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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山東焦家遺址

時間:2024-10-23 11:59:34

2018年7月10日,“禮出東方—山東焦家遺址考古發現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幕。230餘件陶器、骨器和玉器文物,輔以大量現場發掘實景照片和視頻影像等展品,系統展示了大汶口文化的内涵、地域交流和社會性質等古代文化信息,揭示了中國黃河下遊古代社會文明化趨勢和中華文明的悠久曆程。

航拍焦家遺址。焦家遺址位于山東省濟南市章丘區西北20公裡處。2016至2017年,山東大學曆史文化學院考古與博物館學系對該遺址進行了兩次發掘,發現了夯土牆、壕溝、墓葬、祭祀坑等豐富的大汶口文化遺迹,出土了大量陶器、玉器、骨器等文物,年代距今約5300-4600年。視覺中國供圖五千年前“山東大漢”

焦家遺址位于山東省濟南市章丘區西北20公裡處,1987年當地文化部門進行文物普查時被發現,1992年被列入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6至2017年,山東大學曆史文化學院考古與博物館學系對該遺址進行了兩次發掘,發現了夯土牆、壕溝、墓葬、祭祀坑等豐富的大汶口文化遺迹,出土了大量陶器、玉器、骨器等文物,年代距今約5300-4600年。

為全方位展現焦家遺址的重要發現,此次展覽從“橫空出世——焦家遺址的發現”“王者之城——聚落形态的發展”“禮制先河——墓葬及禮儀制度的形式”“工藝流變——手工技藝的分類”四個方面依次展出。其中,被譽為五千年前“山東大漢”的部族首領大墓M184可謂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個大墓,吸引了許多觀衆的目光。

墓主人身軀和随葬禮器全部經過複原,采用等比例原狀陳列的方式展示當時的禮儀形式。男性墓主身高經實測近2米,葬具為一棺一椁,内外相套,棺椁之間和墓主身上放置着近20件陶器、玉器等随葬品,其中一件玉钺長達18厘米,是焦家遺址目前所見最大玉钺。

提起遠古時期人類,以往大多研究者和公衆認為當時生活艱辛和環境惡劣,所以人身軀矮、體質弱。但焦家遺址的發現颠覆了這種認知,使人們從全新視角重新認識古代人類體質發展狀态。

山東大學曆史文化學院院長方輝介紹,高個子在焦家遺址發掘出的大墓中尤其多,類似“山東大漢”的大墓還有幾處。可能是這些人在部落中等級較高,占有的物質資源豐富,吃的食物又多又好。因為這一時期可能已經進入農耕時代,廣泛種植谷物和飼養家畜,食物來源更加豐富和穩定。“當時主要作物是粟,已經開始飼養家畜,主要養豬。在墓葬中,就發現了豬的獠牙、豬的下颌骨、豬蹄。”

也有專家認為可能與地域分布有密切的關系。事實上,山東人的“高海拔”基因一直在延續。據漢朝史書《史記》記載,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

新石器時代的一個主要特征就是開始制造和使用陶器,在展覽的最後一個單元,豐富多樣的陶器和造型各異的玉器,向觀衆呈現大汶口文化的遠古工藝。展品中,陶器占了相當大比重,器物造型、材質、制作工藝、紋飾等都有差異,制陶業輪制技術普及,燒造火候高,可以生産出質地細膩的薄胎陶器,體現出新石器時代大汶口文化時期的制陶工藝已經達到了較高的水準。玉器制作也異軍突起,既有玉钺、玉刀等禮器,也有形式多樣的玉镯、玉管、玉環、玉墜等裝飾品。玉器形式古樸,造型多變,重功能和實用,不追求過分繁缛的修飾,或形成串飾組成使用,或單件玉飾形成固定搭配在人體上成套使用,這些用玉的原則和規律在玉器發展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

部族首領大墓M184出現在本次展覽中。墓主人身軀和随葬的禮器全部經過複原,采用等比例原狀陳列的方式展示當時的禮儀形式。攝影楊雲倩/人民畫報焦家遺址代表了黃河流域一處極為重要的治玉和用玉中心,在埋葬制度上形成了十分穩定的禮儀制度和文明化标志。這些與早期禮儀制度相關的遺存證據不但在山東地區,而且在全國範圍來說也是最豐富的,為深入研究中國早期社會的禮儀、宗教、思想和藝術等提供了極為難得的實物資料。

紅陶鬹。大汶口文化擁有十分發達的遠古工藝技術,以制陶和玉石器制作最為發達。制陶業達到成熟的高度,白陶、磨光紅陶、黑陶、彩陶、彩繪陶争奇鬥豔,三足、镂雕、動物造型等、手法多變,輪制技術普及,燒造火候高,可以生産出質地細膩的薄胎陶器。王者之城

中國古代統稱東方各諸侯國為東國,并以遠近分,近者為小東,遠者為大東。今天的山東地區就在大東的範圍内,是傳統上東方地區的代表之一。焦家遺址所在的章丘地區本就是考古重鎮,遺址南面5公裡便是城子崖遺址,那是龍山文化最早被發現和命名的地方。而城子崖往西不到兩公裡,又有山東地區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後李文化的西河遺址。曾有專家表示,焦家遺址周圍蘊含着山東地區上古文化一脈相承的一塊拼圖,可以挖掘10年甚至20年。

方輝介紹,已有的考古發掘表明,焦家遺址面積超過100萬平方米,規模超大,是魯北地區迄今所知面積最大的大汶口文化聚落,是距今5000年前後山東乃至中國東部地區規格最高的史前時期墓地之一。

在焦家遺址的考古發現中,以夯土城牆、護城壕溝和高等級墓葬最為突出,焦家新石器時代遺址已成為距今5000年前後魯北地區的中心聚落,是當之無愧的“王者之城”。玉钺、玉刀等王權象征物,城牆内發現以人作奠基的祭祀坑,顯示出古城的統治者當時也是軍事上的首領,在古城中擁有無上的權力。高達62.8%的葬具使用率,在同時期其他墓地中極為少見。遺址中發現有6座大型墓被毀,且每座都是一棺一椁,“墓主人的地位應該很高,墓主人的腿骨、頭骨有被破壞的現象,而且陪葬的陶器、玉器也多被砸,破壞痕迹明顯。這很可能是當時的聚落高層内部權力鬥争的結果”,山東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焦家遺址考古領隊王芬介紹。

衆多新發現表明,焦家遺址所在區域是比龍山文化更早的大汶口文化時期早期文明社會形成的重要發祥地,在距今5000多年前,這裡已經孕育了十分發達的遠古工藝技術,出現了專業化的生産模式,并在實踐中不斷發展提升,這些與當時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信仰密切相關的社會活動,都蘊涵着早期文明的因素。在曆經1000餘年的漫長發展後,大汶口文化過渡為龍山文化,其地域分布更廣,發展水平更高,出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現象。彩陶壺。制陶、治玉工藝在龍山時期得到發展和提升,實現了新的曆史跨越,陶器已采用快輪拉坯技術,制作出磨光黑陶、蛋殼黑陶和白陶器,達到古代制陶工藝的最高水平。

M91出土玉器。玉器制作異軍突起,既有玉钺、玉刀等禮器,也有形式多樣的玉镯、玉指環、玉管、玉環、錐形玉器、玉墜等裝飾品。玉器形式古樸,造型多變,可能還處于玉器發展的初始階段,尚未形成整齊化一的固定格式。玉器重功能和實用,不追求過分繁缛的修飾,玉飾品之間或形成串飾組成使用,或不同個單件玉飾之間形成固定搭配在人體上成套使用,這些用玉的原則和規律在後世多得到延用和發展,在玉器發展曆史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尋根探源

“五千年前正是中國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乃至遼西地區都處于社會分化加劇的時機乃至初期文明形成的時期。在論證黃河下遊地區五千年前後是否進入初期文明階段時,一直缺乏實物材料。山東焦家遺址在距今5000年左右,其發現對探讨黃河下遊地區文明起源有重大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表示。

焦家遺址共發現215座大汶口文化墓葬,墓葬體量、棺椁葬具的形制、随葬品等級高低、多寡等現象,已經表現出明顯的社會分化和等級差别,并且開始形成了很嚴格的禮儀制度。遺址内不但有夯土城牆、護城壕溝、大型聚落居址等設施,更有大批高等級墓葬和大量的玉器、白陶和彩陶高端産品,形成了十分穩定的禮儀制度和文明化标志。王芬表示,從墓葬發掘情況看,墓葬群的墓主人應是古國時期一群掌握着較高權力的人,也可能是權力和家族相結合的一個群落。

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國家産生等重大課題是中國考古要解決的中心問題。根據最新的研究成果,在距今5800年前後,黃河、長江中下遊以及西遼河等區域都出現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來,中華大地各地區陸續進入了文明階段。

在未發現文字記載的上古時代,黃河、長江流域多元文化圈相互碰撞,最終彙聚出中華文明。焦家遺址地處黃河下遊,居于文明起源核心地域之中,對它的深入發掘和研究将有助于揭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并蓄、綿延不斷的形成與發展特征,也能激發考古學者從各地區文化互動的角度思考距今5000年到4000年間中華文明形成的波瀾壯闊的曆程。

焦家考古的收獲為以城子崖為代表的龍山文化找到了重要源頭,對揭示五千年中華文明史,尤其是中國古代東方地區的文明化進程意義重大。焦家遺址以其豐碩成果和無可替代的學術價值入選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更多謎題尚未揭開

大型遺址的考古工作并非“刨地挖坑”那麼簡單,往往要經曆漫長的時間,耗時數年甚至十幾年均不足為奇。據了解,焦家遺址前兩次發掘清理出來的面積僅2000平方米,不過是100萬平方米中的“冰山一角”,衆多謎題仍待解答。

例如,此次考古發掘發現大量灰坑遺迹,包括垃圾坑、器物坑和祭祀坑,還有半地穴式的小作坊,并發現了磨石,以及半成品石器,但尚未發現玉器作坊。考古人員表示,這次出土的衆多玉器中,有一種錐形器,在良渚文化的遺址中出土較多,大汶口文化則較少見,頗有價值。但令人疑惑的是,遺址附近缺少玉料來源,衆多玉器的材質和來源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焦家遺址開掘的遺迹中,62.8%的墓葬有棺椁等葬具。即使在100年前,打制棺材也是很大一筆支出。距今5000年的聚落中有如此大量的棺材,甚至還有一重棺兩重椁,可見此聚落中曾生活着一個龐大的富貴階層。由此而來的,聚落負擔這個階層所倚賴的經濟支柱是什麼?是農業、手工業還是商業?如果有商業存在,它交流的貨物是什麼?連通的遺址是哪裡?走的又是哪條古道?

再比如,焦家遺址發現的城址很大,城址和墓葬的關系是同時還是晚于一個時期?這些還有待于新的考古工作來揭示,也期待有新的發現。而據考古人員們表示,後期考古将集中于勘探遺址全貌,沉澱下去。

“令人欣喜的是,國家博物館以如此快的速度高質量地将最新的考古材料向民衆宣傳和介紹,起到了一個博物館所應起的作用,也為大衆考古起到重要作用。”王巍表示。

(本報道未署名圖片由中國國家博物館提供)

2016至2017年,山東大學曆史文化學院考古與博物館學系對該遺址進行了兩次發掘。

大型遺址的考古工作并非“刨地挖坑”那麼簡單,後續還需要進行長期的多學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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