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校本“二十四史”、《辭海》、《資治通鑒》等經典書籍，均由中華書局出版。中華書局供圖北京市豐台區太平橋西裡38号，是如今中華書局總部的地址。門面不大，沒有想象中的恢弘，但古樸、呈書籍翻開狀的建築物外形，又似乎是人們心中中華書局該有的模樣。這家出版機構深刻地影響了中華大地。梁啟超、于右任、範源濂、馬君武、田漢、張聞天、潘漢年、徐志摩、錢歌川、陳伯吹、舒新城等中國學界名人，都曾在此雲集。
“行業不大，但對于社會影響很大。這就是文化的作用。”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說。
乘新風立業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五色旗取代了清朝黃龍旗。同日，中華書局于開風氣之先的上海創立，陸費逵是創始人，“中華”是為紀念古老中國轉型後的新生。
在創立宣言中，陸費逵表明了書局的使命：養成共和國國民，取人道主義，重實際教育，融合國粹歐化，“從此，民約之說彌漫昌明；自由之花，矞皇燦爛”。
奉行“開啟民智”的宗旨，創立之初的中華書局将精力放在了各類教科書上。當時，中華書局聚集了梁啟超、于右任、王亞南、周作人、沈從文、李劼人等諸多知名作者和舒新城、黎錦熙、田漢、張聞天等一大批專家學者型編輯，出版了大型工具書《中華大字典》《辭海》，中國第一部現代排印本古籍整理叢書《四部備要》，中國現存規模最大、資料最豐富、号稱“古代百科全書”的《古今圖書集成》等圖書，以及500餘種新式教科書和40餘種影響廣泛的刊物。
中華書局從成立之日，就自覺承擔了時代使命，希望中國社會與時俱進，希望中華大衆文明開化。這從它出版教科書，到适應社會思潮的《民約論》、“新文化叢書”（含李達翻譯的《唯物史觀解說》等）、“少年中國學會叢書”等，都可以說明這一點。
黎錦熙曾說：“出版界總是得風氣之先的。”這句話揭示了出版界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在中國近代史上，中華書局最大的貢獻當屬教科書的出版，中華書局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教科書革命”理念，以教育為己任，推出教育與出版相結合的經營範式，它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國民，也深深地滋養和反哺了出版業。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位于上海澳門路的中華書局總編輯部，正在工作的編輯們。中華書局供圖
為古籍
新中國成立後，中華書局總部遷京，經過公私合營，隸屬于财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書籍多以财經、農業為主。
1958年，中華書局恢複獨立經營，成為文化部領導的出版古籍整理及文史哲研究著作的出版社。自此，中華書局走向專業化道路。
“1958年2月，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确定中華書局以古籍整理、學術著作以及傳統文化普及讀物作為出版方向。”徐俊說，由此，古籍出版成為中華書局的核心業務。
1959年，北京大學中文系開設古典文獻專業，為中華書局古籍整理培養人才。1964年8月，首批古典文獻專業畢業生到中華書局報到。中華書局老編審張忱石，是其中一員，也是古籍小組重點規劃項目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參與者。
這一新中國最偉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凝聚了中國百餘位文史專家的心血。回憶起當初的工作，張忱石感慨，點校“二十四史”工程繁雜，要從諸多古代版本的“二十四史”中選出最好的一版作為底本，要使用全套标點符号、專名線，要對各種版本進行校勘，收集前人今人校勘成果，寫成校勘記長編，然後再從中選擇精辟之見，寫入校記。點校的過程中，編輯需要有紮實的曆史及文學功底，以校正文字訛誤、史文失實等問題。同時，校勘記撰寫，必須言簡意赅、擊中要害。“怎麼标點，怎麼寫校勘記，大家也不是天生就會的，在無前例可循的情況下，老先生們隻能摸索着進行。”張忱石說。
從1958年至1978年，耗時20年的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完成。如今，點校本《魏書》修訂本負責人、天津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教授何德章表示，點校本“二十四史”印行後，研究中國古史的學者，除了特别需要以及專門從事文獻學研究的學者外，基本上都是使用點校本。
此外，在範文瀾、顧颉剛、王崇武、聶崇岐、鄧廣銘、周一良、季羨林、任繼愈等各界學者和金燦然、宋雲彬、陳乃乾、徐調孚、張靜廬、王仲聞、楊伯峻等專家學者型編輯的共同努力下，中華書局編輯出版了《資治通鑒》《全唐詩》《全宋詞》《永樂大典》《大唐西域記校注》《孫中山全集》等古代、近代經典文獻，以及“新編諸子集成”“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曆代史料筆記叢刊”等，為學術研究提供了大量基本典籍。
“中華書局的突出成就，是堅持住了主業：古籍整理、學術著作及普及傳統文化。”徐俊說，固守根本，也是在夯實傳統文化出版的群衆基礎。1973年春，點校本“二十四史”部分學者合影（啟功先生親筆标注）。中華書局供圖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華書局在上海的印刷廠，擁有當時最先進的印刷技術。中華書局供圖為大衆
中華書局編輯出版的“中華經典藏書”與“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是面向普通讀者的關于傳統文化經典的普及本。據徐俊介紹，兩套叢書去年達到了1.5億元碼洋的發貨量，“可見讀者的需求之大。”
中華書局既為讀者提供成體系的傳統文化經典圖書，也出版有《正說清朝十二帝》、“中華生活經典”等相對輕松的曆史文化解讀類圖書，還有方便人們攜帶的“中華經典指掌文庫”等口袋本。
受互聯網大潮的推動，中華書局于21世紀初便開始了數字化工作。2014年，中華書局推出大型整理本古籍數據庫産品《中華經典古籍庫》，經過5期建設，共包含1902種整理本古籍圖書，涵蓋經、史、子、集各部，保留了圖書完整的前言、注釋、校勘等整理成果，約10億字。2015年，中華書局的全資子公司古聯（北京）數字傳媒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專注于開發、運營古籍類數字産品。洪濤，是古聯公司的總經理。據他介紹，古聯公司整合現有數字産品，推出了古籍整理與古籍數字化綜合服務平台——籍合網。打造一個“線上版”的中華書局，是古聯公司的目标。目前，古聯公司正全力建設一個中華傳統文化的大數據中心。
“我們希望全世界的人，在接觸到中華傳統文化的時候，能夠得到最準确的文本、最精确的解釋、最優秀的理念，這是我們的工作。以前不敢有這些夢想，但現在有了數字化，就有望實現。”中華書局總編輯顧青說。
為責任
中華書局人，不僅把自己的工作作為一種職業，更自覺自願把複興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使命扛在肩上。他們在乎中華書局對國家和民族的文化擔當。
9月中旬的一天早晨，中華書局的已經退休的副總編輯熊國桢背着書稿前來“交活”。老先生已退休多年，但至今還在為中華書局審稿。背着包，搭上公交車，把看完的稿子拿到中華書局，如果有新稿子，他再拿走。顧青說，當天自己麻煩老先生幫忙看《中華大藏經》的稿子，并表示要付一些審稿費，“老先生說，他就是喜歡給中華書局幹點事，跟錢沒關系。”
中華書局提倡學者型編輯。顧青說，做古籍整理工作，很容易一做就是一輩子。即使擁有深厚的專業功底，編輯們在工作中仍然需要研究與學習，更要不斷增強傳統文化的素養。他們對自己的工作要求嚴格，往往會從更長的時間段上看問題。“就像我們經常會對唐人、宋人的書籍進行評價一樣，編輯們會在意幾百年或上千年後子孫後代對中華版古籍的評價，因而做事更加認真。”
中華書局古籍整理出版中心曆史編輯室副主任胡珂，從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專業碩士畢業後，于2011年來到了書局。她說，自己上學時用的書，很多都由中華書局出版，來這兒是心向往之，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中華書局光輝的曆史成就，會讓走上書局傳承之路的她有壓力。而這份壓力，曆史編輯室的李勉也深有同感。
2014年起，中華書局開始了《海外中文古籍總目》的編輯出版工作，旨在對世界各地所存藏的中文古籍進行摸底調整，并出版高質量的海外所藏善本古籍與學術界共享。如今這一全球合作項目已經開始出版。
顧青介紹道，一開始這一項目是中華書局自己做的策劃，也一直持續做調研。之後，因其巨大的文化價值，項目獲得了國家的大力支持，被認定為了國家項目。中華書局希望通過十年或二十年的時間，摸清海外中文古籍的存藏情況，為中文古籍繪制“世界地圖”。
中華書局也在大力推動與落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學校、進課堂。顧青說，中華書局用10年的時間開發了一系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材，涵蓋小學、初中、高中的不同學段，要讀經典、傳知識、講義理，從基礎教育階段，就在學生頭腦中紮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種子。
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攝影董芳/人民畫報
中華書局總編輯顧青攝影董芳/人民畫報
中華書局編審張忱石攝影董芳/人民畫報
古籍整理出版中心曆史編輯室員工。據悉，編輯室正在進行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資治通鑒》修訂本、《龍泉司法檔案選編》、《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書》等古籍的整理與編輯工作。攝影董芳/人民畫報
古聯公司員工。古聯公司緻力于打造一個“線上版”的中華書局，其建設和運營的籍合網，累計收錄各類古籍文獻、研究著作、工具書超過2000種，字數逾10億字。攝影董芳/人民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