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文靜跟随父母來到深圳。這之前，她的父母在湖北黃石擔任公職，但深圳的機會誘惑着這兩位年近40歲的人。
文靜在濱河中學初一年級作了插班生。全校的人都說廣東話，隻有她一個人說普通話。下課時大家圍着她問你是哪來的呀？你為什麼會來這裡？“同學們好奇又友善。”
初夏的午後，文靜坐在她位于深圳大鵬新區較場尾的“岩嶼”民宿客廳中，講述着兒時經曆。
深圳對文靜最大的影響是眼界開闊，信息海量，且多數來自香港。她還記得小時候看過的風靡年輕人的香港時尚周刊《YES！！》（創刊于1990年，2014年停刊），所有的小女孩兒人手一本。當時還随刊贈送謝霆鋒、容祖兒等香港明星的閃卡。
因為深圳和黃石教材差異大，第一次考英語，文靜隻得了50分，在黃石她曾考過120分。從此自暴自棄，“我就成了個學渣。”
文靜高考考上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學習工業分析與檢驗。畢業後去了深圳市水務集團，在水質監測站作化驗員。父母對她這份工作很是滿意，覺得專業對口，又沒有太多社會交往，對女孩子很安全。
十年的光景，她離開時已經是辦公室主任。
曹文靜覺得，她父母年近40歲從體制内脫離出來，是一件很“牛”的事情。
雖然已經做到辦公室主任，但文靜認為已然看不到未來的自己，不如尋找一個未知。“創業是最不可知的，你并不知道明天是吃粥還是吃飯，就出來試試看吧。”
離職的事受到父母的影響。“他們也是覺得如果在老家一輩子就這樣了。我父母都是1960年出生的，他們來深圳的時候，差不多40歲，雙職工直接走，能夠下這麼大的決心，這個事情很牛啊。我覺得他們選擇深圳很明智，因為深圳的機會太多了。影響我父母的大多是潮汕人，他們的那種創業精神、吃苦精神，都很驚人。”
文靜的父母有一位最要好的大哥，是潮汕人，她稱作陳伯伯。這位陳伯伯16歲的時候背着鍋碗瓢盆來到深圳闖蕩。“基本上你能想到的事他都做過。”後來他自己開酒店做餐飲，最終做房地産。“這種榜樣在深圳比比皆是，大家都是那種吃苦耐勞型的，什麼機會都不放過。”
走出體制，文靜并沒有想好做什麼。做民宿純屬機緣巧合。當時房子的主人在尋找合作夥伴，跟文靜聊了以後，覺得這件事交給一個喜歡花花草草、貓貓狗狗的女孩兒應該靠譜，事情就這麼定下來。
“岩嶼”所在的較場尾已有近400家民宿，競争不小。文靜承受着很大的經營壓力，要把房東的投資賺回來至少得六七年。她目前期望能做到自負盈虧。
“岩嶼”有400多平方米，10間客房，黑白調子的裝飾，現代感極強。在一片斑斓的異域風情或陳舊古風裝潢的民宿中顯得自然、雅緻、宜人。客人多為三四十歲拖家帶口或五十歲以上的職業人士。
“在深圳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就是作為一個服務行業的創業者，我是被尊重的。”客人跟她聊天，彬彬有禮。帶來的酒水沒喝完，盡管是很貴的紅酒也會留給她。遇到這些充滿善意的住客，文靜總是感歎，“我是哪裡來的福氣哦。”
曹文靜看好較場尾民宿的前景。“為什麼不看好這裡呢？這裡整個灣全是民宿。”
接受我們采訪的那天下午，深圳市一位副市長到此地調研，文靜的“岩嶼”是其中之一。後來她告我們，副市長看了“岩嶼”後覺得她們做得挺好，但更希望當地商家多關注大的生态圈，對大環境有建設性的改良。諸如大鵬新區旅遊生态圈如何打造、環大鵬半島水陸兩條線如何遊覽之類。
文靜很看好大鵬區未來的發展，因為大鵬新區管委會成立，華僑城也進駐了，整個民宿所在的較場尾将會被打造成5A級景區。“我們這種靠着大樹的地方，自然會被福蔭到。”
民間組織是深圳的特色，較場尾成立了民宿協會。這讓文靜感覺不再是單槍匹馬打拼，作為同業，能交到不同店的老闆作朋友。“我開業的時候，其他店的老闆來幫我擺桌椅、拆包裝，真是撸着袖子幫你幹活。後來有兩個‘90後’小姑娘新開了一家店，兩個人跑過來姐姐長姐姐短，然後又是一個輪回——别人幫我，我幫别人，人們都很友善。現在年輕人好多都是從國外回來，概念多，想法多，和她們聊天，我也有很多長進。”攝影陳建/人民畫報
提起深圳，曹文靜說：“很少聽說在深圳長大的小孩兒要離開深圳，去外面創業。如果創業，他們還是會選擇在深圳。”
深圳有創業需要的一切東西。隻要有想法，就能把它付諸實踐。“比如說我現在開了這樣一家店，如果我要開第二個分店，就會有人給我投資。因為人家看到了這個店，知道你能夠做成。”
在文靜看來，深圳有諸般的好：沒有地域歧視，“來了都是深圳人”，包容極強；文明程度高，司機開車禮讓行人，遵守交通規則，市民坐公交車自覺排隊。
“在深圳，制定的規則，大家是會去遵守的。我覺得這很珍貴，因為規則這個東西，是人為制定的，你想遵守它，那你就去遵守它，不遵守，就當是空氣視而不見。還有一些是共識，你看不見，也不需要去說明，大家都會去做。比如媽媽帶着小學生等着過馬路，看到推垃圾車的師傅掉了東西，小學生會沖上去幫忙撿起來，這不是網上說的什麼好人好事，這是日常可見的事情，我真心覺得很驕傲。深圳就是這麼可愛。”
“我勝在能幹點活，能吃點小苦。我真的沒什麼文化，這是我内心的一個硬傷。”
“岩嶼”客廳中的書架上擺着些黑白攝影作品，還有《三體》《古船》《跟着馬克·呂布拍中國》《中國建築史》《視覺》之類很“文化”的書。文靜說，那都是她看的書。
文靜朋友圈很廣。十年前，跟着年齡比她大十幾二十歲的朋友玩攝影，深受這些大朋友的影響。“在我心目當中，他們很神，一輩子就做一件事情——攝影。現在他們50多歲了，住在溪湧的農家院裡，沖膠片、抽煙鬥、養貓狗，自己給自己建立了一個烏托邦。我是有一點理想主義的，一定要有向往美的沖動，所以我就跟他們在一起。”
還有她父母的朋友陳伯伯，在文靜心目中是一個很不一樣的存在。“陳伯伯60歲的時候，把生意全部分給他的兄弟們，自己拿了一些錢去了西雙版納，包了幾座山頭，完成了他這一輩子的夢想，種茶葉，做出最好的老班章。他喝一杯茶，就能知道這個炒茶師傅的性格是什麼。因為心急的人炒出來的茶是另外一種口味。”文靜很崇拜他。
文化程度也許跟學曆有關，但文化的涵養卻有多種方式和路徑。這一點，在文靜身上很是明顯。32歲的她談吐得體但不世故，性格開朗但不輕飄，善解人意卻不造作。僅憑讀大學得不來這般接人待物既脫俗又切近的氣質。
像許多父母創業成功的深圳第二代移民一樣，文靜更能感受到深圳的富足和文明，遵奉規則，自尊包容。父母和長輩雖艱難但終獲成功的創業經曆，使他們敢于選擇，務實上進。與不同來路、不同年齡但功成名就的朋友交往，使他們懂得放棄，随遇而安。對文靜這樣的深圳第二代移民來說，懂得感恩、與人為善、珍惜生活，既是美德，更是本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