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決定：批準國務院提出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設置深圳經濟特區。四十年前，中國的改革開放以思想解放發端。人們擺脫刻闆的教條主義，回歸實事求是；擺脫計劃經濟的局限，按市場規律辦事。“解放思想”口号的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的大讨論，實現了中國共産黨在思想路線上的撥亂反正，成為掙脫僵化思想束縛、開啟改革開放新篇章的先聲。
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始于深圳蛇口。四十年來，深圳經濟跨越式增長。1979年，深圳國内生産總值（GDP）僅1.97億元，人均GDP606元。2017年，深圳GDP2.24萬億元，人均GDP18.31萬元。2017年，深圳GDP略高于全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中排名第15位的省級行政區劃，人均GDP在内地大中城市排第1，是全國平均水平（8836美元）的3倍多。
今天的深圳，成為中國經濟中心城市、科技創新中心、區域金融中心、商貿物流中心，擁有華為、招商、平安、騰訊、萬科、正威、恒大7家世界500強企業，吸引了200多家世界500強企業的投資。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2年12月視察深圳期間指出：“深圳是我們國家最早實施改革開放的城市，也是影響最大、建設最好的經濟特區。”
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提出蛇口先行先試；曾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習仲勳，提出廣東“第一個吃螃蟹”；蛇口工業區的領頭人袁庚，“把腦袋别在褲腰帶上”。這些改革開放的先驅皆已作古，但他們的膽識與智慧，擔當與胸懷，成為中國改革者特有的氣質。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時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等改革先行者向中央打報告，提出了創辦對外加工貿易區的建議，要求“第一個吃螃蟹”；鄧小平審時度勢，創造性地提出建立特區，鼓勵改革者“殺出一條血路來”；袁庚在蛇口工業區實行改革開放，不惜“把腦袋别在褲腰帶上”。這種種豪情與悲壯，足見當時改革者面臨的艱難險阻。要轉變“甯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愚昧觀念，要打破“姓資姓社”的思想迷思，必須具備極大的勇氣和膽識。
鄧小平青少年時代赴法勤工儉學，戰争時期經曆槍林彈雨，“文革”時期面對命運起落。袁庚參加過抗日武裝，做過情報工作，當過外交官，“文革”時被陷害囚于秦城監獄。這些傑出的共産黨人經曆大風大浪，煉就一身膽魄和遠見卓識；經受革命鬥争的粹煉，成就了寬廣胸襟和超人智慧。這是改革先行者的必要條件。
袁庚說：“蛇口的發展是從人的觀念轉變和社會改革開始的。”面對改革開放的複雜局面和未知前景，面對舊有制度規則和傳統觀念的挑戰，啟蒙思想、創新理念是必然之路，也是必由之路。1981年，蛇口提出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在經濟觀念和時間效率觀念淡漠的20世紀80年代，不啻于“沖破思想禁锢的第一聲春雷”。
1979年之前，中國采用“大鍋飯”的平均分配原則。蛇口工業區按經濟規律辦事，率先實行超産獎勵制度，激發生産者的積極性；率先取消住房分配制度，實行職工住房商品化，由此擺脫了人與單位的依附關系，促進了人們的自由流動，自主擇業；率先廢除幹部職務終身制，實行聘用制，幹部能上能下。
分配制度、管理體制、幹部人事制度、用工制度、工資制度、住房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改革，始于蛇口。每一項制度的創設與改革都面臨着巨大的風險，都考驗着各級領導者和改革者的智慧與膽識。在這一過程中，競争觀念、市場觀念、契約觀念、信息觀念、績效觀念、和職業道德觀念漸漸形成，“開創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最具時代氣息、最具創新氣息的精神文明”。
在改革向何處去的關鍵時刻，鄧小平要求：“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幹不出新的事業。”
既便是隻有百餘戶村民的南嶺村，帶頭人的勇氣擔當也是改變貧困狀況的先決條件。1974年，擔任南嶺村第一生産隊隊長的張偉基因為帶領村裡人搞副業而受了一年的批判。1979年，村裡種的柿子賣給國有收購點隻有9分錢一斤，自己加工後在市場可以賣到1元錢一斤。但是加工賣錢的行為被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受到批判。張偉基質疑：“如果大家受窮，社會主義有什麼優越性？”
改革開放後，為吸引外資到村裡辦廠，需要貸款170萬元，面對村民的擔心，張偉基大膽承諾“還不起我來還”。1987年12月1日下午，深圳市政府舉行土地使用權公開拍賣活動。深圳房地産公司經理駱錦星（舉11号牌者）以525萬元的價格，獲得了市政府拍賣的一塊8588平方米住宅用地的使用權，使用期限50年。1984年，南嶺村率先探索農村股份合作制，當年就實行了股份分紅。當時，中國大多數農村剛剛推廣“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
1983年，南嶺村四個生産隊合并，成立了村委會。張偉基率先提出“一張白紙投票”的匿名選舉方式，成為基層民主自治的最早嘗試。
土地是命根子。寶安區懷德村（今懷德社區）的帶頭人不走尋常路，堅持以集體土地資源保值增值為核心。當大多數村集體賣地分紅、賣地建廠房時，他們買下20萬平方米土地，并陸續回收居民宅基地50多塊、房屋400多棟。土地集中連片開發，用于廠房建設和商業發展。這一頗具遠見的舉措，使懷德村逐步從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向現代化企業演變，走上了資産資源資本化的多元化發展道路。
這些基層黨員幹部的改革膽識，源自貧窮生活的經曆和讓鄉親們過上好日子的願望。“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标語牌。（攝于20世紀90年代初）改革開放之前，深圳是閉塞的小縣城，一河之隔的香港則是國際金融大都會。巨大的反差，形成強烈的刺激。開啟國門，開啟眼界，開放思想；走出國門，感知世界，學習先進的科技與不同的文化。深圳改革開放的曆程印證了一個道理：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後。
在位于深圳市海上世界文化藝術中心的“蛇口改革開放博物館”，《春天的故事》改革開放四十年展覽正在舉辦。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1978年，随着真理标準的大讨論，國務院派出考察團赴國外考察，借鑒發達國家先進經驗，醞釀全面改革，對外開放。1978年5月，為了解西方經濟發展情況，探索經濟技術合作新方式，以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為團長的中央政府考察團赴西歐五國考察。這是建國後中國首次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派出國家級政府經濟代表團。”
到發達的國家去開眼界、取真經、引資金，這是改革開放的标志性舉措。
1980年1月，蛇口正式招商引資，向世界發出投資邀請，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信号，在國内外引起強烈反響。1980年，蛇口組建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中瑞（士）機械工程有限公司”。1982年，蛇口第一家中外合資經營進出口商品并收取外币的購物中心開業。1983年，蛇口建立第一家日資企業“三洋電機（蛇口）公司……
1983年9月25日，經國務院批準，蛇口港區正式成為國家對外開放口岸。
南嶺村的張偉基雖是一介農民，但也意識到與外商合作将為這個村莊帶來一線生機。1979年，深圳開始引進“三來一補”企業。張偉基每天帶着村民去當地最高檔的酒店蹲守，尋找與港商合作的機會，最終，引來港商在南嶺村投資建廠。
張偉基退休後，兒子張育彪被選為村黨總支書記。南嶺村改制為社區後，張育彪擔任社區黨委書記。生于1974年的張育彪見證了父輩的創業曆程，也經曆了深圳從一個小漁村到現代化都市的轉變。他對于南嶺村的規劃已跳脫出小小的村莊、社區，而是着眼于全世界。
四十年前，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2012年，習近平說：“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标。”20世紀80年代，黨中央決定創辦深圳經濟特區，“就是要求深圳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先行一步，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複興、人民幸福探索新路”。
1979年5月6日，南嶺村曾經有過一次100多名村民“逃港”事件，張偉基的妻子也在其中，那年他們的兒子張育彪隻有5歲。當時的南嶺村是寶安縣一個僅有百餘戶居民的小村莊，生産靠貸款、糧食靠返銷、生活靠救濟。
1980年，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決定，批準國務院提出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深圳經濟特區建設啟動，南嶺村的發展也由此開始。窮怕了的村民在張偉基的帶領下，從與港商合作起步，充分利用集體力量，逐漸發展起工業、旅遊業、商貿業，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
1984年，南嶺村率先辦起村醫院，實行統籌醫療，工廠裡的外來勞務工者每人每月交2元統籌醫療費，在村醫院看病不用花錢。1986年，南嶺村建起了第一個工業區，實現了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飛躍。到1991年底，南嶺村人均集體分配超過1萬元。
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後，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張偉基借勢帶領南嶺村先後建成4個工業區，引進國内外十多家高新技術企業，推動第三産業快速發展。1994年，深圳頒布《深圳經濟特區股份合作公司條例》，南嶺村成立股份合作公司，村裡的部分集體資産轉為村民的個人股權，村民人人持股，年年分紅。
從2015年開始，南嶺村着重股權投資，與清華大學的清華啟迪合作建設科技園，共同成立投資基金，南嶺村占50%股權；以1.2億元收購了一家投資公司，斥資3億元設立深圳市首個社區股份公司創投基金。如今任南嶺村社區黨委書記的張育彪的目标是“三年左右培育1至2家南嶺村控股的優質上市公司，還要打造屬于自己的金融平台，帶着村民去敲鐘上市。”
在寶安區，懷德社區的集體經濟持有者——懷德股份合作公司，通過統籌規劃社區土地資源，目前運作有4大土地自主開發項目：懷德公元、懷德峰景、懷德航港國際、懷德舊村改造。同時，懷德社區堅持實體經濟發展，改造建設現代航空物流園，重點發展航空物流、智能倉儲、供應鍊管理，新建高新科技産業園，通過産權換股權模式，引入5家上市企業、100家高新科技企業，打造300億元産值規模的專業化園區。最早實行勞動用工制度改革的竹園賓館。
1990年，蛇口工業區有限公司舉行董事候選人答辯會。本刊資料懷德新一輪的發展規劃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一方面通過資本運作，投資金融領域，探索購買優質資産、股權等獲取收益。2016年，以懷德股份合作公司入股深圳農村商業銀行，占股5.15%成為第一大股東，每年實現投資收益分紅7190萬元。另一方面通過自主經營、獨立開發，實現資本運作利益最大化。
由淡朗姆酒、青檸、蘇打水和薄荷制成的雞尾酒Mojito，在北京的酒吧裡被音譯為“莫吉托”，在深圳的餐館中則被稱作“夢奇多”。這與深圳年輕人多、夢想多、機會多的城市特質十分匹配。
深圳奇迹般地崛起。38年前，這裡的人口僅33萬，最高樓隻有3層；今天，人口超過2000萬，100米以上摩天大樓近1000棟，實現100%城市化，外來人口占95%以上，平均年齡隻有32.5歲。
今天的深圳依然是創業者的樂園、創新者的思想庫。承繼了四十年前深圳領導者的高瞻遠矚、大膽突破陳規舊習，改革者的敢試敢闖為和年輕人的開辟一片自由天地的特質，今天深圳市政府因其國際化的眼光、服務型的導向而深得創業者、創新者的贊譽。
深圳市政府深知人才對于這個年輕城市發展的關鍵作用，優化重構人才政策，實施“英鵬計劃”“孔雀計劃”等吸引海内外各類高端人才的計劃，特别是推出針對國際人才的系列政策，以全球視野面向全球招才引智。
龍威，39歲，本科畢業于清華大學，博士畢業于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曾是BP石油公司岩心數字化與智能決策技術的領軍人物。他率領的團隊獲得2017年廣東省“珠江人才計劃”創新創業團隊及深圳市海外高層次人才“孔雀團隊”項目資助。
他眼中的深圳是創新的城市，開明開放，觀念國際化。他不僅得到政府資金的支持，更感受到服務型政府的務實、高效。大疆、比亞迪、招商、平安、中信、華為……諸多名揚海内外的企業，都有深圳市政府的扶持與幫助。
佘振定，35歲，清華大學生物材料方向博士。在深圳十年，佘振定帶領研發團隊研發的人工皮膚，适用于大面積真皮缺損的再生修複與功能重建，成為國内首創，具有國際領先水平，市場潛力逾百億元。他創立深圳蘭度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将科研成果産業化。
佘振定說，深圳市政府制定的多種上下遊産業配套政策，以及人才引進政策，為年輕的創業者提供了優厚的條件。公司的年輕人居住在政府建設的安居房中，免受擁擠的通勤之苦，年輕的團隊享受工作之樂和生活之樂。
曹文靜，32歲，深圳“第二代移民”。父母一代放棄傳統且舒适生活到深圳創業打拼的經曆成為“深二代”子弟們的榜樣，深圳良好的創業環境為他們注入了不懼失敗的勇氣。曹文靜在大鵬新區與人合作投入500萬元資金，開辦一間現代風格的民宿。自稱從小學習成績不佳的曹文靜在這裡找到了實現自身價值之所在。
李佳鴻，生于1994年，第二代深圳人，酒店管理專業本科生，在希爾頓、威斯汀酒店實習過，卻選擇到曹文靜的鄉間民宿打工。他的理由是：“在五星級酒店服務，你能跟客人談生活，談工作，談各自的經曆嗎？不能。但是，在民宿，你隻要為客人端上一杯茶，就可以談論這些。”這個男孩子一臉嚴肅地描述自己的未來：20-40歲替他人打工；40-60歲離開這座城市追求新經曆；60-80歲落葉歸根再回到深圳。
這些年輕人生在深圳最好的時期，他們愛這個城市。自由且富足的生活，讓他們既懂得珍惜，也敢于嘗試。他們因深圳而幸福，深圳因他們而幸運。20世紀80年代的深圳深南大道。攝影曾湘敏/人民畫報
空中俯瞰今日深南大道。40年來，深南大道見證着深圳的改革與變遷。視覺中國供圖
蛇口建成國内第一家日本獨資企業—三洋電機（蛇口）有限公司。三洋打工妹也成為蛇口當年最具象征性的群體。
1984年，當時全國最高建築—深圳國貿中心大廈封頂。攝影江式高
蛇口改革開放博物館内，參觀者在20世紀90年代蛇口制造的收錄機、電視機等展品前駐足參觀。攝影王蕾/人民畫報經濟高速發展，人與社會如何随之進步？2017年，深圳市提出推進市民文明素養提升“六大行動”：修心，養德，守法，尚智，崇文，健體。在深圳市政府看來，改革發展所需的人力資源不僅應具有高新技術能力，更需具備國民文明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
懷德社區幹部們最大的願望，就是居民能夠“精神比物質更豐富，腦袋比口袋更富有”。
潘氏為懷德村的大姓，北宋末年，從河南荥陽遷徙至此，“懷德”，意為懷念祖德。村口的祠堂毀于“文革”。20世紀90年代，在當時的村幹部的帶領下，族人集資重修了祠堂。如今，在現代社區治理當中，祠堂文化和家風家訓發揮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懷德社區正在探尋既提高社會自主管理能力，又提升個人素質的現代化社區治理之路。“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區域長、街長、巷長、樓棟長層級的自治管理架構，輔之以律師、心理咨詢師、禁毒社工、養老機構，扶持培育社會組織，以文體娛樂、慈善關愛、社會服務等方式，從事治安管理、社區關懷、環境衛生、矛盾調解、社區文化建設等工作。個人素質在這一過程中得到提升，社會自我管理能力得到加強。今日的深圳，人口超過2000萬，百米以上的摩天大樓近千棟。攝影喬舟
當年，蛇口填海建港的開山炮響在深圳蛇口五灣與六灣之間的一道山梁上。如今，五灣與六灣之間是平坦寬闊的工業一路，與工業一路相依相伴的，就是曾經響遍全國的“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标語牌。攝影陳建/人民畫報張偉基在被選舉為南嶺村黨支部書記的那天曾經承諾：讓村民吃飽飯，住新房，有錢花，健康長壽。幾十年過去，這些承諾已經實現：2015年，該村年人均收入超過15萬元，村集體固定資産達到30億元。在年輕一代書記張育彪主政的今天，其願望已不限于物質的豐富，而向着人的進步與完善發展。
“我們南嶺村倡導的是共建、共享。這裡的人個個都上班。什麼都不幹、靠收租的包租公是受鄙視的。那種一夜暴富的土豪生活，不是我們要追求的。鄰裡之間的人情味最重要。人與人之間的互相關心、鄰裡相助的溫暖感、看得見的鄉愁，才是南嶺村最吸引人的地方。”張育彪說。
經過四十年的發展，深圳聚集起财富，也培育出健康的社會。20世紀90年代，來過深圳的人記憶最深的可能是頻頻發生的偷竊、城市環境的髒亂。如今的深圳，秩序井然，充滿善意：機動車禮讓，服務貼心，微笑的面孔處處可見。中共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說，深圳“是一座愛心之城、志願者之城，平均每10人就有1名志願者”。其目标是建設“全國最安全穩定、最公平公正、法治環境最好的地區之一”。
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廣東省時要求深圳“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深圳經濟特區取得的成就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現曆史性變革、取得曆史性成就的縮影；深圳的改革開放曆程足以證明，思想解放、對外開放是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不二路徑。
（本報道未署名圖片由深圳市委宣傳部、蛇口改革開放博物館提供）今日的蛇口太子灣郵輪母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