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位于深圳市中部的小山村面積僅有4平方公裡，但卻在40年間，從貧窮落後的嶺南小村發展成為集體固定資産達35億元、村民人均年收入15萬元的現代化經濟體。在這些被稱之為奇迹的發展背後，有着南嶺村兩代人奮鬥的故事。從創業到創新，他們有代溝，也有争執，但敢想敢幹、敢為人先的精神一直被傳承着。
南嶺村社區前的中心廣場上，社區黨委書記張育彪和村民圍在老書記張偉基周圍，聽他講述當年的創業故事。攝影陳建/人民畫報
南嶺村原黨支部書記張偉基（右）與南嶺村社區黨委書記張育彪。攝影陳建/人民畫報“他們說我走資本主義道路，工作組到村裡批判我，走的時候他們說，‘張偉基這個人，還是不服氣’。”
改革開放前的南嶺村，村民“生産靠貸款，生活靠救濟”，貧困的生活迫使許多人逃到境外謀生。方圓幾十裡的人都認為有女不嫁南嶺人。
曾擔任南嶺村第一生産隊隊長的張偉基向我們描述着改革開放前南嶺村的樣子，這也是他和南嶺村的年輕人經常講的，他說，富了不能忘本，隻有記住是怎麼走過來的，才能更好地走下去。
張偉基今年73歲，個子不高，走路卻很快，這和他的工作作風很像，雷厲風行。退休前，他是南嶺村黨支部書記。從20世紀60年代起，張偉基開始擔任南嶺村的村幹部。面對村子貧窮的狀況，他開始“窮則思變”，帶領村民搞起了副業，很快，第一生産隊家家戶戶的生活都有了改善，有的家庭甚至買上了鳳凰牌的自行車。但張偉基卻因此被工作組批判了，說他走資本主義道路。大大小小的批判會開了一年，但工作組走的時候隻能無奈地承認，“張偉基這個人，還是不服氣”。
“不服氣”的張偉基并沒有放棄帶領村民脫貧的想法，很快，改革開放的政策讓他和村民們看到了希望。134戶、576人，分4個生産隊，共有20多頭耕牛、10多台打谷機，1間小型糧食加工廠，幾間将泥磚飯堂改建的生産隊倉庫。這是改革開放前南嶺村的全部家底。發展農業可能不行，但南嶺村有閑置的土地，張偉基就把主意打在了“内聯外引”建工廠上。
1980年初，經張偉基百般遊說，多方溝通，準備引進内地一家電子廠與南嶺村合辦内聯廠。但合辦報告送審後，久久未見批複。為此，張偉基就“纏”上了審批負責人，從家到辦公室，他步步緊跟，“你不批我是不會走的”。最終這位負責人被他打動，佩服地說：“你真牛。”深圳第一家内聯企業，就這樣在南嶺村誕生了。
而第一家香港企業的到來也是充滿曲折。當時，不少香港客商到寶安尋找商機，他們住在寶安外貿公司所在的新安酒店。張偉基就帶着兩個負責外聯的村幹部“蹲守”在酒店外。餓了，吃口盒飯；困了，席地而睡。一看到香港客商就主動上前聯絡，請他們到村裡考察，投資辦廠。這一守就是兩個多月。也有港商被他們拉到南嶺村，留下的卻沒有。當時的南嶺村依舊貧窮，連一平方米的水泥路都沒有，更别說水、電這些辦廠必須的基礎設施了。為了留住港商，張偉基就帶領村幹部和村民一起開始整治環境：一擔擔從山上往下挑土填平路基，突擊修路，種樹綠化，美化村容村貌。
“後來港商到南嶺村一看，我們這兒雖然窮，但是幹幹淨淨，就留下了。”回憶當年的那段艱苦歲月，張偉基頗有些得意地笑了。
一家接着一家，到1987年，南嶺村建起第一工業區，内聯外引企業14家，全村固定資産530萬元。大部分村民進廠務工，變農民為企業員工，每天8小時工作制，月終領工資，與市民相差無幾。南嶺村社區黨群服務中心内，來自革命老區的村黨支部書記們參觀南嶺村社區緻富思源展覽館，聽南嶺村社區黨委書記張育彪介紹南嶺村社區黨建經驗和經濟轉型情況。攝影陳建/人民畫報“你說話要負責任，村民才會肯跟着你一起幹。”
在南嶺村，我們無處不感受到村民對這位老書記的敬重。當我們問到為什麼會這麼信任他時，村民的回答卻是：“就是願意跟着他幹。”
1982年，南嶺村當時還是4個生産隊，張偉基任第一生産隊隊長，拿到了第一筆征地補償費—43萬元。領回後，窮怕了的村民都希望分了補償費用于改善生活。但張偉基反複思量：集體經濟就像母雞，養好了才能下更多的蛋。于是他做了一個決定——1分錢不分，集中起來搞發展。實際上，當時第一生産隊一共35個勞動力，張偉基家就占了12個。如果分錢，他們家能分到十幾萬元。村民們看到本來可以分不少錢的張偉基帶頭不分錢，很多人就改變了想法，同意把這筆錢再投入去建廠房擴大再生産。
1983年，鄉鎮建議南嶺的4個生産隊合并，村民都希望張偉基來主持工作。這時，張偉基又提出把第一生産隊的資産公有化，成為全村的資産，這樣才能共同緻富。第一生産隊的一些群衆對此有意見，張偉基就一個個上門去說服他們。同年7月，合并的事情終于達成。通過村民每人一票的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選舉，張偉基當選為村黨支部書記兼村民委員會主任。南嶺村從此由4個生産隊正式整合為一個村，張偉基通過“一張白紙選村官”，成為南嶺村的“帶頭人”。就在這一天，張偉基鄭重地向村民作出了4點承諾：第一，吃飽飯；第二，住新房；第三，有錢花；第四，健康長壽。
35年後，當我們提到當初的這4點承諾，張偉基掰着手指頭和我們細數着他是怎麼做的。老人自豪地說：“你說話要負責，村民才願意跟着你一起幹啊。”
“一起幹”，在南嶺村可不是一個形容詞。下大雨，雨水淹了廠房，是張偉基帶頭跳下去疏通；為了整治村容村貌，村“兩委”班子成員的家屬中，有7人在村清潔隊當清潔工，一幹就是十幾二十年；為了讓外來務工人員能在勞動一天後洗個熱水澡、安心在南嶺村工作，村裡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修建了浴室，張偉基的妻子當起了燒煤的鍋爐工。
曾和張偉基搭班子的李宏慶（原南嶺村黨支部副書記）說：“老書記經常對我們說，黨員幹部要帶頭，黨員幹部的家屬也要帶頭。你不帶頭，你叫誰去幹？南嶺村一共六個姓，大家都是靠本事，誰有能力誰上。老書記不僅有能力，凡事還都自己帶頭沖鋒陷陣，大家自然信任他。”
用張偉基的話來說，黨員、幹部要有公心。如今在南嶺村，這份公心依然還在。幾十年來，南嶺村從來沒有一位黨員、幹部違法違紀出現經濟問題。黨員、幹部中沒有一家私人小店，沒有一平方米的私人廠房，和村民一樣，同股同利。
“我的父親是一個十分頑強的人，他教會我很多做人的道理和做事的方法，我很敬佩他，但我畢竟不是他，我要走出自己的路。”
接受采訪時，張偉基的長子張育彪陪在身旁，不時為我們“翻譯”他的父親、也是自己老領導的客家話。
張育彪如今是南嶺村社區黨委書記、南嶺村社區居民委員會主任。
作為土生土長的南嶺村人，張家到張育彪這一輩已經是第25代。從兒時起，他親眼看着父親帶領村民從一窮二白打拼過來。父輩的勤勞和辛苦他看在眼裡，對這份工作的艱辛自然也了然于心。
“說實話，這份工作并不是我最想做的。但我既然做上了，就不能停。好像是一名出現在電視直播中的長跑運動員，我不能中途退出。”
1994年，張育彪大學畢業後回村，和父親一樣，他從村團支部書記開始做起。擁有華南理工大學管理學碩士學位的張育彪坦言，壓力很大。
“很多人說我是靠父親，那我就要證明給他們看我自己的價值所在。”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南嶺村開始了新一輪創業。他們投資9000多萬元，興建了黃金園工業區，引進8家外資企業。這個工業區每年為村裡創收1000萬至2000萬元，相當于每個村民人均收入增加2萬元。
張育彪所要面對的，不再是“一窮二白”，而是如何帶領南嶺村“再創輝煌”。
“再創輝煌”不僅僅在經濟發展上。深圳市統一部署，2004年開始推進農村城市化，南嶺村由村改制為社區，成立社區股份合作公司。2006年，南嶺村成立了社區黨委，是深圳市第一個“村改居”社區黨委。本村本民1000人、戶籍人口6000多人、常住人口8萬人。對身兼黨委書記和居委會主任的張育彪來說，如何保障他們生活安穩、幸福，打造一個幸福、宜居的現代化社區，是眼前最為重要的任務之一。
但父親的影子無處不在。在采訪中，張育彪和我們重複最多的話是：“我十分尊重我的父親，但我畢竟不是他，我要走出自己的路。”
黨的十八大以後，在國家提出新的發展戰略的新形勢下，張育彪和他的同事們開始思索，南嶺村為落後産能當“房東”，還能富多久？南嶺村的可持續發展，必須要靠創新驅動來實現。
2017年，南嶺村斥資3億元設立深圳市首個社區股份公司創投基金，主動對接一批具有前瞻性、創新性、高成長性的創新項目落地。對此，作為老書記的張偉基表示反對，他認為基金風險太大，一些新産業收效也慢，還是“收房租”安穩一些。為了淘汰落後産能，南嶺村與一家企業提前終止了合同，為此賠付了2000萬元的違約金，張偉基對此也不支持。一家在村中多年的企業合同到期續租時嫌租金高，張偉基認為可以酌情減少，張育彪則堅持按市場規則去談判解決，“這是他當年一手引進來的，我理解他有感情，但我們不能按照從前的打法，要按照新的市場規律來辦事，我們要掌握主動權，不能隻是被動的招商。”
有時嫌父親唠叨太多，張育彪笑稱自己甚至不想回家吃飯。一次父子倆的意見實在無法統一時，張育彪給父親寫了一封信：“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你們那一輩敢想敢幹，敢為人先，我今天也是要這樣。以前那麼苦，你們都幹出來了，我們沒有道理做不成。你教我幾十年的價值觀，今天你不讓我這麼做是不可能的。”
這種價值觀，是公心，是敢于擔責，是遇事不能後退，是不能被打垮。代溝依然存在，發展理念也還有不同，但這份價值觀卻在父子兩代人中傳承了下來。
幾年前，南嶺村的股東大會上，張育彪立下軍令狀：三年轉型不成功，他就辭職。“我有決心把我們南嶺村的集體經濟做成一個現代化企業，我不怕擔責任。”
和父親當年的情形一樣，村民選擇信任這位新的領頭人。股東大會上，股東們投了信任票，南嶺村的經濟由此進入了新的一輪征程。南嶺村社區構建“黨員+社工+義工”服務機制。社區現有注冊及備案社團組織34個，義工服務隊20支，其中黨員志願者230多人，志願服務做到常态化。攝影王蕾/人民畫報張育彪去北京中關村創業大街“取經”，與清華啟迪、中山大學“千人計劃”專家團隊合作建設科技園、設計研究院，租金不再作為主要收入模式，而是通過股權獲利。如今南嶺村建起了科技園，組建了“南嶺股權投資基金管理公司”，鎖定人工智能、電子信息、生命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等核心闆塊，引入數十家“高大上”産業，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博導、國家“千人計劃”專家容益康領銜的“康體生命”科研團隊就是其中之一。在入駐南嶺村1983創意小鎮8個月内，“康體生命”就研發出首款國産GFP抗體，成為抗體市場的“制造擔當”。
“過去我們靠種地，後來‘種’房子，現在我們要‘種’高科技。我有信心培育出一到兩家高科技企業，做大做強，将來有一天，我要帶着南嶺村民去敲鐘上市。”張育彪說。南嶺村社區居民老年合唱團攝影陳建/人民畫報
南嶺村社區黨群服務中心内，居民們跳起健身操。攝影陳建/人民畫報“我們最終的工作都是做人的工作，隻要有着這個信念，沒有解決不了的事情。”
身兼社區黨委書記和居委會主任，張育彪每天的工作繁忙而瑣碎。
早上8點30分，準時到辦公室。十多年前，南嶺村開始推行電腦指紋考核，要求黨員率先垂範。除了堅持早到之外，南嶺村黨支部（黨委）黨員更要堅持每晚8點30分到11點30分的值班工作，幫助社區、群衆解決問題。張育彪也不例外，每周兩次帶頭值夜班。
每周，張育彪會主持召開南嶺社區班子聯席會，這個周例會是社區的最高決策會，由社區黨委會議擴大至“兩委（黨委、居委會）”、股份公司“三會（董事會、監事會和集資管委會）”等幾套班子。民主集中，群策群力，最為重要的是要解決問題。
之後，張育彪會到南嶺村社區黨群服務中心轉上一圈。南嶺村社區黨群服務中心位于社區中心，是深圳市目前規模最大、功能最齊的社區黨群服務中心。服務中心配備便民服務大廳、黨群工作部、24小時自助圖書館、社區U站、和諧促進會、老年大學、社區學堂、婦女兒童之家等功能區域，提供大小40多項公益服務項目，轄區居民均可免費使用。
和那句家喻戶曉的“來了就是深圳人”類似，在南嶺也有這樣一句話深入人心，“來了就是南嶺人”。南嶺村社區所服務的不僅是本村原村民，更有數萬名外來人口。
“從我父親開始，我們服務的對象就沒有自己人和外人的區别。”張育彪介紹說。當年，為了讓外來務工者能夠安心工作，南嶺村在每家進駐企業設置了駐廠廠長，及時了解和解決外來務工者的需求。逢年過節，南嶺村會給回不去家的務工者提供自助餐。南嶺還率先建立了村辦醫院，每位外來務工者隻要交2元錢，就可以享受統籌醫療。
“當年有時工人和企業發生勞資糾紛，隻要我父親在場，就會為外來務工者争取權益，他們都十分信服他。”但今天，治理一個龐大的現代化社區，僅靠個人威信是不夠的。張育彪選擇了專業人才。
如今，張育彪的副手，是一位學習社工專業的專業人士。張育彪發現他很有工作方法，十分擅長和人打交道，就力推他主持社區的工作。“尊重人才，父親一直也是這樣做的。”
從清理商販占道經營，到拆除違建、治理環境，快速的城市化，使得社區需要解決的問題十分複雜。“每一件事也許在我們看來都不大，但對居民來說是大事，我們就當成大事來對待。我們最終的工作是做人的工作，隻要有這個信念，就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在南嶺村社區黨群服務中心，一樓服務大廳正牆上兩行紅色大字十分醒目：“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标。”
“習近平總書記在電視上講這句話的第二天，父親就讓我們把這句話刻上去了。”張育彪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