理。
霧霾之源
談到中國的霧霾問題,人們會下意識地把目光投向京津冀地區。在石敏俊看來，京津冀地區霧霾尤其嚴重，有兩個原因。
其一，京津冀地區自然條件的約束。京津冀地區西側是太行山脈，北側是燕山山脈，又處于平原地區、過渡地帶，地形條件相對閉塞。這樣的地形，使得京津冀地區容易在秋冬季形成霧，在霧霾進入人們認知範圍之前，冬日的大霧天氣在京津冀地區并非罕見。同時，氣溫不斷刷新曆史紀錄的“暖冬”接連出現，導緻不利于污染物擴散的環境持續産生。而冬季供暖期的到來，使霧霾問題顯得尤為嚴峻。
其二，經濟快速發展産生的工業排放、汽車尾氣、燃煤排放等。在石敏俊看來，京津冀地區霧霾問題，歸根到底還是因為京津冀地區污染物總量太大，超過了這一地區本身的環境容量和自淨能力。經濟發展多年，京津冀三地有着各自的發展特征。北京城市規模太大，機動車數量大，排放尾氣大；人口密度大，産生廢棄物多；大規模城市化中，建築工地也産生了大量污染物排放。而在河北産業結構中，重化工業比重很高，鋼鐵産業占經濟總量三分之一左右，幾乎是支柱産業。
自然條件有先天缺陷，再加上新中國成立之初對京津冀地區規劃發展重化工業有一定的欠考慮之處，另外還存在對國際經驗了解不夠的情況。幾相疊加，京津冀霧霾情況問題突出，或許是無法避免的情況。
霧霾治理，核心是産業轉型
2014年2月2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座談會，專題聽取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彙報，強調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是一個重大國家戰略。三年多來，京津冀三地通力合作，抱團向着協同發展的目标邁進。在2015年審議通過的《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中，生态環境亦被列為先行啟動、率先突破的三大領域之一。
“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提出抓住了關鍵，既可以解決北京的城市病，又能解決霧霾治理、産業轉型的問題，在如今矛盾突出的情況下，協同發展戰略的提出非常及時。”石敏俊說。2016年12月，天津，藍天下的天津大學北洋大學堂地标性建築。東方IC供圖
石敏俊認為，人們對治理霧霾最重要的認知是知道藍天需要付出成本和代價。攝影段崴/人民畫報石敏俊看來，京津冀三地在生态保護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影響相互依賴的關系。如今，京津冀協同發展由國家最高層面來推進，三年來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也存在一些阻力。考慮到京津冀三地的發展水平不一樣，治霾的能力和挑戰也不一樣，随着治理水平提高，協同作戰就越來越重要。
“京津冀地區應該在治霾目标上協同配合，而不僅僅是提出具體要求的削減目标。”三地可以建立京津冀綠色經濟共同體，從污染物排放、産業結構，到損害賠償、生态補償相結合的機制形成整體聯動。
石敏俊認為，從長遠來看，協同治理霧霾的思路最終要體現在京津冀地區産業結構調整上。霧霾治理是社會問題、科學問題，也是經濟問題。霧霾治理、綠色發展的核心是産業轉型，簡單的關停企業并不是京津冀地區治霾的根本之策，必須堅定地推進産業轉型，減少資源環境負荷，控制污染物排放量。
“産業結構轉型會帶來一定沖擊，但經濟系統有着自适應能力，會自我調節、減緩沖擊。地方政府必須正視霧霾治理給區域經濟增長和民生保障帶來的短期沖擊，多管齊下，盡量減輕霧霾治理給區域經濟增長和民生保障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石敏俊認為，如果考慮霧霾污染可能導緻的健康損失，霧霾污染治理的真實經濟成本并沒有那麼大。2015年11月18日，北京，京津冀首個交通節能減排實驗室建成。CFP供圖為藍天努力，沒有犧牲是不行的
“産業轉型是關鍵，但霧霾治理、環境保護需要政府、企業、民衆共同參與，這已經成為共識。”在石敏俊看來，人們的生活習慣、社會觀念、産業保護等方面，都對霧霾治理有着重要影響。人們必須要樹立一個重要觀念：藍天不是免費的，為藍天做努力，沒有犧牲是不行的。
上世紀，英國、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都不同程度地發生過霧霾污染，也有一定的治理經驗。工業化前期的日本也曾經PM2.5頻頻爆表，甚至還因空氣污染嚴重爆發了“四日市哮喘病”——四日市當地人因吸入石化工廠的污染空氣導緻呼吸疾病。日本的環保力量從民間環保組織、NGO而起，在民間形成輿論壓力，促使政府采取措施，推動政府不得不正視環境保護問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先後頒布相關法律，八十年代開始多渠道治理環境污染，民間、政府、立法三方形成合力，加大環境規制的強度，推動技術進步，在全社會形成綠色環保的消費理念。
“不光是企業，我們每個人都要對霧霾治理成本有充分認識，藍天是有成本的。雖然可以通過臨時關停相關企業來短暫地保障藍天，但長期關閉這些企業，職工安置等可能會帶來後續一系列社會問題，産業轉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另外，生活産生的污染，燒電比天然氣環保，天然氣比燒煤環保，但這三者的經濟成本也是一個比一個高。生活成本也會增加，公衆的接受程度能有多少？”
石敏俊還舉例，北京工作日的早高峰，家長送孩子上學造成的擁堵幾乎占三分之一，校車制度如果能夠得到推行和保障，就能有效減少高峰時段的汽車流量，減輕交通擁堵，從而減少污染物排放量。但問題又随之而來，沒有政府推動的校車制度，校方需要增加相關人員、承擔更多風險，因而很難有動力去主動配備校車。
另有測算，北京實行機動車單雙号限行期間，燃油消耗量減少了30%左右。根據國際上治理霧霾的經驗來看，油電混合動力汽車燃油經濟性能較高，可以降低油耗，分批改造、替換成混合動力汽車，污染排放量可以降低。但現在的情況是，混合動力汽車幾乎被國外市場所占領，如果從環境層面來考慮，是不應考慮市場保護的。
所以，石敏俊認為，環境保護、霧霾治理并非隻是從上至下的線性行為，是牽涉到社會方方面面的系統工程。在這些方面，城市管理還大有可為。
環境規制無法一刀切
石敏俊認為，推進中國經濟發展的綠色轉型，一是傳統産業的綠色改造，二是發展新型綠色産業，例如高端服務業、旅遊業，轉變産業結構，盡可能減少對環境影響。在産業結構和能源結構調整等長期策略發揮作用之前，在治霾與經濟發展之間取得平衡尤為不易。
随着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人們對環境的要求自然提高，随之環境規制強度不斷加大，對企業的約束更大。另外，人們環保意識增強，城市管理經驗增加，也對環保的要求越來越高。浙江、江蘇、廣東幾個經濟實力強省就在環保治理方面走在了全國前列。“比如浙江紹興柯橋以紡織印染為主業，如今環境規制提高後，鍋爐變燒煤為燒天然氣，環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經濟到一定階段後，對環境污染企業能有類似‘自我淨化’的作用。”石敏俊以自己的家鄉浙江新昌山區為例，上世紀80年代時是将荒山開墾種植玉米，如今人們有了更好的收入來源，早已淘汰低收入的玉米種植，逐漸也就恢複了綠水青山。同時，石敏俊也認為環境規制應根據當地經濟發展水平來确定，自然條件有差别，環境容量不一樣，空間差異化的環境政策，一刀切不現實，也做不到。
石敏俊認為，霧霾治理需要運用經濟規律和經濟手段，包括稅收、補貼、綠色信貸等各種經濟杠杆、激勵和懲罰措施。對于推動生産方式和生活方式轉變，構建霧霾治理的長效機制，經濟手段更加有效。應當更多地運用經濟規律，采用經濟手段，去影響居民、企業和各級地方政府，促使其轉變生産方式和生活方式。
治霾目标需從數量走向質量
在《京津冀霧霾治理政策評估報告》中還提到，可以考慮調整霧霾治理的政策目标。對此，石敏俊解釋，北京市的減排行動計劃拟減少污染物排放量63%，這是一個相當艱巨的減排任務。如果隻硬性規定把PM2.5年均濃度降低到60微克，霧霾治理的邊際成本将越來越高。北京PM2.5主要來源于生活，涉及範圍廣，與民生相關，治理社會成本高、代價大、見效慢。同時，北京周邊的一些地區即使實現了削減PM2.5的目标，但PM2.5濃度仍然很高，比北京高出不少，與人們期望的環境質量目标仍有很大差距。
“污染物總量減排的目标設定以來，可謂毀譽參半。降低PM2.5年均濃度仍可作為霧霾治理的政策目标，但霧霾治理的政策重點應轉向如何減少重污染天氣的出現頻率。”
石敏俊建議，為了使霧霾治理的政策目标更加科學、更具可操作性，應該将濃度目标轉換為污染物允許排放量管理手段，在科學确定環境容量的基礎上，制定現實可行的污染物減排計劃，使得PM2.5濃度目标的實現具有科學的保障。在推進産業轉型，減少污染物排放量的同時，還應積極探索污染物減排措施的科學化和精細化，切實控制和減少冬季靜穩天氣條件下的污染物排放。
“從國際上治理霧霾的經驗來看，二三十年都正常，十年見效也有可能。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累積起來的問題解決起來也需要一段時間。如果各項措施到位，企業成功轉型，十年左右或許能見到明顯改善。”石敏俊說。
2016年8月30日，北京，工作人員正在進行電暖器的安裝及内線改造工作。改造完成後，居民可享受無煤化供暖。CFP供圖
重霧霾來襲，學校停課，老師“直播”上課。CFP供圖
2015年6月12日，北京，藍天和晚霞映照下的國家大劇院。攝影梁芳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